移情的诸多面向
作者：Dany Nobus
在《论治疗的初期》这篇极少段落论述到分析终止议题的短文中，弗洛伊德坦白地说，自他精神分析的工作生涯初期，他注意到，在他的病人们对朝向他们的精神分析的进展的态度，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在我精神分析实践的早年岁月里，我常常遭遇极大的困难，为的是要去劝告我的病人来持续进行他们的精神分析。这个困难长久以来已然得到了改变。相反，我现在必须花费巨大努力，才能劝导病人能够放弃。” (Freud 1913c:130) [查现在的译文]
弗洛伊德在这里并没有澄清这个难题的主要影响因素。但是，无数的例子可以于此补充，用来证明整个问题是受到了移情起伏的支配。
例如，就在出版《论治疗的初期》不久之前，弗洛伊德曾经告知费伦奇关于他跟爱玛 帕洛思的棘手经验。弗洛伊德曾经同意治疗帕洛思，但是只能到1912年的复活节，就是说只有大约三个月的简短时期：
“对于爱玛，事情继续沮丧地进行着。她已经显露好几个相当令人惊讶的智慧性的洞察力。但是，她并不想要跟你一起进入这个经验，并且似乎并不想要跟我一块来完成这个经验。换句话说，因为移情，她希望延伸她的居留，过了复活节之后，我并不想要这样做。所以，这再一次让我立马凉了下来。 ”(Brabant et al. 1993:362)
这既不是弗洛伊德的第一次遭遇病人不愿意离开，也不是他第一次将这个现象归属于移情的力量。在1900年4月，在这个时刻，他依旧在移情的特性与功能上进行摸索，弗洛伊德曾经写信告诉威廉 弗里斯，提到他对某位E先生的精神分析中移情的影响：
我开始理解到的是，治疗的明显的毫无止境本身是某件规律性出现的事情，而且这跟移情息息相关…….治疗的非症状性结果，基本上对我而言是没有任何差异的，但是，对于局外人而言，却是又一次的令人失望的事情….因为他必须承受和经历我的技术与理论的过错。我实际上认为，未来的个案，只需要现在的一半的时间，就能够得以处理好。 (Masson 1985:409)
弗洛伊德并没有等待太长时间就开始测试他的这个主张。经过大约六个月之后，一位十八岁的癔症女孩，遭受心灵与肉体的一大堆症状的折腾。她的父亲带她去就诊弗洛伊德(ibid.: 427).。跟E先生延续一年多的治疗比较起来，弗洛伊德对于这位后来称为朵拉的案例的精神分析，仅花费了三个月。比起弗洛伊德曾经写信给弗里斯所预期的结果而言，这能够被看做还是有较好结果的个案了。当然，前提在于如果没有处在下面的这个事实的话：这个女孩自己决定要中断她的精神分析，这样，她才能获得她的难题的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而且，弗洛伊德又一次感觉他犯了一个技术与理论性的错误。再次，他将他的病人的行为，视为是她的“移情” [sic] 的必然结果。这样的临床现象涵盖了“在精神分析的进展期间冲动与幻想的新副本”。因为这个时期，这些冲动与幻想被召唤出来，而且被病人了解。凭借着精神分析，病人用医生这个人物，取代某位早先的人物。在一方面，弗洛伊德承认，他当时一定对于朵拉的勤勉视而不见，他才没有看到她对他的认同，其实是对可恨的K先生的认同，而这激发起她想要报复他的欲望。在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又冒险地提出另一假设：他的技术性的错误当时一定是根源于他没有办法引导朵拉注意到她的无意识中对于K太太的同性恋爱的部分 (Lacan 1982a[1951]: 69).]。无论弗洛伊德的错误的特性是什么，朵拉的移情，并没有触发无法终止的精神分析过程。而是相反地激发她过早结束了这个治疗。
几年以后，弗洛伊德运用他从朵拉的个案学习到的东西，来运用到他对另外一位十八岁的女孩的治疗。就像朵拉，这位女孩曾经表达想要自杀的欲望。非常酷似朵拉的另一点，是她的父母对于她的行为感到如此懊恼，所以他们决定寻求弗洛伊德的帮助。这位女孩的同性恋的定向，跟朵拉的性爱旨趣一样，虽然还更加地明显，而且这还作为她的许多症状的基础。当这位女孩产生一系列的梦——在梦里，她扮演一位快乐地结婚后的母亲——的时候，弗洛伊德宣称，她仅是想要欺骗他，以符合她根深蒂固的习惯：背叛她的父亲。
当弗洛伊德了解到这位女孩对于她的父亲具有敌意，同时对弗洛伊德自己作为她父亲的代表，她也无意识地对他具有敌意。弗洛伊德随后自己决定要结束这个治疗，他建议这位女孩应该找一位女性的分析家来继续她的精神分析。透过指出他的病人的梦的产物展现的不诚实，他在病人有机会离开她的分析家之前，就及时甩掉了他的病人。弗洛伊德渴望避开朵拉个案的情况再度上演。可是，再一次，就精神分析过程的持续角度来说，这个移情——在这个个案，对于父亲的无意识的负面的态度——被证实是决定性的关键。
从弗洛伊德探讨移情的讨论能够让我们获得的最初结论是，对于移情的展现会导致精神分析治疗要么不可实施要么就无法终止。由于这种处于移情与精神分析的治疗的进程之间的强烈关联，拉康在第一个研讨班宣称：「我们能够说，移情正是精神分析的概念。因为移情就是分析的时刻。」 (Lacan 1988b [1953–54]:286).[ For a more sophisticated reading of Lacan’s statement, see Soler (1996b).]
