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火会成立
沈家湾（虹口）救火会消防演习
龙头走水
救火妙药
旧式水龙灭火
第一楼灾
人们把生活用的水阀叫作“水龙头”或“龙头”，如“自来水龙头”、“消防龙头”，当然，这与中国传说中以为的天之所以会落雨就是云居的龙会口吐大水有关，而更直接的来源则与消防器材----水龙，有密切的关系。
上海传统的“水龙会”
清代《冷庐杂识》卷六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救火之器，古惟水袋、唧筒。顺治初，上海县唐氏得水龙之制于倭人，久而他处渐传其制。”火灾是对人类安全和生存最大危害之一，所以在很久以前人们就发明和使用消防工具，水袋和唧筒都是原始的消防工具。水袋是以皮缝制的大口袋，在口袋上装上竹制或铁制的喷嘴，使用时将水灌入袋中，用力挤压水袋，袋里的水就顺喷嘴的方向射向远处，达到以水灭火的目的；唧筒又叫水枪，以一根稍细的中空的“枪”紧密套入另一根稍粗的“枪”状筒体内，使用时将粗筒内灌满水，使劲将细筒往下压，粗筒内的水就沿细筒喷向远方，达到灭火的效果。这两种消防工具喷水量很小，且喷一次水后须立即再灌水，其灭火能力和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清初，日本人的一种消防器材传入上海，这实际上是一种人工水泵。先做一只形状与椭圆形浴桶相似但桶壁稍高的木桶，将人工水泵安置在桶内，救火时，挑水夫将就近取来的水不断地倒进桶里，另二人或四人不停地上下推拉水泵的杠杆，抽上来的水沿水带而喷射到失火处。这种水泵比水袋、唧筒的喷水量大得多，且可以不间断地喷水，它与天上会喷水的龙有点相像，于是被叫作“水龙”，接水的带子被叫作“水龙带”，喷水头子被叫作“水龙头”，后省称“龙头”。
水火无情，水龙的价格较贵，救火时须数十人齐心合力工作，所以稍富裕的城镇或自然村落均由慈善团体组织成立民间的消防团体，这种机构一般都叫作“水龙会”。以前，江南一带把农历五月二十日定为“分龙日”，民间以为，分龙日之次日下雨将预兆当年秋粮丰收，所以民谚有：“二十分龙廿一雨，石头缝里都是米”之说。天有不测风云，万一到了五月廿一日天气放晴，万里无云，一点雨影子也不见，那不是要“触霉头”（沪语：倒运）了吗？！于是到了分龙日那天，人们就把所有能抽水、提水、灌水的器具全部集中起来，在廿一日来一个“人工降雨”，于是上海民谚又有“二十分龙廿一雨，水车搁拉弄堂里”，这一天的岁事活动也被叫作“水龙会”。水龙会最初只是一个祈祷农业丰产的农业节日，后来逐渐蜕变为检验消防设施，进行消防演习的“消防日”。可惜，这种民族特色浓厚的节庆活动在上世纪50年代后淡化了。
租界的救火会
近代以后，上海出现了租界。租界初建时是在上海县城北郊划出的一块专供洋人居住贸易的“居留地”（settlement），但当经历了1853年的小刀会起义和1861年的太平军东进之后，租界的常住人口达到了20万人。租界人口的激增使租界获得经济腾飞的契机，房地产商兴建了大量的木结构或砖木结构排联式简易住房。这些住房极易着火，而一旦失火，被烧者就是一大批，是租界安全的严重隐患，于是城市消防也被租界工部局提上议事日程。
早在上海开埠之初，上海的一些洋行为了自身的利益醵资从海外购进了一些西方的消防设备。到了1865年，工部局就与保险公司协商，规定在租界内开设的任何商事机构必须购买火险保险，并由保险公司垫资添置规定的消防器具。工部局专门设立火政处，下设各救火会，正式开创了属于市政的消防事业。
早期租界的“消防车”也被叫作“水龙”，它实际上是一种带有轮子的蒸汽机水泵，设有一只很大的锅炉，以及蒸汽机和水泵。在还没有自来水的年代，由于许多河道已被填筑成马路，火政处在街头挖了许多“消防井”。救火时，很长的进水带插入井中，被抽上来的水顺出水的“水龙带”和“龙头”喷射而出。当19世纪80年代上海出现自来水后，那些“消防井”就被沿街而立的“红头阿三”（这里指街头的消防龙头）替代了。
上海公共租界的火政处和中央救火会设在河南路，就是今天消防局所在的位置上。救火第一要紧的是报警。约1880年，火政处在中央救火会建了一个木结构的瞭望台，站在台上基本上可以看清租界范围内的任何一处火情；他们又从美国购进了一只重达6000余磅的大铜钟，一旦发现火情，立即敲响报警钟，附近的教堂及泊在黄浦江上的商船、兵舰，听到报警钟声后也须立即敲钟。当时有人作竹枝词云：
杵急钟楼报祝融，赤夜光夺满场红。
腾空百道飞泉起，机器新成灭火龙。
失火原本怕旱冬，五更飞到惊人钟。
车声轧轧前行急，道是捕房出火龙。
救火全凭瞭望台，警钟一响敢迟回。
头戴铜帽车行快，路上行人尽避开。
当时上海租界的面积不大，一旦发生火灾，胡乱敲响的钟声从四面八方响起，弄得市民们魂飞魄散，闻声丧胆，但是谁也不知是何处发生火灾。后来工部局对火警钟报警作出规定：
凡遇火灾，先鸣警钟，历三十秒之久，然后分明地段。第一段即苏州河北沿西华德路（今长治路）、闵行路暨吴淞路之东，鸣钟一下，每历十秒钟，再鸣一下；第二段即在第一段之西，每历十秒钟，鸣钟二下；第三段即自苏州河至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之间，每历十秒钟，鸣钟三下……
