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市大码头古道街6组53—3。这是一套旧街房，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的古旧处看到的一种低矮而带有阁楼的木头房子。
门没关，女主人彭元珍躺在床上，见我们进去，支撑着身子坐到床沿，她刚作了痔疮手术，身体没有恢复有些力不从心，端在胸前的右边袖头露出虚白作半握的假手。她的男人肖建民则有些腼腆的看着我们，我跟他说明来意，他没说话，见我们坐下才落座在条凳上，我向他问好，他依然无言，只是静静地望着我们。我怀疑他的听觉，果真他的妻子彭元珍说他的耳朵有些闭。一个清秀面善的男人，可是左手衣袖也空荡荡的。他们女儿肖文洁蹦跳着进来，像一棵春天的树苗大方的站在我们面前。
把陪来的街道领导支走，我开始对他们的采访。
他们都沉默着，夫妻俩脸上平静，像没有一丝风的安静的田野。孩子文洁坐在妈妈的面前，玩弄着自己的衣襟，摩裟着坐凳。
没什么说的，也就这样。还是坐在床上的彭元珍开口：真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她抬头望着我，她的眼目空明，这双眼告诉我，不是藏着话在心里不说。只有心灵纯净的人才有这样的眼睛。说说吧，随便说吧，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我们结婚得很迟，那是1985年，结婚那年我36，他37岁，我们的孩子是88年出生。孩子出生的第二年，他的手就被机器轧断了。我原来在广东省东方红农场的工厂工作，开的是梳麻机，出事是在1972年，记得那天晚上继续加班，大概是太疲倦，一不小心机器就把我的右手绞进去了。养好伤，单位关照做了几年收发，1976年办了病退，回到了老家沅江。
肖建民时时地望我一下，有点男人无能为力而生的不安，彭元珍说话时他也不去看她一眼，我用些话来引他开口，他始终只是端坐在那里不说话。看来他的耳朵真是闭得厉害。
退休后工厂为我付来了退休工资，早几年每月有200块钱，去年开始工厂效益不好，每月只发120块。他原来是在益阳市汽车水泵厂铸造车间开下料机，也是有天加班，钢丝绳把他的手绞断了。手弄残后，没几年厂里搞自由组合，他就歇了工，开始几年每月还有些生活费，后来工厂效益不行，再后来干脆停产，先是每月最多时能拿百多块钱，慢慢地每年里间三间四地一个月能拿三四十块钱，以后就干脆一分钱也没有。
你们怎样结合的呢？
经人介绍。
我追问肖建民，大声地说，那时你跟谁住着？
我母亲。肖建民说。
你们一直住这里吗？
从我爹爹开始就住在这里。
他们的住房只是一间地下室和一间阁楼。我在进门时就注意到了这房子的外貌，上面的山墙是用木板钉起来的，木质的样子和颜色说明存世的久远，木板稀松和破裂，阁楼只能是寒风的过道或炎热的火炉。我现在坐着采访的地下这间，是他们的卧室，兼做餐厅、客厅，兼做应该具有家庭功能的所有房子。这房子也很小，架着两张床，一张属于夫妻，一张属于孩子，另外有一张旧书桌，上面放置着一些女人梳妆的东西和两个篾壳的热水瓶，两张床的档头挤着两个旧的小柜子，上面有一台用布套封好的台扇，一台同样用布套罩好的14英寸小电视机，然后就是三两条各式各样的旧凳和仅能容两个人回旋的空地方。在这间的一侧有一个小厨房，窄窄的面积也就三个平米罢了，最里面隔开一角，挂着布帘，作洗澡间。家里没有卫生间。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产和居家的全部空间。我提出到阁楼看看，彭元珍说上面是一些不用的家具，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觉出这个家没有必要也不会有什么可以看的东西收藏，没有再提出看阁楼。早年母亲在世时，他们夫妻住阁楼，母亲睡底下的房子。
此次采访行前有人给我介绍：他们的母亲一直跟他们在一起生活，最后因病瘫痪，卧床一年多于前年去世。儿子儿媳都伤残是很不幸的，可是老人在病倒卧床直至离世，得到是双手健全的家难以得到的精心照料，彭元珍夫妻为其接屎接尿，总是将老人一身和床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儿媳妇一只手在搓衣板上冼刷被子衣服，和丈夫肖建民合作各自一只独臂为母亲擦洗翻身，喂饭喂水，抬上抬下，其情其景让街坊和目睹者动容。
生活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能力的儿子和媳妇的家中，已经够不幸的了，我们没有什么理由不尽自己的能力照顾好老人，平常有一点好吃的先尽婆婆，再怎么也不能亏待老人。感到非常安慰的是，老人安祥地走了。
回到我不能理解的生活问题上，彭元珍总躲闪着，笔者只好一再的追问。
