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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大教堂

节选自《艺术与观念》

[美]威廉·弗莱明 玛丽·马里安 著,宋协立 译,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章版权所有。转载务请注明来自“阅读培文”微信(ID:pkupenwin)



在那个(1464年)3月的一天,佛罗伦萨人民的眼睛和思绪都集中在教堂的圆顶上,它控制了全城,赋予这座城市以独特的形象。这座教堂虽然于13世纪末叶就开始修建,但由于没有一位建筑师掌握跨度为140英尺(42.7米)这样一个巨大圆顶(图9.2)的知识和技术,因而使工程一再延缓。



布鲁内莱斯基建造的圆顶


布鲁内莱斯基在对古代罗马万神殿和其他一些古代伟大建筑进行了潜心研究之后,回到佛罗伦萨,经过16年完成了这项伟大工程。教堂建在一个沟壑纵横的八角形高地上,直径140英尺(42.7米),高出地面180英尺(54.9米)。建筑工程必须尽可能采取轻便的方式进行,因为在这样一个地形上施工,使用笨重的脚手架是不可能的。建筑师以非凡的胆识在几乎100英尺(30.5米)高的八角形支柱顶端架起8条肋拱,它们交汇于拱顶的天窗基部。又在每一条肋拱中间增添两条较小的肋拱,总共24条肋拱。这些较小的肋拱从外部看不到。圆顶还用铁扣在关键处固定起来的木梁支撑着,这一结构体系成为圆顶内部和外部的砖石结构必要的支撑要素。这一结构实际上是一种八角形的哥特式风格拱顶结构,但结构功能要素的隐匿状态和对外部形式的精心设计,都说明它属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因此可见,布鲁内莱斯基融和了中世纪的建筑原则,而且也保持了古典建筑静穆的外观。布鲁内莱斯基设计的圆顶成为后来所有巨大圆顶建筑的原型。



教堂的正对面是古老的罗马式风格的洗礼堂,由于吉贝尔蒂为它制作的镶嵌铜门,给了这座洗礼堂以新的生命。这时北侧漂亮的铜门已经完成,开始铸造东侧的大门。米开朗基罗后来称赞这些铜门不愧为“天堂之门”。建筑师米凯洛佐、雕刻家多那太罗和画家保罗·乌切洛都在不同时期帮助过吉贝尔蒂铸造这些铜门。与此同时,多那太罗正在完成该教堂和传统上被称为“乔托钟楼”的壁龛内的系列雕像。




A



B

9.2A.菲利普·布鲁内莱斯基,佛罗伦萨大教堂圆顶。 B.布鲁内莱斯基圆顶内部结构,佛罗伦萨大教堂,意大利。


教皇尤金四世在1434年罗马民众起义后临时移居佛罗伦萨。他被迫旅居佛罗伦萨使他和他的顾问们受到一群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影响,这一群社会精英的大汇合必然在知识界和艺术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位教皇的周围有杰出的学者莱奥尼·巴蒂斯塔·阿尔贝蒂,这时阿尔贝蒂刚刚完成了他的《论绘画》一书,并在写具有影响力的《论建筑》。为这次盛大仪式咏唱圣歌的是教皇手下的圣歌合唱队,其中有当时最著名的音乐家纪尧姆·迪费,他曾专门为这一盛会创作圣歌。人们认为,佛罗伦萨大教堂的风琴师、美第奇家族的家庭音乐教师安东尼奥·斯夸齐亚鲁比谱写了这一奉献仪式中咏唱的大弥撒曲。

据亲眼看到这次盛大仪式的乔诺佐·马内蒂说,大街上弥漫着鲜花和香料的气味,演奏六弦提琴和小号的乐队队员都身着鲜艳的服装,“每一个演奏者手里拿着乐器,身穿华丽的金黄色服装”。在他们的后面是联合圣歌合唱队,“他们间歇地咏唱圣歌,歌声雄壮、和谐,似乎是来自天国的天使们的歌喉”。

利。


圆顶与献歌


这种庄严的仪式同加冕礼和皇室婚礼一样,习惯上都咏唱专门谱写的圣歌。迪费是一位受过勃艮第法国传统教育的音乐家,自1428年始,他就是教皇直属圣歌合唱队的成员。他曾为1433年教皇尤金同西吉斯蒙德皇帝之间缔结和平条约这一重大时刻谱写圣歌。这次奉献仪式用的圣歌同弥撒仪式中咏唱的一般圣歌不同,它的曲调是可以用于特殊场合咏唱的标题圣歌歌词。这首圣歌开头的歌词是:“玫瑰花,教皇的礼物。”歌词中提到这座教堂是“最宽敞的庙宇”。布鲁内莱斯基设计的圆顶被誉为体现了“非凡的技术”和“令人赞叹的艺术。”