在此，这个问题出现，分析家 “对移情的管理” 或某件本身具备移情性质的事情，是否就决定了精神分析过程的持续。弗洛伊德对他在朵拉的个案里的技术性错误的评论，强烈地支持应该继续开展分析，然而，弗洛伊德的立场，在年轻同性恋的女人的治疗中，似乎是反过来的面。相同的模糊嗳昧弥漫在弗洛伊德讨论移情的理论中，尤其是在他关于技术的那些论文以及《精神分析的引论》中。
例如，在《移情的动力学》中，他注意到：”当移情的能力已经变成基本上受限于负移情的时候，如同妄想狂的个案，那治疗的任何可能性都将不再存在” ’ (Freud 1912b:107)。一个不同的描述，出现在探讨“移情与爱”的论文里头，他暗示性地强调分析家那里移情的力量：”当医生首次经验到这个移情与爱（病人的爱恋），他将会很容易掌控精神分析的情势，就需要保留他的理解，来避开这个错觉，治疗确实结束了”。 (Freud 1915a[1914]:162, italics added).
似乎，对于弗洛伊德而言，整个的问题的线索就在于移情具有不同的面貌。移情温和的正面的、意识中的那面是有益的，对于精神分析的持续而言。另一方面，从移情的阻抗层面来说，由分析者朝向分析家的无意识的负性的、带有敌意的，或强烈地色情感受，可一窥其轮廓。移情的抗拒的层面是导致失败的要因，除非分析家成功地对这些起源于分析者的幼儿时期的负移情加以解释。 (Freud 1916–17a[1915–17]:444; 1940a[1938]:174–177).
因为他将分析者的（敌意或色情的）移情感受，作为是被压抑的无意识模式的蓝图(Freud 1910a[1909]:50–51),弗洛伊德由此界定了分析家的工作，也就是说，是在掌控移情和展开通往记忆的精神渠道的基础上，来对重复的方面加以克服的工作。当拉康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重新阅读弗洛伊德的技术性论文的时候，拉康逐渐变换了弗洛伊德的移情术语的这两个构成的轴线（正面的与负面的，分别对应着，意识的与无意识的），拉康将它转换成他自己所划分的结构性分类中，即处于想像界与符号界之间。(Lacan 1988b[1953–54]:284).
透过强调共情的想像与符号的维度，拉康立即尝试解决弗洛伊德的谜团，为什么移情同时是精神分析治疗的动力，又是阻抗最强有力的武器(ibid.: 284)。对于拉康，仅是依靠移情的这两种层面，这一临床的谜团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上；它必须透过想像界与符号界的辩证法来加以理清。
结果，弗洛伊德曾经描绘过分析的持续有赖于分析家处理本质上具有伤害性的移情层面的技能，即透过揭露他们在被压抑的、幼儿期冲突的根源。拉康强调，分析家的责任在于保证：移情没有瓦解成为想像的妒忌，敌意，与竞争关系。同时，拉康并没有抛弃在移情里，爱与恨的各种特质。相反地，他主张，爱与恨都是符号界与想像界的两个中心组份，这具有如下的警示意义：即每当爱与恨运作时，总是会有一个额外的，通常被忽略掉的无知因素。
除了这个问题，关于移情如何影响精神分析会谈的持续，（关于它的区分性的形式或为了保证分析家对它的处理），弗洛伊德也为移情的起源问题所吸引。移情的现象是由于精神分析治疗的条件下所焕发的，还是说是某件由神经症者身上自然流露的性情延续下来的东西呢？假如移情是受到精神分析本身而得以触发的，那么它是应该被归因于分析家这个人，还是应该被归为精神分析的进程的独特性所致使的呢？通过精神分析的进程，假如移情能够被解释的话，那么，移情的诸种成分里，哪一个才是最为重要的呢？
弗洛伊德在许多他的著作里触及这些问题，但是他都没有给出一贯的答案。在杜拉的个案，他捍卫这样的观点：移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需品”，而且并不是被精神分析创造出来的，它仅是作为病人无意识倾向的精神分析的启示部分而得以激活罢了。(Freud 1905e[1901]:116–117).