彭元珍和肖建民单位效益都不好，加上孩子上学读书，婆婆又经常生病，日子过得难以想象的艰难。节省是唯一面对的措施，他们再没有置过一件像样的家具和电器，没有做过衣服，穿的都是以前做的和人家给的，粗茶淡饭，过一个年只是买回一斤鱼和一斤肉，还是因为家里有一个老人和小孩。他们完全可以提出困难或上访，但他们想着的是国家正在搞改革，国家有困难，企业有困难，那么多人下岗，比起来自己的困难还不完全是无衣无食，每月还有一点米钱，精打细算就能够勉强下去。这对夫妻多年来没有向谁提过任何要求，也没有给自己单位添任何麻烦，生活中困难都是在夫妻合力咬牙克服。
你们可以摆一个小摊，譬如益阳街上到处都有的槟榔摊？
彭元珍偏过头来望着他的丈夫肖建民，欲言又止。
摆一个小摊完全可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方便。我又说。
有病。彭元珍将一双眼空空地看着前面。
什么病？
癫痫病。他很小就得了这个病，后来吃了一些偏方好了，中间十多年没有发过，他的手致残后，失血太多，身体更加虚弱，又复发了，有时几天就闹一次，发病也无讯，突然倒在地上像死过去了一样，口吐泡沫。要死死地捏人中，邻居们帮我捏他的手臂，好半天才能醒过来。现在没那么闹得勤，一年也要发十多回。让他去摆一个摊我很担心哪一天就会倒在街上回不来，如果我去守摊，他一个人在家又怎么能让人放心？
一对厮守的患难夫妻！
肖建民穿戴整齐干净，文洁也是洁净整齐。夫妻二人的床架上有一个横的搁板，上面放着一摞摞衣服，是他们一家常换洗的衣衫，一件件整齐的折叠着。这个简单而又拥挤的家捡拾有条有理，每一件东西都紧靠着墙，合理地挤出一块空间给自己回旋。
我冒昧地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也吵架吗？譬如在最困难的时候？
不吵。彭元珍很干脆的回答：从来不吵架。没有可吵的，一切都明白，家就是这个样子，吵什么呢？吵只是让人瞧不起。
他们文化不高，但明白一个道理，人只有自强不息，身残志不残，才能得到社会的尊重。这是一对热心肠的夫妻。肖建民原来自学过电工和木工，就常为居委会和邻居修理门窗家具，捡修电器开关什么的，随叫随到，全是义务的。彭元珍练习左手写字，早几年还练习画画。采访中她的女儿从里面什么地方拿来几幅人像素描给我欣赏，一笔一画看出她的认真顽强。彭元珍有时看到邻居家的小孩放学后在街上玩，就叫到家里为他们辅导作业，告诉他们画画。每年左右邻居切萝卜晒，彭元珍也要去帮忙。（街坊特别夸过她切的萝卜丝，比双手健全人切的还整齐。）居民区收水费电费是很麻烦的，费力不讨好的事，肖建民就包起来，年年挨家挨户收，从没收过一分钱报酬。居委会的卫生治安什么事的，他们也乐意去做。命运从没有厚待过他们，他们待人却从来善良热心。街坊邻居都愿意来找他们，有时帮助看看家，或者招扶一下病人。他们有一种自感的充实和心灵的安妥。这样家庭里的孩子难免产生自卑，可是他们十一岁的文洁是一个上进漂亮、品学兼优的孩子，是学校里的优秀班干部。
我与彭元珍夫妻作着断续的谈话，也找他们街坊与领导，多方面了解这个家庭。不能觉出他们一丝一毫的自卑，也没有感觉到面对多种恶魔联手进攻的这个家庭存有对命运丝毫的妥协。他们承受着多种苦难，命运不肯对他们作出半点微笑，双双失去一只手臂，接着又面临下岗,单位停产，丈夫患病，妻子身体也不是很好，伤残、穷困、疾病联合着袭击这个脆弱的家。在这个家中，我感觉曾经有过的一场又一场残酷的厮杀拼搏。一对缺胳膊少手的夫妻在人生的行途上需要击退多少进攻？
他们占据着至高点，守护着一个家的尊严、平和、恩爱。
或许有人会怀疑他们存在的意义，或许有人会对他们的本分提出批评，以为全是毫无价值的作法，或许还有其他等等说法。
我只能说他们是胜利者。面对那些身体健全而心灵残缺的人，彭元珍夫妇是那样高大和令人仰敬。他们的苦难和不幸，面对苦难的从容和坚韧，以及给予他人的宽容与敬重，难道不能让我们每一个健全者自省和惭愧吗？
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像彭元珍夫妻一样面对困难、善对自己，社会的“细胞”——每一个家庭会怎么样，我们的周围又是怎样一种平和景象？
采访结束，我向彭元珍说着祝她早日康复的话告辞，肖建民和他的女儿文洁站在门口给我挥手。就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我发现在厨房一侧的矮墙上摆着两盆没有开放的海棠，鲜绿生动地闪耀在旧房破败的背景里。
最精彩的生命总让人动心，无论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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