人们只要根据钟声就能判断是何处发生火灾，又有人作竹枝词：
乱钟初敲莫慌张，几下分清按地方。
但愿听来非本界，尽堪高卧不提防。
当电话出现后，电话也成了报警最迅捷的方法：“如遇火灾，可以打五十六号德律风（电话，即telephone的洋泾浜语），关照老巡捕房，或打一百二十一号德律风，关照法捕房。”
1899年公共租界扩张，它的东界伸到杨树浦底，西界伸到了静安寺；1914年法租界扩张，西界伸到了徐家汇，钟声报警已失去效果。而随着电话的发展和普遍使用，电话报警及指挥调度成为最有效的方法，钟声报警就退出了历史舞台。1935年，中央救火会的救火报警大铜钟被移到了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可惜，这尊记载上海消防历史的大铜钟也在“文革”中被毁，人们只能从文字和照片中了解它的历史。
华界消防事业的进步
与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上海老城厢的救火事业最初也是由善堂创建和经营的。近代以后，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膨胀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商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以街道或行业建立自己的救火会。据《光绪上海县志》记载，光绪年间上海计有：头铺平安社、四铺永庆社、十铺永安社（“铺”是同治年间上海城厢出现的行政区划名，“十六铺”是今存的含“铺”的地名之一）等共42家。
这种私人集资建立的救火会只为出资方救火，非出资人如要请他们帮助救火，当然要付费，这就出现了一面是救火心切，一面则讨价还价的怪现象；同时，许多救火人员和设备分散在许多家救火会手中，也严重影响老城厢的救火能力。据《光绪上海县志》中记载，由于老城厢与租界隔一条马路为邻，老城厢失火也会威胁租界的安全，外商的保险公司也想争取老城厢的火险业务，1907年，几家外资保险公司与上海地方政府商谈拓展老城厢保险业务。由于华界与租界是分辖的政区，允许外商进入华界救火就成了一个涉及主权的大问题，上海地方政府是无权作出这种决定的；而事实上外商在经过调查后，也发现要改组老城厢分散而又混乱的救火机构也是极为困难的，于是也不再将此事进展下去。但是，此事却给华界一个启迪，各家均认识到，应该将城市消防纳入市政，才能更有效地保护城市的安全。
这一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李平书与万家公益会总董毛子及等人联名倡议，将已有的多家救火会联合起来，成立“上海救火联合会”，统一调度救火，上海知县李超琼也批准拨出小南门内旧粮仓废址2.5亩建立救火联合会总部机关。1910年，救火联合会在这里建造了瞭望台暨火警钟楼。钟楼由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承建，为全钢架结构，总高十丈五尺八寸（约合35米），当时老城厢大多为低矮平房，这个瞭望台足以看到老城厢的每一角落，台分六层，以铁扶梯相通，在第四层安置一口大钟，据记载，该钟高39英寸，下沿口径60英寸，重4800磅，由机器操纵铁槌击钟。并仿照租界警钟办法，把老城厢划分为几个救火区，一旦发现火情，先击钟25响，稍停顿后，再以击钟次数代表某一区发生火情。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陈其美、李平书等即策划上海的“光复运动”，并约定11月3日以击火警钟为起义的号令。这一天是农历九月十三日，即先击钟9响，稍停顿后再击13响作为起义信号。这一天钟声打响后，驻守上海的清军初以为是火警报警，但细听后发现报警钟是在“乱敲”，遂被弄得晕头转向，而接警后的义军则乘机攻击清军，并获全胜。这成了上海近代史上的一大趣闻轶事。
火灾是对城市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而消防则是城市的保护神。旧上海把城市划分为若干个消防区，除了中央救火会外，每个消防区都设立一个“救火会”，大多数救火会的建筑会建造一个高耸的瞭望台，随时观察辖区的火警。
几十年过去了，上海城市不断长高，原先的救火会瞭望台早已被湮没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之中而失去了瞭望台的作用，人们也已改变了传统的方式观察城市火情。救火会建筑也成了历史建筑，如宜昌路救火会，沈家湾救火会（今虹口消防队），救火联合会等救火会建筑已被作为“上海近现代优秀建筑”得到合理的保护和利用，它们不仅是近代上海的文脉之一，也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向后人叙述上海的历史。
（艾秀娟摘自《新民晚报》 作者薛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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