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波恩大学15日发表公报说，该校科研人员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发现一种可以起免疫系统“开关”作用的蛋白质，这一发现为治疗癌症以及免疫系统过激反应引起的慢性炎症提供了新思路。
人体免疫系统一方面需要在病原侵入时作出及时反应，消灭入侵者，另一方面又不能反应过激，使人体自身组织受到破坏。调节性T细胞在维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它能避免免疫反应过度。
而最新研究则发现，一种名为“SATB1”的蛋白质在这种免疫调节中起了“开关”的作用。它可以使调节性T细胞转变为进攻性T细胞，帮助杀死抑制免疫系统的癌细胞。另一方面，抑制这种蛋白质的基因表达则可以使引发慢性炎症的免疫系统过激反应恢复到正常水平。
研究人员在实验鼠身上的测试显示，给健康鼠植入这种蛋白质的编码基因，上调其免疫细胞的数量，实验鼠会患一种慢性肠炎。如抑制这种蛋白质的基因表达，鼠体内的调节性T细胞会占优势，实验鼠体内就不会发生炎症。
研究人员表示，通常的癌症治疗往往先要完全抑制程序错误的免疫系统，让骨髓产生新的免疫细胞，但这种方法对不少高龄患者作用有限。而新发现的蛋白质可以使患者免疫系统现有的调节性T细胞转变为进攻性T细胞，帮助战胜癌症。不过这种疗法真正投入临床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与研究的波恩大学教授舒尔茨指出，这项研究首次发现通过植入一种基因就可以使调节性T细胞转化为正常的免疫细胞，这表明进攻性T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虽有不同的特点，但并非以往认为的那样是不同的种类，而是可以通过新发现的蛋白质实现互相转换。
分期特点
1、高凝血期主要表现为血液的高凝状态
2、消耗性低凝血期，血液处于低凝状态，并伴有出血症状
3、继发性纤溶末期出血症状明显
临床表现
DIC的发病原因虽然不同，但其临床表现均相似，除原发病的征象外，主要有出血、休克、栓塞及溶血四方面的表现。
DIC分急性、亚急性和慢性三种，其中急性占大多数，常见于革兰氏阴性杆菌感染、败血症、流行性出血热、产科意外、急性溶血、输血血型不合、毒蛇咬伤、广泛大手术、体外循环、重度挤压伤及复合创伤，病势凶险。亚急性DIC见于白血病、各种癌肿及癌转移或死胎滞留，病情较缓和。慢性者少见，临床表现可为原发性疾病所掩盖，容易漏诊或误诊，常在尸解中发现，多见于系统性红斑狼疮、卵巢癌肿，巨大血管瘤，晚期糖尿病等。
（一）出血 出血是急性DIC中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其特点是突发的多 部位大量出血，仅少数为隐匿性。出血的发生率为80～90%，是本病诊断的重要依据之一。出血部位视原发病变而异，最常见于皮肤，呈一处或多处大片瘀斑及血肿。产科意外时有大量阴道流血，手术时则伤口渗血不止或血液不凝固，局部注射可有持续的针孔渗血。急性DIC也可伴有严重的胃肠道、肺或泌尿道等出血。根据国内一组病例报道，出血部位中皮肤占85．1%，牙龈出血、鼻衄、伤口及注射部位出血60.1%，消化道46.8%、呼吸道23.4%，泌尿道19.1%，颅内13.8%，阴道6.4%，多部位占62.8%。血液可完全不凝。暴发性紫癜病例的出血以两下肢及臀部为主，且伴有皮肤坏死及下肢坏疽慢性DIC的出血不如急性的严重，常表现为反复发作的瘀斑或血肿，用一般的止血药无效。少数轻型或早期的DIC可无出血。出血的机理是：①血管内广泛凝血后消耗大量血小板及凝血因子，引起凝血障碍；②纤维蛋白大量降解；③纤维蛋白原及纤维蛋白降解产物有多方面的抗凝作用；④休克、栓塞、缺氧、酸中毒等使毛细血管受损，通透性增高。
（二）微血管栓塞症状在少数急性病例中，微血管栓塞可为突出的表现，但多数在较晚期发生。慢性的可有反复发作。如微血管内有广泛血栓时，血循发生障碍，导致组织器官的缺血性损伤、缺氧、代谢功能障碍、甚至器官功能衰竭。临床表现根据受累的不同部位而异。表浅部位的皮肤栓塞引起干性坏死，出现于指、足趾、鼻、颊及耳部紫绀。内脏栓塞以肺及肾脏最为常见。肾小球循环内有广泛血栓时，可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表现为腰痛、少尿、蛋白尿、血尿、管型尿、甚至无尿及尿毒症。肺内微循环栓塞可引起急性呼吸功能衰竭，表现为突然发作的呼吸困难、胸闷、紫绀等呼吸窘迫综合征。胃肠道粘膜缺血、坏死引起消化道出血。肝有灶性坏死。脑栓塞者可有头痛、抽搐、昏迷、瞳孔大小不等。脑垂体、肾上腺皮质栓塞形成，则发生功能减退。
