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的生命
怀念苏淇老师
孟元勋
作者系繁峙县南关村人
曾任繁峙县五·七大学副校长
县委通讯组组长，光明日报社记者
雁北地委、大同市委农工部副部长
五寨县委第一副书记、静乐县县长
忻州市环保局局长，忻州市人大副主任
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已出版诗集《母亲的颂歌》
《五台山诗稿》《农村新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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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老师离开我们已19年了。老师的音容举止却难以忘怀，让人梦绕魂牵。
1962年9月，新成立的南关“农中”教室里，第一次出现了老师的身影：中等个、方脸，尤其是他温言细语的交谈，亲切之感油然而生，不由人憧憬与自信的浪潮亦骤然荡胸。他就是我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苏淇。
老师独特的讲课风格，磁铁般地吸引着人的注意力，把你带入精彩的世界。讲李白的诗，仿佛他就是李白，赋予“白发三千丈”的浪漫与豪放；讲杜甫的诗，俨然他就是杜甫，感悟“茅屋为秋风所破”之凄凉与无奈。他从不厉颜训人。但我们对老师却是膜拜般的尊敬。在点滴小事中，无不闪烁着良师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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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中”设一个班，有18名学生，其教室，是校园里3间的过街楼，两间为课堂，一间是条大炕便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同学们轮流值日，也给老师打水。往往饭后，他从伙房提一壶水上来。我们尴尬，他却不在意。他把几个男生招呼了过去，一起住，偶尔海聊，大部分时间是涉及课外知识，谈他读书写作的体会。他发表了稿子的剪报、长篇小说《我和玉英》的初稿以及他买的大量名著，都是我们的课外读物。他要把每部书的作者，中心思想，创作背景等等讲给你听。师生之情其乐融融。
老师的卧室，成了全班的阅览室、创作室和“文化沙龙”。同学们读写积极性“井喷”似的迸发了出来。我们每天一篇日记，一周一篇作文。老师则篇篇判阅，常面对面地修改和讲评。作文发下后，同学们争相传阅，看谁的文字下画得红圈圈多，以及批语内容。那时，老师同时攻读函授大学，也热情地创作，他把灯泡放低再遮上报纸，翻书揭页轻轻的，怕影响我们的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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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言传身教，使我们进步很快。县教育局调去我们的作文，在县城中学作范文展示。李玉娥同学写得小剧本被地区文化馆采用，印成单行本。杨维新、姚玉富等许多同学成了县有线广播站通讯员。每当听到屋檐下的县有线广播小喇叭，播报我们的稿子时，同学们的心里乐开了花。是苏老师点燃了我新闻写作的兴趣，开启了我的记者之路。
老师出生在我县东部偏远的三岔村，他排行为五。饱受苦难的山里人，多么企盼能出个念书人，改换门庭，遂给他起小名叫“贵才”。
老师七岁丧父，从小在艰难和劳动中磨练。他上代县高中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为省车费，往往步行90多里到学校，有时还背担些干粮、炒面什么的以弥肚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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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衣着很简朴。一双红皮鞋磨得茸茸的，穿了多少年了？不得而知。他却视之如宝。《牛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普希金诗选》、《水浒》、《青春之歌》等大量书籍正是他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买的。在节俭与慷慨之间，彰显得何止是他对知识之痴迷，更可窥见其进取之人生境界。
按规定，每个学生每月要缴1.5元作为老师的工资，不少人按时缴不了，有的拖得很久。经济并不宽裕的老师却一声不吭，后来，对困难的学生干脆不收了。
