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和他的女儿（八）
玲玲的弟弟亚南，这几天已经跟楼上楼下几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小孩混熟了，玲玲下班以后，发现弟弟不在家，就问父亲：
“爸，亚南呢？”
父亲这会儿正在空空如也的客厅里用塑料袋缠一把破旧的藤椅，一边缠着，一边说：
“我也不知道他野哪儿去了，这小子刚来这么几天就学得这么野。”
“爸，你要好好管管你这宝贝疙瘩呢，我中午还布置功课让他复习呢，你看现在又不见了。”玲玲说着就进厨房和面做饭了。
“他狗日再胡跑，我迟早要把他送回老家去。”
李宝仓正骂着，宝贝儿子回来了，他先进到厨房里，看有什么吃的没有，被姐姐训了一顿又出来了。李宝仓听见儿子回来了说了句：
“南南，你再整天胡跑，我就把你送回老家去呢。”
玲玲想父亲今天一定会狠狠地教训一顿弟弟不可，可是，不料父亲竟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就没再吱声。
李宝仓属于那种对女儿管教严厉，却宽容和溺爱儿子的人，他尤其疼爱和娇惯小儿子，经常管小儿子叫“我的宝贝疙瘩”。亚南六七岁的时候，他一回家都要抱起驾到脖子上，或爬在地上给儿子当马骑，对此，玲玲小时候很不服气，想她从来不记得父亲把她驾到脖子上过。但现在玲玲并不是妒忌父亲对弟弟的娇惯，而是想父亲继续这样下去会惯坏弟弟的。
亚南小时候被父亲驾到脖子上或抱在怀里掏惯了兜儿，甚至家里来个亲戚朋友也要挤到人家怀里掏这掏那，掏出钱来就要买糖吃，弄得客人们很尴尬很不好意思，长大后这毛病也一直没改掉，在学校总爱翻同学的书包，回到家里，总想这儿摸摸，那儿掏掏，不摸不掏，手就痒痒。这不，他跑到厨房找吃的，被姐姐训了一顿出来，就又到两个卧室里去掏父亲和姐姐脱下的衣服口袋，没有掏出什么来就看见了姐姐挂在门上的小提包。他拉开拉链，将手伸进去掏出了一封信，和一个长方形的手绢包，他扫了一眼信封，知道是哥哥来的，又打开手绢，一看里面包的是一沓子钱，就高兴地喊道：
“爸，我姐开工资了。”
玲玲听见，从厨房里跑出来，弟弟却已经把钱拿到了父亲的眼前，她扑上去一把将钱夺了过来，骂了一句：“哪儿你都能掏到。”就装进兜儿里去了，这时候父亲问道：
“玲玲，你上个月的工资不是都交给我了吗，现在又不到开工资的时候，你哪来这么多钱？”
“我？”玲玲说着瞪了弟弟一眼，“我跟别人借的。”
“钱咱家里不是有吗，你跟别人借钱干啥？”
玲玲从小不会撒谎，至此，只好说实话了。
“我哥来信要钱。”
“你哥我上个月才寄去二百元钱，怎么又要钱，哼，这小子花钱手也太大了。”
这时候亚南从信封里掏出了信和照片，他看了一眼照片说：
“爸，我哥找对象了。”
“嗯？”李宝仓停下手中的活儿，从小儿子手中接过照片看了看，脸上就露出一副得意的笑容，“这小子准是找对象了，怪不得又要钱，好，明天寄二百去。”说着又仔细地端详着照片上的姑娘。
“爸，你的钱不是有用吗？”玲玲说。
“有用，钱咱还能没用呢？但用就要用在正经事上。”
李宝仓在说这句话时洋溢在脸上得意的微笑尚未退却，但即刻又变得极为严肃地对女儿说：
“你哥来信要钱，你给我说一声，钱咱家里有，跟别人借个什么钱，我说，你借谁的，立马给谁还给，我明儿到银行去取钱给你哥哥寄。”
李宝仓在借钱这件事上伤过脑筋，那还是七十年代末期，他好不容易存了四百块钱，被矿上的一个老乡准备结婚时借去。老乡结过婚后，他想人家可能手头紧，一时没好意思要，过了将近一年，他没想到老乡竟然翻脸不认账了，官司一直打到矿武装保卫科，武保科要让他找出第三个人出面作证他给老乡借了钱，而借钱只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哪有第三者知道，无奈四百元白白地被人骗走了。从此，李宝仓发誓再不给别人借钱，自己也不管别人借钱。所以当他听到女儿跟别人借钱时，就一肚子气。
