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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欧：我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
文｜阿兰·巴迪欧 译｜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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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种说法，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命名了一种现实中的政治。毫无疑问，这种政治依赖于某种科学，或者我们可以将之当作一种科学的政治（或者诸如此类的事物），但最后，它是一种政治。这次我们必须看到，像之前的“经济”一词和“历史”一词一样，我们将马克思主义放在“政治”一词之下。
真正的麻烦或迷糊不清的地方在于，如果我们这样来认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这种表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真的不是主流的或可接受的表达。“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那些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的名字，因为一般人们不会说：“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真正的政治之名毋宁是“这是共产主义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或者“社会主义国家”。而不会说“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于是，在对于政治的辨识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似乎十分有号召力，当然，它仅仅只能作为一个背景。它之所以有号召力，因为它从主观上代表或决定了一种思想秩序，甚至一种理论秩序，但是我们不能说“政治”一词与“历史”和“经济”这些词一样，穷尽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含义。
在这一点上，我想回到马克思本身，要问问他自己，“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尽管他认为他自己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思考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提出了如下观点：如果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那么在什么样的政治领域中，其政治的目的，指定给这种政治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其回答清楚明了：如果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其目标就是终结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即终结所有政治。这种政治的内在运动，就是在历史的发展阶段上，让国家萎缩，同时也让政治消亡。我向你们重读一下这段文字：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说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能力，实际上，就是让政治走向灭亡的能力。
那么，如果“马克思主义”设定了一种政治，它是在设定了作为政治本身逐渐消亡的过程的独特的复杂局面下的政治。结果，政治并不能被视为其自身最终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它所描绘的恰恰是它的对立面，即政治的消亡，亦即国家的终结，因此也是构成政治的所有范畴的集合的消亡。在这段话中——第二个难点——政治实际上等同于国家。你们会说，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最终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能力，也正是这种能力的消失，才带来了无产阶级的降临。作为压迫者的阶级的消失，因而其政治的消失，在这里等于是国家的消失。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的力量实际上不再是国家形式的力量”，因为国家明显是一种代表着统治阶级实施压迫的机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问道，“马克思主义”一词是否实际上彻底包含了将政治还原为国家权力的实存和实施。我们仍然感觉到，“政治”还设定了许多其他方面的东西，尤其是它可以构建实践主体性——我想这样来称呼它——而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充当的是其背景和资源。这种实践主体性，说真的，不能作为一种权力，而只能作为革命展现出来。十分明显的是，作为这种所谓革命的实践主体性的结果和应用，一旦这种革命触及到国家，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必然立即会规规矩矩地自我清除掉“革命”本身，因为这种主体性，在其否定性上（即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仍然是一种国家式的形象。但是如果你们在根本上恰恰就是国家权力，是无法实行对国家权力的自我清洗的。那里存在着某种困难：如果政治的本质，就是国家权力的实施，那么就不可能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只能被界定为这样一种政治，这种政治恰恰是对政治与国家之间的同一性关系的摒弃、抛弃、废除。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的艰苦卓绝的发展史上，已经看到了这个困难。毫无疑问，在根本上，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将自身描述为一种政治，如果这种政治对于其阶级主体（即无产阶级的出现）来说，实际上是为了实现其所追求的目标，而进行权力征服和实施专政，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就不可避免存在着矛盾。因为在本质上，共产主义就是非国家式的社会组织。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出要了解一种非国家式的政治主体性如何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建构。事实上，在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史上，同样有一个民主的问题，因为它总是被共产主义的目标和国家的必然性之间的激烈冲突所超定（surdéterminée）的。这个矛盾——我这样来称呼它——是在历史中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或差异自我实现的，因为我们会看到，革命之后的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党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常规形式。“共产主义国家”是一个矛盾的表达。那么，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过渡形式，这个过渡形式摧毁了压迫阶级的国家，并同时创造了共产主义的前提，而正是共产主义实现了国家的终结。