在初二下学期开学之际，老师要调到县城任教，师生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常结队去看望他。他住在县城一道街两间的租房里。师母宫慧兰贤淑而文静，也是名小学教师。他们有了小宝宝。我们对可爱的小家伙玩耍逗乐。老师则在一旁会心地看着笑。一种为人之父的崇高与欣慰难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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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要多嘱几句：“左琇老师（后任的语文老师）是全县语文权威，德高望重。要尊重左老师”。老师的为人做事，深深感染着我们。他在我们这些蒙昧的孩子心中，树起一座高尚的人格丰碑。
一次，我去看他并很幸福地和他在一家照相馆合影，理应由我付钱，而老师却早早结了账。学生们到他家里，老师总要留住吃饭，给你挟菜拨饭，情同父兄。
1965年，我们初中毕业，有6名同学考入中专，这使他倍感欣慰。他常去书信，关心我们这几位的学习和生活。得知我的中考作文分数是农校第一时，他严肃地对我说：虚心使人进步。老师严父般的垂爱，像团火至今暖在心头。
中专毕业后，我萌动了在村改变面貌的念头，在我犹豫夹杂点胆怯之际，老师果断地肯定了我的想法，列举了在农村成就事业的有志青年的例子，着重介绍了鳌子头大队的先进经验和回乡青年李宏如的先进事迹。我深受鼓舞和启发，也体味到他慈母般的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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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里，我经历着磨练，也品味着收获。1970年，我出席了全地区召开的学“'毛著’双代”会。在“学大寨”中，我曾遇到了困难与阻力向老师诉委屈。他静静地听着，眼神凝视着。他向县领导反映了情况，李宏如主任第一时间到现场给予支持。
那时，老师为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兼学大寨办公室主任。他每年下乡蹲点是'先进工作者’。他在富家庄大队蹲点，一年拓荒辟出果园500亩；粮食总产量增加60%；农民日工分值由过去的0.4元增加到1.2元。显著成绩的取得，需付多少心血与汗水，要经受多少困难与曲折呢？他该向谁诉说呢？他的人生历程不正是一本有益的“教科书”吗？
2018年4月28日，我们一行4人，迎着晨曦，循着老师的足迹，迈进了柏家庄乡万民庄村。此行目的，我们不仅是重温老师当年敢为人先的改革壮举，更是为了接受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生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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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头院落，在农家炕头，万民庄人对1979年解体“大集体”，分田到户的情景尤在眼前。74岁的樊普老人是村里多年的会计，动情讲述着一个个刻骨铭心的故事......
“万民庄有3020亩耕地，493口人，天生的条件并不赖。但是，人们把集体打了'靠棚’，出勤不出力。结果是：地不打粮草疯长，牲口无草人无粮。劳动一年倒分红，吃饭就靠供应粮。
从1976年到1978年，乞讨现象年年发生。一到青黄不接，人们结队去要饭，离村出走的那阵儿，哭哭嚓嚓的情景真伤心痛了······”
当老人诉说着他和邻居去要饭的经历时，酸楚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不停地摇着头：“真正苦到底了，苦到底了！”口里喃喃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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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冬，受命于危难之时的老师又一次驻进了万民庄。锅锅旱烟萦系着他的思绪，碗碗苦菜滋养着他的父母情怀，席席交谈共振着干群脉搏。万民庄人，把这位进农家，吃配饭，摸实情的“官”当亲人看待，心里话愿和他倒腾，企盼、建议、怨恨甚至牢骚、骂娘，声声注入他耳里。一双双苦涩而期待的目光，似铅球般重击着他--一个公社党委书记的心扉。
柏家庄公社是闻名的“二道川”，也称“米粮川”，是革命老区。“万民庄”是以烈士郝万民命名的村庄。面前的严峻问题是需迫切解决农民的吃饱饭。
他苦苦地思索着：长期贫困的“结症”不是土地，不在人，是出在惯性的体制上。落后体制不破，一切都是空谈。一个个不眠之夜在“吞烟吐雾”中熬过，一身身的冷汗令他心跳不止。