第二天，李宝仓上完早班，回家吃过饭，尽管浑身非常疲劳，想睡一会儿，但还是强打起精神到银行去取钱。一路上，儿子寄来的照片上那个漂亮姑娘的笑脸，一直笑得他心花怒放，心想，儿子一毕业就结婚，等他退休后就能抱上孙子了。想到退休后能够清闲地在家抱孙子，他浑身的疲劳就顿然消失了。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当他从银行把钱取上，连同存折一起装进裤兜儿里的时候，一双贼眼就盯上了他。
李宝仓一路上的心情很好，快到家属院门口的时候，他听到一阵“咣，咣”的锣声，走进去一看家属院楼下面围着一群人，就又凑到跟前去看，原来是安徽来的几个耍猴的，他看了看，小猴子耍得挺有意思，就伸长脖子一直看，看到猴子耍罢，接着又是几只小狗钻火圈儿，一个人就捧着破毡帽向众人要钱，他怕要到自己头上，才雅兴未尽地离开，上楼去了。
回到家，李宝仓一摸裤兜儿，心就“咚”的一下，像枯井里掉下一块石头。当他摸遍浑身上下，将几个衣兜儿都翻出来后，已然没有钱和存折时，就“天哪”一声，如五雷轰顶，四肢颤抖，瘫在了地上。
女儿听到父亲的惨叫声，从厨房跑出来，只见父亲坐在地上，左一个巴掌，右一个巴掌的往自己脸上搧，口里不住地念叨着：
“完了，我日他妈，玩了，我日他妈，全完了。”
玲玲吓坏了，就拉住父亲问：
“爸，你咋了？”
“完了，我活不成了，我日他妈，我活不成了。”李宝仓还在搧自己的脸。
“你到底咋了吗，爸？”玲玲一边问一边往起拽父亲，父亲起来，头就往墙上撞，玲玲使出全身的力气，死死地抱住，声色俱厉地又问了一句：
“你这究竟是咋了呀！爸？”
“钱和存折让贼娃子偷走了。”李宝仓终于说了一句完整话。
“啊？”玲玲一听也吓软了。
就在父女俩绝望地哭天喊地的时候，有人“当当”地敲门，玲玲挣扎着开了门，进来的是半秀才。半秀才一看，父女俩皆面若土色，鼻子一把泪一把，且李宝仓的嘴边还溢出白沫，忙问怎么回事，玲玲声泪俱下地说：
“我爸的存折和钱让小偷偷走了。”
“咋不赶快到银行去挂失呀！”半秀才说。
半秀才这句话可算救了父女俩。玲玲听了心头如云开雾散，说：
“哎呀，我刚才一着急咋就没想起呢。”
可李宝仓竟然不懂得什么叫挂失，问道：
“啥叫挂失？”
半秀才虽然精通文墨，但一着急和玲玲一样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挂失”一词，方能使胸无点墨的李宝仓明白，结巴了半天，才用最通俗的语言说到：
“挂失，挂失，就是你赶快到银行说一声，不要让别人把你的钱取走了。”
“就是，就是。”玲玲随声附和着。
“那能管用吗？”
“能，咋不能。”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李宝仓一听，腿肚子上来了点劲儿，冲出门连滚带爬地向银行跑去，跑到银行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一看银行已下班关门了。他围着银行转了一圈儿，推开营业厅后面的大门进去，差点被银行养的一只狼狗咬了一口，幸亏狼狗拴着，没咬上，他就跌死绊活地往一个半开着的门里冲去，正好撞进了行长的办公室，一进门，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只顾喘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行长和一位女营业员正在谈心，李宝仓撞进去跪在地上把两人都吓了一跳。只见来人光张着大嘴喘气，嘴边的白沫子已经被汗水冲到了下巴上，两只眼睛放出救命似的光芒，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行长从沙发上起来问：
