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段解读德勒兹——《反-俄狄浦斯》 之二
原文：
“俄狄浦斯的限定是一个包含着爸爸-妈妈-我的三角模型，它是家族的人格化的凝聚。但当精神分析构筑这个教条的时候，它并没有忽略在儿童中存在着的那些前俄狄浦斯式（pre-œdipiennes）的关系，在精神病中存在着的那些外向型-俄狄浦斯（exo-œdipiennes）式关系以及在其他人中存在着的“类-俄狄浦斯”（para- œdipiennes）式的关系。俄狄浦斯的功能，作为一种教条，或者作为“复杂的原子核”，与一种强制无法分割，通过这种强制，精神分析的理论家们自我提升为一个普遍化的俄狄浦斯的概念。一方面，他为每一个性别的主体设想了一系列的冲动、情感以及关系，它们以其颠倒的、否定的形式构筑了一个复杂体中正常的、肯定性的形式：俄狄浦斯的系列，正如弗洛伊德在其《自我与本我》（le Moi et le ça）中指出的那样，它可以将前俄狄浦斯的阶段整合入这个否定性的复杂体当中来。另一方面，它还思考着主体自身在平行意义上的共在，以及他们之间的多样性的相互关联：群体中的俄狄浦斯，它整合亲属关系，直系亲属，直系尊亲属（这正是精神分裂者对抗俄狄浦斯化倾向的关键所在，在与祖父母的凝聚[constellation]中，并不存在着俄狄浦斯的联结。”（Deleuze,Gilles;Guattari, Félix,1972, “l’Anti-œdipe,capti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les éditions de MINUIT，p60）
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主要完成两个工作：第一，批判精神分析，指认精神分析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其二，构筑精神分裂分析，以便用以拆解、抵抗精神分析的理论路径。
在《反-俄狄浦斯》的第二章，题目叫做《精神分析与家族主义：神圣家族》，它将家庭作为构筑精神分析理论的主要阵地，从而将批判矛头直指家庭的三元结构及其构筑的无意识结构。精神分析理论在今天之所以能变成了资本主义建构自身合法性的共谋者和帮凶，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建构了一个叫做俄狄浦斯情结的意识形态帝国：
俄狄浦斯情结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有固定的分析模型：爸爸-妈妈-我。这一模型是武断的，它以家庭的构成模型为基点来推演人的无意识结构。在这一结构当中，原本作为一个神话叙事的俄狄浦斯变成了人无法逃避的宿命。但这一宿命不过是精神分析为欲望的生成机制所编造的一个谎言。叙事自身就是一个神话。语言结构主义进入20世纪以来，这一点便被越来越清晰地揭示出来。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却固守着这一点：欲望被视为一种禁忌了一个固定的人格化的身份认同：因为儿子不能对母亲产生欲望，更并不能因此而杀父娶母，因此父亲-母亲-儿子之间的人格关系就被完全地确定了下来。并构筑了某种强制性。我不能是儿子，同时是父亲，同时是母亲。我只能在爸爸-妈妈-我的三角架构中找寻到自己的位置。
但拉康的思想显然为突破这一结构提供了契机。他对语言学的运用，将能指的漂浮性带入到能指、所指与指涉物之间的关系当中。从而使其构筑的符码成为了一个开放的体系。能指在能指链上的飘逸将彻底改变原有的秩序。正如拉康在《被窃的信》里所表明的那样：信成为了一个飘逸的能指，在王后、国王与大臣之间所实现的飘逸，最终改变了他们之间权力与控制的关系。信的内容究竟是否涉及到权力与控制的关系，其实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因为被窃取，被替换，被找回，并在被找回的时候再次被替换的方式，将原有的权力关系彻底结构了：王后看着大臣把信替换，意味着大臣构成了对王后控制的形成，而王后派人找到信，并对信做了重新的替换，则又一次重新获得权力。在这里权力的象征物——信所具有的漂浮性成为了一种解构的力量，一种离散力，让能指的力量远远大于所指，它可以改变整个阐释系统的发展模型。如果我们将这一语境置换到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当中，那么拉康的思想的确对于攻破俄狄浦斯的意识形态有所贡献。对漂浮能指的强调会让任何的固定结构趋于消解。俄狄浦斯的三角模型的固定性与强制性也注定会被某一种漂浮能指所攻破。德勒兹与加塔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构成了对拉康思想的继承。
但在这种继承当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一种延展性的批判。德勒兹与加塔利将其对拉康思想的不彻底性的批判以隐蔽的方式展现了出来。
原文：