他清楚，这样的抉择涉及到的是“路线”和“方向”，是严肃而敏感的“政治”问题。他更明白，让农民吃饱饭才是最大的政治，是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更应承担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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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提出在万民庄试行“包产到户”的想法时，公社党委会的会场气氛瞬间凝固。一道道吃惊的目光聚焦在他的脸上：有深切的疑虑，有苦涩的无奈，也有捏汗的发问：“这不是复辟资本主义”吗？有好心人劝他不要惹事了，小心遭牢狱之苦。但有人坦言：穷不过个讨吃，万民庄已穷到这样儿啦，再咋闹也不过分。
万民庄不声不响地迎来了1979年的春天。原生产队宣告解体；田地全部分到户，以户经营，所产下的粮食全归农户。
万民庄沸腾了！消息不胫而走。县委书、地委书记来了，在事实面前该说什么？肯定还是否定？娘呀！天大的为难“问号”，飘弋在驰去的汽车尾汽里。老师淡淡地说：“没有否定就是肯定”。
秋后，万民庄农民开心的笑声更让他自信。当年，粮食产量26万斤，是解放以来的最高年。农家小院、房上、窑顶，垒垒摞摞的黍谷玉米，堆金叠翠，童话般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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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支书刘喜元领我们来到万民庄旧村。古老的村庄尽收眼底：一群“退休”了的土窑洞，有张着嘴的，有瞪着眼的，似乎向来人诉说着什么；歪七裂八的“茅草房，”有的前檐用圪榄支着如老态龙钟的扶杖老人。有的窗户用秸秆堵着，教人窒息；屋顶和窑上遮缮着的零乱的塑料布随风抖动，发出“嗦嗦”的声音，不禁给人以遐想：是当年无畏的呐喊声吧。此时，我更深切地体悟到的是老师那颗“为生民立命”的心，仍在剧烈地跳动与震颤。
樊计生、刘喜喜等村里的一些老人和刘书记，得知来人是老师的女儿、侄儿和孙子时，高兴极了，赶紧围拢过来，争先恐后地说：“苏书记是个好人，大好人。当年，他冒着坐禁闭的危险为我们分田到户，人们永们也不会忘记他”。
万民庄，一个名声在外的“讨吃”村，成为山西省第一个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领头羊”。时任省委书记的王庭栋在全省大会上感慨道：十分佩服这位公社书记的远见与胆识。在全区“三干”会上，雷鸣般的掌声为他礼赞。而他并无“弄潮儿”的荣耀，只觉得肩上的担子更加沉甸甸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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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和一班人，还紧紧抓住“水”这篇文章不放，排除干扰，“打井浇地”。随着电闸的启动，碗粗的清水喷涌而出，一时间，笑声、呼叫声、水鸣声响彻村庄上空。人们酣畅地品尝着无尽的甘甜，尽情地体味着党的恩泽。那年，共打井23眼，发展水浇地3500亩，一举结束了柏家庄无水地的历史。
老师还担任过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和县委农工部长，不论干啥都尽心尽责，成绩斐然。在城关公社时，他搞大规模的科技创新，《光明日报》曾以《公社办科协，开创致富路》为标题对其先进事迹作了报道。在县委农工部长岗位上，全县农村深化改革的步子扎实推进。
1975年省委政研室曾拟调他去工作。这是个多么难得的机会，他很想去，但听从县委意见，无怨无悔地留在了县里。体现了他有极强的组织观念。在县人大副主任岗位上，老师圆满地画上了政治生涯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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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行各业，几乎都有他的学生，也有不少当领导的，但老师从未让他们帮过忙。人们找他办事，他却尽心尽力。老师特别关心在村里的学生情况。他常说： “心地善良是为人之基，办事公道是处世之本”。如今，老师的谆谆教诲仍鸣于耳。
1999秋，老师“肺癌晚期”的复诊结果出来，令人震惊。人们瞒着他。其实，老师都清楚，只是不说，不愿使亲人难过，坦然淡定，依然有说有笑。但，病情日趋恶化。
2000年1月13日，老师走完了他61个春秋的人生，安然地步向了另一个世界。
老师去了，但他锐意进取的精神，高尚的人品，将永远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他给予这个世界的大爱厚德将激励我们前行。
这是不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责编：康所平 图文：侯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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