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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世骇俗-黄埔军校首招女学员,“女四杰”之一差点成为元帅夫人

#头条创作挑战赛#世人皆知“黄埔三杰”-陈赓、蒋先云、贺衷寒,殊不知黄埔还有个“女四杰”-胡筠、赵一曼、游曦、胡兰畦。

本文就聊一聊黄埔第五期女学员的事,尤其要说一说被称为“黄埔女四杰”的四位女学员。

黄埔五期学员-蜀中女杰胡兰畦

惊世骇俗-黄埔军校首招女学员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城,随后便在武昌建立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除了招收男生之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还做了一件破天荒的事情,那就是面向全国招收女生。

在此之前,女孩子上学都是罕见的事情,女孩子上军校更是闻所未闻的奇事、怪事,因此,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收女生的事情可谓惊世骇俗,消息一出,社会各界议论纷纷、一片哗然。

一时间,国民党右派的反对声,封建势力和守旧人士的责难声不绝于耳,他们百般阻扰、刁难,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女生上军校”这个新生事物。

而中国共产党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非常明朗,那就是坚决拥护,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仅动用一切力量促成了这件“有益于女性解放”的好事,而且在武汉分校争取到了主导地位。

让我们看一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人员组成情况:

首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由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负责筹备,军校建成之后,邓演达担任了武汉分校首任校长。

其次,“和平将军”张治中担任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学生总队长),政治总教官则是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恽代英。

特别要说明的是,邓演达虽然是武汉分校的校长,武汉分校的日常工作却由共产党员恽代英同志负责主持。因此有人说,恽代英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没有校长头衔的校长”。

黄埔武汉分校旧址

再看军校中的其他共产党员:

武汉分校政治部主任由共产党员施存统担任,共产党员叶镛、陆更夫也在军校政治部担任重要职务;

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大都是共产党员,其中包括高语罕、谭平山、沈雁冰、李达、李汉俊、许德王行等人;

还有大量共产党员担任了武汉分校中下级军政干部,比如: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大队第一队队长徐向前,女生队指导员彭漪兰、钟复光等。

有意思的是,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陈毅当时的公开职务是政治部准尉文书,可是,陈毅还有一个不公开的职务-武汉分校中共负责人。

因此,尽管恽代英、施存统等人的职务都比陈毅高,在公众场合,陈毅要服从恽代英、施存统等人的管理,可是,在党的组织里,他们却都是陈毅的下级。

这样一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虽然挂的是国民党的招牌,实际上却被共产党人所掌握,以至于国民党内有人说:“武汉分校差不多是帮共产党开办的”。

再来说说武汉分校招收的第一批女学员。武汉分校招收了213个女学员,其中有在校女大学生、女中学生,也有不少家庭出身不同、年龄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进步女青年。

她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结婚成家,当了母亲,也有“逃婚”的、缠过足的。

但是,213个女学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她们都有敢于冲破封建藩篱,找寻自己出路的勇气。

1927年2月12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213个女生身穿与男生一样的深灰色军装闪亮登场。

若干年之后,这213个女学员中出了很多名人,其中就有著名的“黄埔女四杰”:

红军第一位女师长胡筠,抗日英雄赵一曼,广州起义的烈士游曦以及抗日女将军胡兰畦少将。

还有四个女学员后来成为新中国三位元帅的夫人,分别是:

聂荣臻之妻张瑞华;叶剑英两任妻子曾宪植、危拱之;徐向前之妻黄杰。

“黄埔女四杰”之胡筠烈士

胡筠出生于湖南平江县的一个富裕家庭,叶挺率北伐先遣队到达湖南平江的时候,胡筠不顾家里的反对,只身投奔革命,加入了叶挺独立团。

在叶挺独立团,胡筠主要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她自编自演了不少鼓舞士气的诗词、歌曲,深受叶挺独立团将士们的欢迎。