“无论如何，拉康都不愿承认那被他松开的螺帽，又被他拧紧。他不愿承认他将精神分裂俄狄浦斯化了，在其中，原本他试图将神经官能症精神分裂化，为其注入精神分裂之流，以便能够颠覆精神分析的领域。对象a在结构化的平衡中心造成了一个断裂，其所依赖的手段是可怕的机器，欲望机器。拉康信徒的第二代越来越少的人会对俄狄浦斯的错误有所感知。但对于第一代而言，如果他试图重新闭合俄狄浦斯的桎梏，他们所能做的难道不就是坚持认为拉康似乎保留着将能指链投注到一个独断的能指之上的方式，将所有一切都诉诸于匮乏，将匮乏加诸于它自身之上，同时将匮乏重新引入到欲望的系列当中，在其中它强加了某种排他性运用？是否有可能放弃作为神话的俄狄浦斯，但同时坚持认为阉割的构造自身不是神话，相反它是某种富有真实性的存在物？”（Deleuze,Gilles;Guattari, Félix,1972, “l’Anti-œdipe,capti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les éditions de MINUIT，p99-100）
德勒兹与加塔利总是不时地用对“拉康的门徒”的批判来遮蔽其对拉康的批判。在引用的这一段中，是唯一一次较为明显地指认拉康本人，他正在将已经被他解构的俄狄浦斯重新闭合起来。的确，如果说此前弗洛伊德将俄狄浦斯情结的关键视为一种力比多的压抑，那么在拉康这里，他则更多地将俄狄浦斯情结的形成视为一种匮乏。两者在本质上似乎都指向欲望，但显然弗洛伊德被压抑的欲望还未获得如此鲜明的匮乏性内涵，而在拉康这里，这种匮乏变成了构筑俄狄浦斯三元结构之外的必要条件，它的强制性和固定性使得俄狄浦斯获得了一个类似于3+1的四重结构。其中的1，德勒兹与加塔利称之为“菲勒斯”（也即一种缺失的存在），[1]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打碎为精神分析所固定化了的俄狄浦斯情结，而且还用附加的1，让这一结构更为稳定。从这一意义上说，拉康的确仍徘徊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困顿当中不能自拔，德勒兹与加塔利，则试图沿着其所撕开的那个裂缝，任其四溢拓展。内爆俄狄浦斯结构本身，让精神分析成为精神分裂分析。
精神分裂分析，这是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反复提及的一种颠覆性策略。它的思想来源繁多，普鲁斯特的小说、贝克特的残酷戏剧、薛伯庭长的案例[2]、杜尚的《大玻璃》，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的《原生艺术笔记》[3]、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所描述的“精神分裂的桌子”[4]等等。他们来源于各个专业，但最终却都不过是对固有传统框架具有的某种彻底的解构性力量的表征。它们的核心特质是离散、对中心的彻底消解。他是德勒兹与加塔利用以对抗精神分析的理论武器，同时也是其分析资本主义发展模型的一条路径。正是精神分裂分析的这一双重责任，为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带来一种无法根除的内在矛盾。
首先，精神分裂分析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的和社会的精神分析，一种富有激进性的分析”。[5]其次，精神分裂分析的目标之一，是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前提性批判：“要去分析经济的与政治的力比多投注的特定本性；由此指出欲望是如何能够在欲望主体当中被确定为对其自身压抑的欲求”[6]换言之，它不以探求欲望之一般规定为己任，而重在探求这一欲望的本质在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如何使自身成为一个带有压抑性的、抑或匮乏性的一般规定。
精神分裂分析的目标之二，是让精神分裂所内含的欲望机器开动起来，“去俄狄浦斯化，拆除父亲-母亲所构筑的蜘蛛网，破除信仰，以便达及欲望生产，触及到经济与社会的投注，富有活力的分析者活跃其间。不触及机器，我们将无所作为。”[7]机器，作为普遍联系的内在机制，打碎一切可能存在的壁垒与界限，拆解一切可能固化的结构方式，让一切存在都运动起来，让一切可能性复活，正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提到的那个马德莱纳小蛋糕，它是所有记忆的连接点，让主人公可以超越时空与生死的界限。因此它就是一架欲望机器，一个欲望生产过程。
精神分裂分析使其自身成为：“一个孤儿，它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无神论者。当父亲之名被指认为一个缺失的时候，它并不是孤儿，然而当它到处自我生产，当历史之名所意指的是当下的强度（固有之名的海洋）的时候，它才是孤儿。它并不富有形象，因为它的形象是抽象的，一个精神分裂的形象。它不是结构性的，也不是象征性的，因为它的现实是在生产中，在其非组织化的过程中的真实界（Réel）的现实。它不是表象性的，而只是机械性的和生产性的。[8]”