他在《移情的动力学》中，照搬了这个观点，但是随即就去挑战了它：移情是一种专属于精神分析的现象。可是，不久之后，在他的探讨移情的爱的论文里头，弗洛伊德的观点又倾斜于另外一边：分析家必须认识到，病人掉入爱情，是由于精神分析的情境所诱发，并且不能被归为他自己的人格魅力。 (Freud 1915a[1914]: 160–161).
但是，弗洛伊德在杜拉的个案中给出的解释，却又重新出现在他的《精神分析引论》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正在处理这样的一个跟疾病的本身的特性息息相关的现象….我们并不相信在治疗的情境能够证实这些感受发展的正当性。虽然精神分析治疗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让病人能够把这些感觉移情到分析家的身上。 (Freud 1916–17a[1915–17]:442).
跟弗洛伊德的观点比较起来，拉康对于移情来源的看法，既是相较来看不那么含糊不清，却也更为激进。拉康确信弗洛伊德在杜拉个案的行为时，他断言称移情—在此应该被理解为有害的想像的层面—移情总是拥有相同的方向，它指示着错误的时刻与分析家的定向。 (Lacan 1982a[1951]:72, translation modified).
随后，拉康也认为分析家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以便能够让符号的移情显现出来。不是简单地凭借说分析者将他错认为某个其他人，也不是透过引入自由联想的规则，而是透过具体化被假设知道的主体的功能。
透过排斥这样的观念，即移情被认为是神经症患者自然流露的结果，拉康进而主张，移情是由分析的设置所焕发的，特别是分析家自己的暗示。 因为分析家实际上在移情里被牵连，而不管它的形式与结构会是什么样的，拉康继续陈述说反移情并不是分析家的邪恶，而是分析者的移情的必要对应物。(Lacan 1991b[1960–61]:233).
因为拉康的缘故，反移情这个概念不应该被用来看成是分析家技术性的失败，而是应该作为一个这样的观念，即在分析者的移情里[ ]转达了分析家不可避免的卷入。拉康并没有将移情指定给神经症情势下的诡计，或是归属于精神分析的人为设置，相反，拉康为在整个过程中分析家的责任进行辩护，最后他挑衅性地在这句名言中总结出他的观点：在精神分析里，仅有一个移情，那即是分析家的移情。 (Lacan 1973–74: session of 19 March 1974).
分析家根本上共享着与分析者的移情，这让拉康在1960年代期间大胆地排斥弗洛伊德的那个经常性地将移情与重复等同一块的观念。虽然拉康自己在1950年代曾经支持过这种立场。拉康逐渐地体会到：将移情视为是纯粹地重复旧时所被压抑的婴儿期的冲突，是某件完全与分析家的立场无关的异类物。这样的立场不但将分析家的责任化简成为仅具有治疗的方向，而且限制了分析家操控移情的能力。如同我将证实的，在这个章节的下一部分，分析家在分析者的移情中无可避免的含义，并不是唯一引起拉康要将移情与重复加以分开的动因。但是，这确实是最为临床性地有见地的一个因素。
直到现在，从弗洛伊德探讨移情的散见文本出发，我已经呈现了两个系列的问题：“移情如何影响精神分析治的持续时间？”与“移情从何产生？”能够被增加到这列问题的名单中的第三个问题更具争议性，就是移情与暗示的差异问题。
假如分析者的温和的正面的移情构成了精神分析成功的担保，（至少在弗洛伊德的治疗观念中），精神分析的影响如何能够跟那些在传统的催眠形式以及与其他的心理治疗实践凭借暗示所获得的影响加以区分呢？假如分析家被认为利用分析者的温和的正移情，控制所有它辅助的表达形式是为了获得渴望的那个成果，那么他们根据权力的立场来行动，涉及到怎样的程度呢？还有到底是什么阻止他们不会滥用分配给他们的这种权力呢？
在《移情的动力学》中，弗洛伊德并没有避开这样的命题：“假如暗示意味着一个人正在被另一个人所影响的话，精神分析的成果显然有赖于暗示“。(Freud 1912b:106).
透过更进一步地发展在他的”精神分析引论“中的这一点，他给予他的听众这样的印象，病人的移情倾向(Ubertragungsneigung)，跟伯恩海姆的暗示性的观念是同义词，只是前者的活动领域被延伸到了包含负面的感受。而且要以人们愿意承认这个暗示性的力比多引擎为条件(Freud 1916–17a[1915–17]:446).[ ]。移情与暗示之间的这个无法分开的联系，逐渐削弱精神分析技术的原创性，并且可能促成它的恶化。当面对这种反对意见的时候，弗洛伊德随后更详细地说明他的观点，透过提醒人们注意有一个双重鸿沟，将直接把催眠与精神分析的暗示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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