在叶挺独立团期间,胡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次年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在武汉分校,胡筠是全校闻名的“神枪手”,她的射击成绩不仅在女生队位列前茅,就连同期的男生都对她钦佩有加。

胡筠烈士唯一的照片

离开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之后,胡筠回家乡组织起了游击队,凭借在军校里学到的军事技能,以及在实战中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胡筠的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游击队从几十人逐步扩充到了数百人。

1930年,“神枪手”胡筠已经成长为威风凛凛的红军赣北独立团团长,凭着一般女性少有的胆魄和扎实的军事能力,胡筠指挥独立团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成为在赣北闻名遐迩的英雄人物。

在一次与国民党正规军的作战中,胡筠不畏强敌,沉着冷静,由于指挥得当,独立图一次就消灭了敌人一个团的兵力。

一次次胜利让胡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老百姓把胡筠称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形容她为“一剑能挡百万兵”的穆桂英,国民党则把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数次发出“通缉令”要缉拿胡筠,悬赏金最多的一次竟然高达10万大洋。

胡筠后来担任了红军第八师师长,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唯一的一位女师长。

然而,正当胡筠的革命前途一片大好的时候,一场扩大化的“肃反”运动波及到了她,1934年1月,胡筠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被误杀在江西铜鼓县冷水井,年仅36岁。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组织重新审查了那段历史,最终决定为胡筠平反昭雪。

倘若胡筠没有蒙受那次冤屈,不出意外的话,胡筠完全有资格跻身于新中国开国将军之列。

“黄埔女四杰”之赵一曼烈士

赵一曼是四川宜宾人,原名李坤泰,她出生于家境殷实的地主家庭,却对地主和一切剥削阶级深恶痛绝,一心想为穷人讨公道、谋幸福。

1926年,赵一曼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为军校女生队的一名学员。因为思想进步,学业优秀,赵一曼与胡筠、游曦、胡兰畦并称为“黄埔女四杰”。

大革命失败后,赵一曼被迫离开黄埔军校,在组织安排下,赵一曼远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1928年,赵一曼从苏联学成回国,她先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秘密工作。

“九一八事变”之后,赵一曼接受组织的委派去了东北,在东北期间,赵一曼领导工人运动、开始地下抗日工作,后来又组织了抗日游击队。

在哈尔滨以东的游击区,赵一曼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屡屡打击日伪势力,当时,哈尔滨人把赵一曼称为“红枪白马”的东北女侠。

1935年11月,赵一曼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俘,日伪对她施以酷刑、威逼利诱,却始终未能动摇赵一曼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

赵一曼烈士

1936年8月,赵一曼被日伪毒杀于珠河县(现在的黑龙江省尚志县)小北门外,年仅31岁。

“黄埔女四杰”之游曦烈士

游曦是四川巴县人,1926年,游曦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为黄埔军校录取的第一批女学员之一,时年刚满18岁。

当时报考武汉分校的四川籍学生共有300多人,经过严格筛选之后,最后只录取了30个,游曦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期间,游曦活泼开朗,表现出色,她曾担任过女兵班班长等职务。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游曦被迫离开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遵照党组织的指示,游曦与30多位女同学去了军官教导团。

南昌起义的时候,游曦与教导团里的共产党员被解除了武装,危急关头,游曦沉着冷静,想方设法离开教导团南下广州寻找党组织。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部分女学员合影

“广州起义”爆发的时候,游曦领导的女兵班担负起义指挥部的警卫工作,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反扑的时候,游曦率领女兵班在珠江北岸设防

当晚十时以后,起义军主力部队已经撤出广州,但是,游曦和她领导的女兵班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她们仍然坚守在自己的阵地,顽强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游曦指着飘扬在阵地上的红旗对同志们说:“为了保卫苏维埃,我们要跟敌人拼到底,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就要高举这面红旗。”