（三）低血压及休克多见于急性型，休克的程度不一，与出血量不成比例。常发生于血管内皮损伤所引起的DIC，以革兰氏阴性杆菌败血症最常见。国内几组报道发生率达50%。休克常突然发生，病情迅速恶化，出现昏迷，肾、呼吸及循环功能衰竭。组织损伤及白血病等引起的很少发生休克。休克的发生机理主要由于肝、肺等内脏及周围小血管栓塞后，导致肺动脉及门静脉压力升高，回心血量减少，以致心排血量和组织血流灌注量减少。此外，内源性凝血系统促动时，激活因子Ⅻ，激肽释放酶原转变为激肽释放酶，后者使缓激肽原转变为缓激肽，引起血管扩张，也是血压下降的原因。一旦发生休克，又会加重DIC，形成恶性循环。
（四）溶血DIC引起的溶血性贫血常较轻微，早期往往不易察觉。并发微血管病理改变时，因红细胞强行通过血管网状蛋白结构，受到机械损伤，可出现明显的溶血症状。急性发作时表现为寒战、高热、黄疸、血红蛋白尿，红细胞计数下降，网织红细胞计数增高，周围血内有大量红细胞碎片及盔形、三角形、多角形或球形等各种畸形红细胞。
原发病的症状可与DIC的相混淆，上述四类表现可同时或相继出现。急性者常有上述任何的两种临床表现。在DIC发病早期时，以休克及微血栓引起的脏器功能障碍为主；而在晚期，则以出血为突出的症状。亚急性及慢性DIC的主要表现为出血，而休克及脏器功能障碍较少见。
实验室检查
DIC的检查项目繁多，但缺乏特异性、敏感性高而又简便、快 速的方法。有些试验比较精确，但化费时间太多，难以适合急症诊断的要求。由于DIC病情发展快，变化大，化验结果必须及时正确，必要时还要反复检查，作动态观察，因为在DIC的不同阶段其检验的结果不尽相同，由于机体代偿功能强弱不同所致。当检验结果与临床表现不一致时，要恰当评价检验结果的意义。有时临床表现可能比阳性的检验结果更为重要。DIC的实验室检查主要分以下几种：
（一）有关消耗性凝血障碍的检查1.血小板减少约95%的病例都有血小板减少，一般低于10万/mm3。如在动态观察中发现血小板持续下降，诊断的意义较大。如DIC未经彻底治疗，虽经输鲜血或血小板，血小板计数仍不增加。反之，如血小板数在15万/mm3以上，表示DIC的可能性不大。有些肝病或白血病患者，血小板在DIC发生前已有明显降低，因此血小板计数无助于DIC的诊断。
2．凝血酶原时间延长当外源系统因子Ⅱ、Ⅴ、Ⅶ、X大量消耗，血浆中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及抗凝物质增多，凝血酶原时间即明显延长，阳性率可达90%以上。除非在DIC发生的极早期，凝血酶原时间测定正常，一般不支持DIC的诊断。正常凝血酶原时间为12.0±0.1秒，延长3秒以上则有意义。
3．纤维蛋白原减少约在70%左右的DIC病例，纤维蛋白原低于200mg/dl。在原有较高纤维蛋白水平或DIC的早期阶段，纤维蛋白原降低不显著，定量测定正常，动态观察就可见到纤维蛋白原有持续减少的倾向，一般低于150mg/dl时，即有诊断意义。纤维蛋白原滴定度半定量的方法简便，有实用价值。
4．其他如出血时间延长、凝血时间延长、血块退缩不良、部分凝血时间延长，对诊断也有参考意义，有助于DIC的诊断。
（二）有关纤维蛋白溶解亢进的检查
1.凝血酶时间延长纤维蛋白原明显减少或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增多时，均使凝血酶时间延长，但测定的结果可受到肝素治疗的影响。采用连续凝血酶时间是诊断FDP的一项较敏感的指标。
2．血浆蛇毒致凝时间用从蛇毒中提取的酶（Reptilase）代替凝血酶进行凝血酶时间测定。当FDP增多时，凝血时间延长，本方法的优点是不受肝素的影响。
3．纤维蛋白降解产物的检查正常人血清中仅有微量FDP。如FDP明显增多，即表示有纤维蛋白溶解亢进，间接地反映出DIC。测定的方法很多，包括免疫法Fi试验（即乳胶颗粒凝集试验，正常滴度<1∶8），FDP絮状试验、放射免疫扩散法、葡萄球菌猬集试验（正常FDP值为0．57±0．1μg/dl，DIC时可高达60μg/dl）、鞣酸比红细胞间接血凝抑制试验（正常血清FDP值<10μg/dl，DIC时超过20μg/dl），酶膜免疫吸附技术等。如果FDP增多，表示有急性DIC的可能。