也就是说，政治问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种在摧毁了国家的同时又占据着国家的位置，并为这种占据和掌权付出高昂代价的政治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在这里，你们可以去发现真正的政治定义。作为共产主义政治是这样一种政治，对于共产主义政治来说，权力的实施仅仅是为了实现否定性的过渡，这个过渡的目标和内容就是消除它所构建的东西。由此可见，或许对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政治的界定，并不在于它与权力问题的关系，即便它必然包含着这种关系。关键在于要提出这样一种政治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政治”恰恰是不能还原为国家权力政府和实施的真实-政治（la politique-vraie）的政治。
在现实的国家当中，我相信，你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一词并完全与这个政治定义相一致。这种政治将马克思主义当做其分析背景，它是一种基本的思考工具，根据具体情况的本质而做出决定。但是，作为一种实践和组织的发展过程，政治是在另一种计划上来定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会说，不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但存在着革命政治，或者共产主义政治的原因所在。
同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开启一个巨大的争论，这个问题的核心或许在于，一方面，马克思从巴黎公社吸取的教训，巴黎公社是马克思在其有生之年唯一一场接管了国家权力的革命运动，尽管它仅仅只掌管了一个城市两个月之久，另一方面，是对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的思考。对于列宁来说，这个标题已经表明，革命政治不能等于国家的实存，尽管它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紧密的辩证关系。我们还可以看到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政治”是有问题的，即便很明显，作为一种思想生命的马克思主义是存在的，这仅仅是因为一种（革命）政治是存在的。两个术语之间彼此间存在着确定的关联，不过它们都与一个第三项，即国家的辩证关系中，确定了其复杂性的层次。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既不能看成是一种经济科学，也不能看成是历史科学，更不能看成是一种革命政治。
还有一种假设认为，马克思主义除了是一种历史科学之外，还是一种哲学。这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到阿尔都塞（以及斯大林）的完整表达：由于马克思主义是由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建构起来的，那么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哲学。我们已经说过科学的问题，现在来谈一点哲学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表明，对于那些坚定认为在更抽象的层次上，也在更普遍的层次上，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哲学的捍卫者而言，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变型。作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在唯物主义的坐标系下，取代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消除了辩证法中的唯心主义色彩。马克思自己也将其称之为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马克思说，一旦将其“颠倒”过来，我们就可以发现了黑格尔的“好的一面”。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也源自于此，尽管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好的一面”的雅致的变型，不过，这种“颠倒”也有问题。马克思明确地坚持认为，他与哲学的关系是一种不连续的关系，不能简单视为一种翻转或颠倒。在某种意义上，和弗洛伊德和拉康一样，马克思是一个反哲学家。
我来谈谈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你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提纲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条，是从哲学角度来谈的——提纲要求颠倒黑格尔，但不需要还原为黑格尔——这种哲学，由于它会继续存在下去，它必须要致力于去实现改变世界的实际要求，于是它变成政治思考层面上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哲学如果不能成为革命实践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成分的话，那么哲学就什么也不是。结果，我们的印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再次成为政治的真理。于是，我认为从历史科学和哲学，即便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名义下来认识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极度危险的。
那么我要停下来说，在我们的范畴中没有为马克思主义留下位置，我会对奈格里先生给出理由，并试图做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但你们会怀疑，这并非我想要做的全部事情。