战斗到最后,游曦等战士弹尽粮绝,当敌人再次扑来的时候,游曦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扑向敌人,最后壮烈牺牲,年仅19岁。

“黄埔女四杰”之胡兰畦

胡兰畦是四川成都人,她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小就接受过系统完整的教育。

1926年春,胡兰畦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广州,她认识了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共代表人物

1926年秋,胡兰畦离开“中央妇女部”前往北伐前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生并筹建“女兵队”的时候,胡兰畦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批231名女兵中的一员。

大革命失败之后,胡兰畦离开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来,胡兰畦在何香凝的领导下做妇女运动,因为发表过抨击蒋介石的文章,1929年,蒋介石点名将胡兰畦驱逐出了江西。

黄埔武汉分校女生队

“淞沪会战”期间,胡兰畦自告奋勇成立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她组织妇女上前线救伤兵、运弹药,还经常帮一些没有文化的士兵写家书,她还创作了不少鼓舞士气的文艺作品。

胡兰畦的抗日救国举动在当时影响很大,胡兰畦因此被授予少将军衔,当时,全国只有七个女性被授予将军军衔,胡兰畦就是其中之一。

许多朋友都知道,胡兰畦与陈毅之间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三年之约”。

胡兰畦曾经有过两段不幸福的婚姻,她与陈毅则是志趣相投的挚友。

第一次与陈毅相识时,陈毅刚刚从法国留学回来,陈毅当时是重庆《新蜀报》的主笔,因为钦佩陈毅的才华,喜欢陈毅的文章,胡兰畦与陈毅结为了无话不谈的挚友。

1938年初,胡兰畦在南昌与陈毅重逢,陈毅与胡兰畦互生爱意,有意结为夫妻。

此时,胡兰畦早已从第二段婚姻中解脱出来,陈毅也是单身,按理说,他们的婚姻不存在什么障碍。

然而,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同志却不同意这桩婚姻,项英副军长的理由是:胡兰畦目前在“国统区”工作,是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

一旦和陈毅结婚,胡兰畦的身份就会暴露,这样不利于工作,甚至可能危及她的生命。

项英同志的话在情在理,无可辩驳,陈毅和胡兰畦只好打消了结婚的念头。

陈毅 胡兰畦

临分别的时候,陈毅与胡兰畦立下了三年之约:“为了革命大业,我们必须服从大局。”

陈毅说:“如果你我三年之内不能结合,那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

在南昌与陈毅分别之后,胡兰畦返回“国统区”,继续战斗在党的隐蔽战线,从此之后,胡兰畦的心里一直默默牵挂着陈毅,关心着陈毅的安危。

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也因为严格的工作纪律,胡兰畦与陈毅此后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1947年,胡兰畦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陈毅阵亡”的报道,胡兰畦信以为真,伤心欲绝。

不久之后,胡兰畦以准儿媳妇的身份去了陈毅的老家,她把陈毅的父母接到成都悉心照料,还把自家的果园、田地和房屋一并送给了二老。

全国解放之后,胡兰畦得知陈毅不仅好好活着,还当上了上海的市长。胡兰畦喜出望外,立即动身赶往上海。

然而,胡兰畦没能见到她日夜牵挂的陈毅,出面接待她的是陈毅的副手、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

潘汉年非常婉转地告诉胡兰畦,陈毅市长陪夫人看病去了……

听到这句话,胡兰畦什么都明白了,随后黯然离开了上海,从此再未婚嫁。

假如不参加革命,胡兰畦应该可以衣食无忧、平平静静地度过一生;假如不是顾全大局,胡兰畦与陈毅当年就会幸福地结为夫妻。

然而,为了崇高的理想,胡兰畦和陈毅在革命事业与个人幸福之间选择了前者。

此后20多年,胡兰畦受尽了波折,晚年时,胡兰畦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她极尽所能,为中国的老年事业做了许多贡献。

1994年,胡兰畦因病在成都去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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