布鲁内莱斯基和迪费都是15世纪前半叶佛罗伦萨最重要的建筑师和音乐家的代表,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布鲁内莱斯基的第一位传记作家曼尼蒂尤其提到,布鲁内莱斯基曾学习过维特鲁威的著作,而且他还研究古代音乐中的比例关系问题。教堂的圆顶结构和奉献圣歌都在中世纪后期思想的指导下完成,即圆顶建筑属于哥特式风格圆拱结构的范畴,圣歌则是遵循严格的节奏连续和形式比例的等同节奏对称的原则而创作。这种等同节奏圣歌是在运用等同节奏的统一关系但不必具有相同旋律模式所构成的不同部分建构而成。这种乐曲一般不能产生悦耳的效果或用以激发人们的情感,而是表现宇宙的潜在和谐,因而是对创世者上帝的一种庄严奉献。然而,在迪费的观念中,宇宙不仅仅是空洞的结构,也是美妙的旋律、温馨而谐和的色彩和丰富多样的节奏形式。迪费的特殊贡献是他建构了一种庄重的音乐结构,其中流淌着舒畅的旋律序列,使乐曲既悦耳动听,又对心灵产生一种慰藉。


地图9.1?1400年前后的意大利



地图9.2?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历史遗迹



教堂的圆顶和奉献圣歌都具有相同的模量体系,这一模量体系相对于建筑和音乐都是可靠和具有说服力的(图9.2B)。布鲁内莱斯基在业已存在的八角形地基上建起圆顶,但在圆顶内部是一个方形空间,这就能够有一个基本的模量,从而使内部空间能够以精确的6∶4∶2∶3的比率予以表述。教堂圆顶同圣歌节拍的比例关系可见下表所示:





前两项6∶4可简化为3∶2,后两项4∶6可简化为2∶3,它们都以五度音程为基础。教堂圆顶有内外两层,中间有空间相隔。布鲁内莱斯基的意图是使可见的外层圆顶成为“隆起和宏伟的形式”。这种双层圆顶同迪费的四声部圣歌中的二重低音部相对应。

由于这种圣歌是为一些正式场合而创作的,它们的风格一般取向于传统的圣歌风格。因此,迪费把他那规范的调式结构建立在14世纪法国作曲家们发展起来的严肃的等节奏原则之上。这种方法是由音乐逻辑中的某些规则所制约;其形式是由多个部分构成,这些部分都由不同节奏关系的一致性而不是某些旋律模式统一起来。

圣歌《玫瑰花》有四个部分,其中有两行最高音,很可能是由风琴奏出,再由长号加强,汇成格里高利传统圣歌那种庄严的曲调,适宜于教堂奉献仪式中咏唱。在这一基础结构上有两个合唱部分,在旋律基调的基础上交织成一种轻柔、纤雅的音调模式。亲自参加这次奉献仪式的乔诺佐·马内蒂尤其谈到“当咏唱中出现了习惯上的停顿时”那优美的乐器音响——这时小号的声音很可能已同其他乐器的音响汇合;于是,庄严的风琴和长号声,充满节日欢乐的小号声,洪亮的弦乐声,以及庞大的合唱队的合唱声,使教堂内回荡着庄严、雄壮的乐声和歌声,其效果肯定是激动人心的。马内蒂继续描述这个场面,“我们的感情被激发起来,部分地是由于优美的歌声和乐声,部分地由于闻到一种特别芳香的气味,部分地由于看到各式各样令人赞叹的装饰物。”在仪式达到高潮时,“整个教堂内回荡着和谐的歌声和乐声,那些不同乐器发出的音响似乎是从天国降临……”

佛罗伦萨教堂的这一奉献仪式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常常被当时见到这一场面或后世的历史学家提到。这时已经出现一种新的精神,但是这种新的精神绝不是同中世纪历史的明显断裂。佛罗伦萨教堂建筑本身属于晚期哥特式风格,布鲁内莱斯基设计的圆顶是按照哥特式风格拱顶的结构原则建成。迪费的等节奏圣歌属于晚期哥特式音乐形式。但是意大利哥特式风格音乐根本没有北方哥特式音乐那种动态的纵向结构和鼓舞力量。毫无疑问,布鲁内莱斯基建造的佛罗伦萨教堂圆顶,其规模是当时历史上空前的,这种较小的交叉肋拱式的圆顶结构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并不罕见,如比萨教堂的圆顶就是一例。布鲁内莱斯基设计的圆顶属于哥特式风格的范畴,但是其中有一种新的东西,这就是强调流畅、柔和的线条和外部轮廓的优美。迪费的圣歌创作反映了教堂音乐中出现的越来越浓厚的世俗情感。作者显然不太关心他的歌词中虔诚的宗教背景,而是更多地注意从数学的角度考虑乐曲结构各部分的比例,使他的乐曲更加优美动听。创作者在观念上仍保持着晚期哥特式风格的背景;但是乐曲基本旋律中的意大利意识,对二拍的世俗乐曲特点的强调,音调的更加柔和、婉转,对位结构的和谐,所有这些都趋向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风格。迪费的特殊贡献是在严肃、冷峭的乐曲框架中增添了灵巧的主导声部,使他的乐曲音调更加流畅和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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