我宁可从一个新的出发点开始。我要从列宁的著名的文本《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开始。这个标题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因为它向我们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三个来源）和结构（三个组成部分）！
不过乍一看来，我们似乎又重新遇到了我们之前研究过的那些难题。因为列宁向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更是科学，也更是政治。这就是它的三个组成部分。但三个来源呢？在哲学上，源自于德国唯心主义，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在科学上，它源自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在政治上，他承袭了内在于法国工人运动中的社会主义。这三者的结合，几乎是整个现实欧洲的轮廓：这个联盟就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联盟。我们很好地认识这个问题！
列宁评论道，对马克思来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将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工人运动中的社会主义组合成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有着三个不同来源的三个项的联合：哲学、科学和政治。我们已经谈过其中两个项，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次要再强调一下，这是三个项。于是，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在这一点上，似乎对我而言，除了向列宁本人之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双重问题。
首先，存在着三个项（三个“组成部分”），这个构成是由三个来源的事实来阐明的。但是，对于这三个来源的整个现实，都需要进行彻底的批判。德国的辩证唯心主义需要转变成唯物主义，这是一个相当粗暴的操作。而对于科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证明了大卫·李嘉图和英国人都没有看到最核心的点，即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不是由事物之间关系组成的，而是由社会关系组成的。他用社会关系取代了描述性分析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历史中诸多生命体之间的关系，这代表着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同样激进的颠倒。马克思将主观唯心主义颠倒为真实的唯物主义，然而，在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将物与物之间的客观关系加以颠倒，用历史中活生生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取而代之，而这种社会关系明显奠基于阶级对立的基础之上。而对于法国工人运动中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借助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对立，彻底解构了这种社会主义。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实际上，“社会主义”是法国工人运动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这种“社会主义”完全是一种没有伤害力的小资产阶级的咏叹调。这就是马克思以同样方式对待的法国社会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傅利叶和普鲁东：这种“社会主义”是一种来源，但是一种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对待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必须改变这种“社会主义”水源。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著名的“来源”，它们各自的发展运动都遭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判和彻底的颠倒。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其三个组成部分及它们的统一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那么使用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名称，即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的三者的统一体是什么形式的统一体？又是什么让这三者在理论和实践上彼此和谐一致地构成了一个统一整体？
我所提出的假设，已经在马克思那里，尤其在列宁那里已经十分详细地被提出来了，这就是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基本关系就是阶级的概念。我们想要说的是，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设定了阶级范畴的力量，这个范畴既是贯穿的（同时在哲学、科学、政治上有所启迪），也是集中的（三个项构成了一个统一体）。但要小心！阶级范畴绝对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某些方面，十分清楚的是，它不能被还原为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任何一个，因为这个范畴是它们，即三个部分的贯穿、统一和连接。尤其是，经常有人会犯这样的错误，即阶级概念不能视为一种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界定了马克思的创造性的贡献。
马克思自己也说道：法国反动的历史学家完全明白历史发展动力就是阶级斗争。而这绝不是马克思的创造。我们可以在基佐（Guizot）那里找到阶级斗争，而这位历史学家也是一种带有典型的资产阶级特质的政治人物。他概括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对于资产阶级世界非常重要的律令：“你们发财吧！”最终，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革命思想的贡献并不在于他描述了不同的人类在各个等级上的阶级本质，而是在于他指出了阶级本质可以彻底地改变各个等级的状况。
于是，我们把握了三个层面上的问题：德国的辩证法，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工人运动。