摧毁是它的根本任务，因此它没有固定的形象，它是生产性和破坏性本身。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术语来说，它自身就是一个解域化的过程本身。其与精神分析之间的对比的关键也在于此：“精神分析固着于想象的表象以及再-领域化的结构当中，而精神分裂分析则追随解域化的、机械化的特性。”[9]
由此可见精神分裂分析的本质在于一种彻底的解构性，它不是在俄狄浦斯的结构之外附加上一个所谓匮乏性的中心菲勒斯，从而构筑一个所谓3+1的模式，而是相反，将其转变为n个非确定的方向。它向四方拓展，处于不断的解域化与领土化的过程中，犹如一个游牧民族，四处漂移，居无定所。它是唯物主义的，因为没有任何超验性的原则能够预先规定这一富有破坏性的分析路径将延伸到何处，它脚踏实地地在大地上游牧，在任何一个遭遇到的界限面前发挥着其摧毁的功能。因此它是唯物主义病理学理论的核心。这一理论的展开过程构筑了一个以欲望生产为轴心的历史观。在这一历史观的边界处，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体。
[1]参见Deleuze,Gilles;Guattari, Félix,1972, “l’Anti-œdipe,capti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les éditions de MINUIT，p86
[2]薛伯庭长病例(Präsident Daniel Paul SCHREBER):精神分析史上有名的案例。薛伯，19世纪德国高级法官，法学博士，曾作过德国萨克森州上诉法院庭长。 1903年自筹经费发表自传《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回忆录》他写该传记是对自己两次被关入精神病院的一种反抗，也是为申诉要求解除自己住院期间受到的"禁治产"的限制提证据。薛伯的病例是精神病学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病例之一。1911年Freud发表重要文章《关于一自传式撰述的妄想症病例之精神分析注》，通常简称《薛伯病例》；拉康于1956年在他的《精神障碍》研究班中开始研究以薛伯病例为基础的精神病学，并于1958年发表文章《论精神障碍的一切可能疗法的先决条件》，该文章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就是薛伯自己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薛伯分析并描述了自己的症状。
[3]《原生艺术笔记》是法国画家、雕刻家和版画家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的艺术连续出版物。让·杜布菲是二战后巴黎派主要画家之一。其创作以摆脱观察习惯和文化条件，破除正统的表现规则和油画技艺为特征，并广泛使用各种手段（材料）创造多种风格。20世纪40年代末形成自己的风格，称为原生艺术（粗、生、涩艺术）、涂抹派或塔希主义。1945年7月5日-22日，杜布菲在瑞士参观访问期间，接触到许多精神病人创作的艺术品，深为震动。回到法国后，提出“原生艺术”（Art Brut）一词，并在连续出版物《原生艺术笔记》（Cahiers de l`Art Brut）中进行介绍推广。
[4]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 1899－1984），法国诗人，画家。借助东方神秘主义与迷幻药进行颠覆性写作，其诗歌直接呈现个体的潜意识与神话原型，语言不再是表达或修饰的工具，而成为映射另一种维度的存在的镜子。
[5] Deleuze,Gilles;Guattari, Félix,1972, “l’Anti-œdipe,captialisme etschizophrénie 1”, les éditions de MINUIT，p117
[6] Deleuze,Gilles;Guattari, Félix,1972, “l’Anti-œdipe,captialisme etschizophrénie 1”, les éditions de MINUIT，p124-125
[7] Deleuze,Gilles;Guattari, Félix,1972, “l’Anti-œdipe,captialisme etschizophrénie 1”, les éditions de MINUIT，p133
[8] Deleuze,Gilles;Guattari, Félix,1972, “l’Anti-œdipe,captialisme etschizophrénie 1”, les éditions de MINUIT，p371
[9] Deleuze,Gilles;Guattari, Félix,1972, “l’Anti-œdipe,captialisme etschizophrénie 1”, les éditions de MINUIT，p378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