“你咋了，有什么事情？”
李宝仓“咚咚”地在地上磕了两个响头，又在自己脸上搧了两个巴掌，可还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行长走到李宝仓跟前把李宝仓拉起来说：
“啥事，不要着急，慢慢说。”
李宝仓站起来腿肚子还在发抖，行长就又把他扶到一把椅子上坐下，可刚坐下，他又站起来，终于说出话来了：
“我，我把钱，钱，还有存折，叫，叫贼娃子偷走了。”
“什么时候，你不要着急，慢慢说。”
“刚，刚才，还不到一个小时。”
“哎呀，这你着什么急吗？”行长说着又坐到沙发上。
“好我的财神爷呐，五千多块钱呢，咋能不着急呀！”
“哦，那么现金丢了多少？”
“现金不多，一共二百，连存折夹在一起，今天下午才取的。”
“没关系，没关系，只要现金不多，就问题不大。”行长说着又转过身对女营业员说，“小武子，你去把小万叫上，到营业厅查查帐，我估计钱还没取走，给老师傅先办个挂失手续。”
女营业员出去了，可刚出去，又踅回来问李宝仓：
“你的账号是多少？知道不？”
“啥账号？”李宝仓问。
“就是你的存折账号呗，是活期的还是定期的？”
“哎呀，账号我说不上，存折是活期的，嗯，是活期的。”
“那你叫什么名字？”
“李宝仓”
“是哪三个字？你带身份证没有？”
“没带，我给你写吧。”
李宝仓说着，抓过办公桌上的一个蘸笔，手哆哆嗦嗦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李宝仓”三个歪歪扭扭的字。女营业员撕下那张纸出去了，李宝仓又讨好地问行长：
“师傅，你说我这钱丢不了吧？”
“丢不了，你放心，钱存在银行一般情况是丢不了的。”
“哎呀，丢不了就好。”李宝仓搓着手说，“这是我的命呀，下了一辈子井，就存了这么几个钱，要是丢了，我也就活不成了。”
行长笑了笑，从茶几上拿起一包“红塔山”香烟说：
“来，坐下抽根烟，你只管放心好了。”
“不不不，”李宝仓紧张地说，“我哪能抽你的烟，我一时也忘了没买烟。”
“来吧，烟酒不分家。”行长说着撇给了李宝仓一支，自己点了一支。李宝仓接住烟，又放在了办公桌上，接着行长问李宝仓在哪儿上班，家里都有些什么人，李宝仓盯着门口阴一声阳一声地回答着。不大一会儿女营业员进来手里捏着一张纸条说：
“给，这是挂失手续，你拿着，明天你到你们单位开个证明，再带上身份证，我们重新给你换个折子。”
“没丢？”李宝仓接过纸条惊喜地问道。
“没丢，你看看和你存折上的钱数一样吗？”女营业员说。
李宝仓把纸条凑到眼睛前看了半天，在纸条上的“千百十元角份”上一一对出了5300元，一下子高兴地说：
“一样一样，我给二位财神爷磕头了。说着就又要往地上跪，被行长和营业员拉住了。
第二天，李宝仓找出身份证，并托“半秀才”在矿长办公室开了一份证明，带上那张救命条到银行换了一个红皮存折，心才算彻底踏实了。当他把存折装进贴身的衬衣口袋带回家，乘女儿和小儿子不在家放到他睡的床底下时，双手和在一起，说了句：
“谢天谢地，总算大头子没丢，那二百块钱就让那个吃青草喝凉水不得好死的拿去给他爹买棺材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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