首先我们可以坚持认为，我们可以有一个作为普世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哲学定义。总而言之，阶级并不是在将唯心主义颠倒为唯物主义的哲学规定的外部，而是在其内部被展现出来。无产阶级实际上被部分包含在对黑格尔体系的否定的模式之中。无产阶级不仅仅是当下巨大的社会矛盾中的一个可以辨识的项。它也是承载着未来的阶级，因为他们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因为他们的“最完整的”社会身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是一无所有。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这就是一个隐喻——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空集（vide）。那么，在那样的社会当中，他们就是最彻底的否定点，他们只能在那个明显为了摧毁一切的总体性当中来起作用。换句话说，他们是唯一可以将自己的利益视为全人类的利益的阶级。这也就是作为无产阶级颂歌的《国际歌》中对无产阶级的定义：“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将成为天下的主人！”可以将当下的“一无所有”同未来的“天下的主人”结合在一起，就是对无产阶级的思辨式的定义，即哲学定义，只要我敢于使用这种表达，我们就将之归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7]中非常清楚，不过，在我看来，马克思从未抛弃过这个看法。然而这个定义揭示了政治的矛盾本质，因为政治就是让作为肯定的否定得出实现。“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将成为天下的主人”意味着：必须在政治舞台中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这正是因为，在其本质上，无产阶级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这也是因为无产阶级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的否定，他们拥有着实现普遍性的颠覆的可能性，让自己在政治舞台上亮相，他们自己的利益最终将与全人类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这就是哲学中的阶级概念的作用。这个概念是否也涉及到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呢？马克思的批判建构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理论，我们可以在这个理论中明确地定位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这仍然是《资本论》真正的目标。我们知道，《资本论》是在对一种社会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彻底的思考下推进和完成的。不过马克思为此付出了大量劳动，但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资本论》在写到第二卷时候，由于马克思的去世，不得不曳然而止。随后，尽管我们读到了第三卷，这一卷是恩格斯编撰的，而我们注意到，在这一卷中并没有明确处理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等概念。但是，很明确的是，处置这几个概念是马克思的目标：在资本的分析框架窒息啊，从科学角度提出这些概念。
最后，是政治。的确，政治很容易定义为一种阶级政治。按照我们所选择的词汇，政治拥有着将自己展现为，思考为一种阶级政治、或革命政治、或无产阶级政治、或共产主义政治的特征。
于是，可以肯定，阶级的概念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也正是围绕着阶级概念，最终在三个层面的总体性上，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那么我们可以说，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潜在统一体的概念，就是阶级概念。很自然，关键在于马克思赋予这个概念的全新含义——因为要认识到并非是他发明了这些概念——并为这个概念分派了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地结合起来的功能。
结果，对于我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重心似乎就是阶级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阶级在思辨上的定义，并将这个概念放入到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当中，正如我们可以在《资本论》中看到，唯有将这个概念放入在政治的讨论和导向之下，它才能被激活，能够发展运动，其目的是为了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于是，阶级与政治的关系成为了决定性的关系。在这个方面，我想给你们读一读来自于列宁同一个文本中的一段话，他铿锵有力而入木三分地概括出这一点：
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只要那些主张改良和改善的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旧设施，不管它怎样荒谬和腐败，都由某些统治阶级的势力在支撑着，那他们总是会受旧事物拥护者的愚弄。要粉碎这些阶级的反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找出一种力量，教育它和组织它去进行斗争，这种力量可以（而且按它的社会地位来说应当）成为能够除旧立新的力量。
我们能从这段文字中得出什么？我相信，列宁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困难所在——这也是批判的政治任务——这就是去认识出那些利益，也就是那些主观因素，这是在这些利益的抽象架构之外的东西，正如《资本论》的科学所展现的那样。为了不再被欺骗，人，历史的行动者，需要在这种情景中，在科学体系的帮助下，揭示出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斗争。在这个任务中，阶级概念成为了这种认识的支撑。政治的活力就是实现揭示功能的科学的活力，科学总是在具体情境中发挥作用，而它总是处在既定秩序中获利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之下。而获利阶级的支配总是要让他们的特有利益变得踪影全无。那么政治是从让这些利益尽可能广泛地被揭示出来开始的。这就是列宁所强调的说法，唯一的方法就是在我们周遭的社会中，在此基础上，发现并组织那些可以“除旧立新”的力量。
最后，在马克思主义，我们是通过从分析到行动的过渡，通过组织或者教育来界定政治的——对此，我相信这是完全正确的，且完全对应于每个人都拥有的经验。列宁说，“教育它和组织它”。这二者似乎有点近似。换句话说，这就是政治的核心，这就是认识及其积极结果，即认知的革命之间的过渡过程，事实上，这也是需要组织的过程。
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心，给出作为政治核心概念的组织范畴的定义，在此之前，它可以共同揭示出不同利益的分化，在此之后，将揭示所产生的实践上的和变革性的结果统一起来。很明显，这是列宁的主要贡献，不过着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点。通过阶级和阶级利益来思考的政治概念，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而在最后的最后，它同样既是组织的概念。
但是，说政治的本质就是组织，并没有考察其形式问题。众所周知，列宁所提出的形式就是带有准军事的规范特征的“党”，因为它完全走向了成功起义的领袖的观念。他承袭了19世纪的信念，即在1848年7月之后，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我们不能像这样来进行革命了。最初的点，也是最关键的点就是在胜利起义的具体历史事实中将马克思主义凝聚起来，而有等级，有纪律的党就是适合于实现这一任务的形式。但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政治的本质就是组织，同时在一般意义上和准确意义上，政治的本质是认识的组织。因为，如果认识就是组织的形式，那么对于组织，关键在于一方面要认识这些形式并完善这些形式，另一方面，去改变政治秩序的用词。也就是说：将认识转变为“除旧立新”的积极结果的现实可能性。
在谈了一大堆名人之后，现在我想回到我自己，让我自己出场，考量一下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我坚持认为，最后的最后，马克思主义设定了一种思想——我这样来称呼它——也就是说，某种既不能还原为科学，也不能还原为哲学，更不能还原为习惯用法上的政治的东西，但它贯穿着这三个部分，并将三个部分统一起来。不过，一旦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入到政治领域，它就不存在了，就无法存活了，因为它被组织化了。也就是说，它证明了可以在所假设的集体秩序的词语形势下，用于构造认识及其实践后果之间的联系。
在马克思主义中开启了一场争论，这个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组织问题。再说一遍，组织并不是唯一的从外部制定目标的方法，它构成了作为真正力量的目标本身，因为在对各种不同利益的辨识中，它依赖于在具体情势中直接在场的人，他们为了彻底改变这种情势，而组织了这种认识。
那么，我们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十分清楚明了地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一种不能在组织的实践形式下存在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设定了这一点，它依赖于阶级范畴的贯穿性。这自然涉及到了辩证法，因为这就是在行动中改变认识的想法，也是在让既定世界发生彻底改变的思想。在涉及组织概念的马克思主义中，哲学被固化了。科学也是如此，很明显，这是因为科学有助于认识。
如果可以的话，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行动就在于任何人都可以认识到，在所说的东西，在各种天花乱坠的说辞背后的隐藏的各种利益，如“法兰西民主的价值”，“对劳工法案进行重大改革的需要”，或者“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对产石油和其他矿产的地方进行干预的权利”，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糊弄人的说法。关键在于，所有人都能够认识博弈之中的各种利益，且这种认识是被组织的，于是，我们有可能共同面对这些认识的结果，而不至于被严格意义上的分析性考察，被哀怨而徒劳的“批判”所分散，所麻痹。而对于政治，它显然就是过程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借助在该情势下围绕着一个肯定性的词汇而建立起来的集体推动力，共有的认识被转换为胜利的共同行动。
你们会看到，我所评价的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的中心，就是这样构想出来的政治，换句话说，即组织建设的政治，在集体认定的客观向度的基础上，可以让整个领域从认识阶段上的社会过渡到实际的集体行动的社会。
你们会对我说：“是的，既然如此，马克思是否展现出这一点呢？”我会回答说是。实际上，我认为在《共产党宣言》的文字中，有许多地方都展现出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问道共产党人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在这些精彩绝伦的段落中，马克思一开始就指出：“共产党人并不区别于一般的工人运动”，这就是说，共产党人并不是先天地被界定的，仿佛它可以在一般阶级运动之外存在。刚才我们以已经说过毛泽东的看法，即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参与到工人运动当中，这就是我所谓的“共同立场”（site commun），一个共同的拓扑学。但是，处在在共同立场当中的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拥有两个特征，如果我们更详细点来说的话，是三个特征。
首先共产党人可以预期下一个阶段。我们已经知道一般工人运动的状态，我们就能表达出走向最终阶段的一般状态的方向。在我所给出的词汇中，即我们能从对情势进行实际认识，走向即将来临的结果，即如果我们能够从实际上表达出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未来社会的来临就是必然的。
其次，共产党人认为总体优先于部分。我们实际上可以说，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国际主义。同样，在有组织过渡的特殊条件下，我们不要忘记，总体利益要优先于部分利益或特殊利益。
最后，共产党人第三个特征就是他的使命。这意味着共产党人不要将一般运动的利益与这样或那样的波折相混淆。总之，我们可以说，这条路并不容易走下去，它需要披荆斩棘开辟道路！它要寻求超越！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说得也与之相差无几：那里有一个节奏，失败、成功、失败、成功……直到……，于是，很明显，所有人都会认为我们最终要说：“直到最后失败！”。对于毛泽东来说，确实直到最后的胜利。但是“最后的胜利”并不是谈现实中无关紧要的东西。“最后的胜利”只会说：创造，创造出不可逆转的成分，不可逆转的事物。对我而言，我要说的也是组织问题。组织就是指引人民群众，指引革命，指引起义反抗，即马克思的“普通工人运动”，在这个方向上是不可逆的。组织当然以这样的方式来前进，即对认识的各种结果进行管理。但这并不是唯一方式。相对于产生一些不可逆的事物，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情势中的自我建构来说，组织对各种认识结果的引导管理作用会更重要一些。
为了可以实现这种不可逆性，我们就必须一点一点来认识。这些不可逆的东西，一般来说都是具体的。正是具体的东西界定了什么是成功。成功，并不仅仅是在具体战斗中的胜利，这些具体战斗随后会被遗忘。成功，是在历史中的一个不可逆的点上留下印记。就我而言——这是我的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我想说的是：严肃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表达不可逆和从未存在的事物的一般运动的理论，它不会将自己所有精力都耗费于在环境中留下这样的印象，即那些不过是一些明显过于轻易遭受挫折，轻易被逆转的东西。
结果，你们会看到，对我来说，政治的本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并不是斗争的胜利，当然，这种斗争是一种客观策略：战胜敌人，消耗敌人，让敌人筋疲力尽……但是对我来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要组织实现从认识到集体行动的过渡，因此我们必须要解决那些认识层面上的矛盾，也就是说，解决你们准备要组织起来的东西的矛盾。换句话说，政治的本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解决共同体内部的矛盾，而这是一个集体表达和让集体变得朝气蓬勃的问题，而它最终指向实现对情势的不可逆的变革。
组织起来的政治并不是一种代表或一种表达，政治不是表达性的。那就是我所认为的东西。作为阶级政党的党的观念是一种抽象，它并未向我们澄清真正的政治是什么。当然，党是存在，阶级政党也是存在的……但它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一旦在情势中，出现了利益的博弈，这些博弈不是为了表述或再现，而是为了引出其结果，为了赋予其活力，那么它就是由统一认识所组成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你们就要从一开始接受，或多或少各种正确的认识存在着区分，存在着不连贯性，存在着分化，但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在不同口号，不同企盼，以及对未来的时间上的预期所代表的方向上，政治组织要试图将它们组织为一个一般配置（disposition）。
我认为：我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它用种复杂的方法，囊括所有的分析和理解的层次，将无疑与阶级范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实践视为一种通用的范畴，但这样做只是为了去开创一种新的实践，这种实践的核心在于去尽可能克服对情势中诸多元素的认识上的分裂，从而根据一个不可逆的方向，将认识上的各种结果统一起来。
于是，我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能栖居于诸如“哲学”、“科学”、“经济”或者“政治理论”等事实当中。事实上，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政治实践不断的革新创造。“政治实践”在这里是通过组织实现的认识与行动的辩证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非常经验，但非常真实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即通过联合起来的特殊行为。政治本质的就是联合。政治决定总是会产生一种联合。这种联合从来不是造反的直接结果，与以往不一样的是，无论如何它是以往从未存在过的东西，即一种隐秘差序的计划的结果。
在这种联合中，一切都得以展开。因为在那里，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实际操作而存在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得到良好引导的联合，也就是说，是可以做出抉择的联合。这就是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是实践性的。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同时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实现了创新的实践。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实践的知识上的名称，这种政治实践的核心在于成功地联合。
什么是联合？好吧，一般来说，它是对分裂，认识上的分歧的克服。联合会造就一个从未存在过的统一体，这就是为什么说，如果所有人都团结一致的话，就不会再有利益上的兼并。在这种情况下，秘书处——甚至只有一个人——会发布它自己的通报。联合就是有组织的政治的灵魂所在。因为它就是我已经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讨论过的从不同层面上来审视的阶级的本质。我提出，从不可否认的共同体原则出发，超越认识上的经验差别，最终直到获得直接行动上的非常具体化的命题。一旦我们理解了所有这些东西，就会到达一个需要去做，也必须要的事情的地方，这个事情通常就是联合。很明显，这种联合因为有矛盾而会更加强大，也就是说，因为来自于不同地方的人联合起来而变得更加强大。那么联合总是对分散的诸多主体之间的联合的考验，因为这就是在这种情势中构成新政治力量的各种主体之间的所共享的方向。
你们已经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我说的是一种思想。这是因为我并没有其他词汇。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一种科学，也不是一种教条，不是一种哲学，更不是一种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政治。马上可以看到，我在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的著作——即我们所谓的“精神分析”，也就是所谓的“弗洛伊德主义”——之间做了一个形式上的对比。实际上，如果我们问什么是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主义，或许会说：“这是一种科学”，换个说法“这是一种治疗”，还有“这是一种世界观”。事实上，就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如果我们坚持认为精神分析是在对关于自我的主体认识当中，产生了代替症候的方法，将各种认识组织为一个鲜活的统一体的思想。它同样是一种实践：治疗。然而这种治疗是二的联合，一种更小的联合。二的联合有着特别的规则，如果你们仔细看一下，这些特别规则在形式上与政治联合的规则是一样的。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也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类型的问题，它们本身都依赖于一个学说，一个理论，因而它有可能去创造一种主体性，来改变麻痹和分裂的症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这个19世纪的第二项伟大发现也是一种思想。
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创造的思想，就是19世纪的思想。实际上，你们会评价说，这两个思想，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突然出现在现代资本主义，出现在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内部。这二者都试图在受到历史约束的空间中，创造出另一种现代性，来打破既定的统治形式。它们都想提出一些革命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从未存在过的新现代性，是一种为了反抗资本主义社会，反对被消费和竞争精神所俘获的主体的斗争，反对那些回归到僵化传统和业已死去的诸神的反动潮流的斗争，相反它们要从实践上实现一种史无前例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都是替代性的思想，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在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内部创造出来的思想，不过，它们将采用一切方法，让这个情势的内部在全新的物质世界和主观世界降临的方向上产生扭曲。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新事物在其中心都有一个新的实践，这些实践都是对新事物的实效性的裁决。在与大写他者的联合中，这些新实践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政治联合的情形下是集体实践，而在精神分析治疗的情形下是移情。
这些思想，这些计划的雄心最终都是要创造一种与资本主义现代性决裂的新现代性。不幸的是，这个计划最终并没有成功迈出走向新政治的第一步，更不用说胜利了，即便在俄罗斯和中国亦是如此。我在这里并不像说明其暂时性失败的理由。事实是，我们今天再一次陷入到这样的观念当中，即资本主义是真正现代性的唯一代表。唯一与之相对立的类型是法西斯主义的类型，无论是宗教的法西斯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此外，在面对行为主义治疗和实证主义诊断的时候，我们不可否认精神分析在今天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不要忘记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几乎所有人都认可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是一种新的现代性。尤其是当萨特宣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文化不可逾越的地平”[1]时，更是如此。对萨特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在这样一个世界的内部产生的新现代性的名称。同样是在这个时代，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对于许多艺术家、作家、当然还有精神治疗师来说，精神分析代表的是同样事物：它是个体主体无法逾越的地平，无论人们对它有着什么样的差异和批评。对精神分析为什么会陷入危机的理性分析超出了我现在在这里的所要谈的东西的目的和功能之外。不过，我们当然可以说，在这两种情形下，有一种制度性的影响。共产党变成了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出现了大量的野心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战士变成了行政管理的公仆，而在精神分析学派中，从教条化的职业发展以及学派的宗派主义的方面来说，逐渐逐渐地精神分析被完全颠倒了。这种制度上的宗派主义就是坟墓，因为这总是意味着在权力和国家层面上，事物失去了平衡。
[1]参见让-保罗·萨特，《方法问题》，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67年版。
于是，在今天，“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失败的名称。资本的“民主”现代性已经坐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在公共意见中也让其失败变得不可逆转，并宣布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个粗陋的错误，不过是罪恶的乌托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所有国家所有时代的反动派眼中，这个词是一个最恶毒的词汇，而马克思说这个词是游荡在欧洲的幽灵，我们知道，这个词就是“共产主义”。这个事业取得了一些成功，我们可以看到，出于一些我们不能在这里多说的理由，我们不能再去宣告共产主义，即便在以共产主义为名义的组织中的那些人（就像法共的领导人一样）也很少去判别和践行共产主义。顺便说一下，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开启了一个新的力量，首先就需要了解它所处的潮流，通过并超越整个20世纪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用法的猛烈而富有革新性的批判——这些批判不同于宣传性的污蔑——我们可以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和荣光。
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已经被归为其主要精神的失败：我所说的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核心，绝对不是国家权力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是人民群众认识与行动之间的连续性操作。在根本上，我们的任务，正如我们所看到那样——我在这里谈的是我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最后的话——我们必须重新创造，复活那些事业，我知道许多在这里的人要做的，至少是希望做的事业。这不是梦想。必须复活马克思主义，这恰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架构并未遭到任何损伤。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主义政治的知识，它将继续在面对资本主义时提出替代性的现代性。在严格意义上，这是其唯一的可能：绝对不存在其他情况。
那么如果我们不想与当代世界中的肮脏勾当同流合污的话，我们必须义正言辞，并且毫不犹豫地重建马克思主义所担负的干预作用，这也是我们最后要捍卫的东西，这项事业的奠基者的名字——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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