4．血浆鱼精蛋白副凝固试验（简称3P试验）及乙醇胶试验这是反映血浆内可溶性纤维蛋白复合体的一种试验。当血管内凝血时，FDP与纤维蛋白的单体结合形成可溶性复合物，不能被凝血酶凝固。鱼精蛋白可使复合物分离，重新析出纤维蛋白单体。结果发生纤维蛋白单体及FDP的自我聚合，形成肉眼可见的絮状沉淀，称为副凝固试验。乙醇胶试验与3P试验的原理相同，国内资料报告，3P试验阳性率为72.6～88.2%，乙醇胶的阳性率低。两种方法均可有假阳性或假阴性结果。相比之下，乙醇胶试验敏感性差，但较可靠；而3P特异性差，假阳性多，如FDP裂片分子量较小时，3P试验也可为阴性。最好能把两者相互参考比较，意义就更大。
5．优球蛋白溶解时间优球蛋白是血浆在酸性环境中析出的蛋白成 份，其中含纤维蛋白原、纤维蛋白溶解原及其活化素，但不含纤维蛋白溶解抑制物，可用以测定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物是否增加。正常值应超过2小时。如在2小时内溶解，表示纤维蛋白溶解亢进。纤溶亢进时，纤溶酶原减少，纤溶酶增多，优球蛋白被大量纤溶酶加速溶解。国内资料报告阳性率为25～42.9%。
（三）有关微血管病性的溶血检查在血清中可见到畸形红细胞，如碎裂细胞、盔甲细胞等。血片检查见破碎及变形的红细胞比例超过2%时，对DIC的诊断有参考价值。
（四）其他最近一些新的实验方法包括：①抗凝血酶Ⅲ（ATⅢ）的含量测定：DIC中，ATⅢ大量消耗，早期即有明显减少，测定结果不受FDP的影响，其测定方法有凝血活性及琼脂扩散法免疫活性两种方法。②用51Cr标记血小板或用125I标记纤维蛋白原测定血小板寿命是否缩短。③血小板β球蛋白（β-TG）及血小板第4因子（PF4）含量的测定：血小板聚集时β-TG及PF4可被释放至血循环中。β-TG及PF4增高反映血管内血小板功能亢进，消耗时则见降低。④纤维蛋白分解产物的测定：当血管内有凝血及凝血酶活性增高时，纤维蛋白原的分解增加，纤维蛋白肽A（FPA）增加。可用放射免疫法测定。在色谱分析中可发现有纤维蛋白单体、双体及多聚体增加。
治疗
DIC的病情严重，病势凶险，发展迅速，必须积极抢救，否则病情即可发展为不可逆性。原发病与DIC两者互为因果，治疗中必须同时兼顾，严密观察临床表现及实验室化验结果的变化。
（一）消除病因及原发病的治疗治疗原发病是治疗DIC的根本措施，控制原发病的不利因素也有重要意义，例如积极控制感染、清除子宫内死胎、以及抗肿瘤治疗等。其他如补充血容量、防治休克、改善缺氧及纠正水、电解质紊乱等，也有积极作用。输血时更应预防溶血反应。在去除病因后，病情可迅速缓解，消除DIC的诱因也有利于防止DIC的发生和发展。
（二）肝素治疗肝素和血液中的抗凝血酶Ⅲ（ATⅢ）形成复合体，加强ATⅢ对凝血酶及活性凝血因子Ⅸa、Ⅹa、Ⅺa及Ⅻa的灭活，发生抗凝作用。故在肝素治疗时，必须考虑到血中的ATⅢ水平。如ATⅢ水平过低时，即使给予大量肝素也不易见效。近年来发现肝素也有促进纤溶和阻碍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关于肝素应用的指征包括：①DIC诊断明确，包括原发病或病因不能控制或去除时，在后者作为DIC的对症治疗；②如已证实发生DIC而准备去除病因时，为防止术中或术后促凝物质进入血循环而加重DIC，也可短期适当使用；③当准备应用纤维蛋白溶解抑制剂或补充凝血物质时，如有促凝物质已在血液中发挥作用，也应先用肝素，后给纤溶抑制剂、输血及纤维蛋白原等。对急性DIC，特别是伴有新鲜创口、创面等病情较复杂的病例，肝素的应用要谨慎，如果使用不当，有加重出血的危险；对慢性或亚急性DIC，没有血管损伤及新鲜创面，使用比较安全。对疑似DIC的病人，例 如有DIC的倾向而3P试验或其他化验检查阴性，或3P试验阳性而无临床出血症状者，可暂不用肝素，待检查结果及临床表现明确支持DIC时，即用肝素治疗。目前对肝素应用的指征，看法尚无统一，但大多数人认为，凡诊断明确并有用药指征的，应争取早用。据上海瑞金医院1986年一组47例DIC用肝素治疗的病例报道中，产科意外的治愈率高达72.2%，感染性疾病为42.2%。除上述疾病外，大多数DIC病例用肝素治疗并无帮助，有时甚至有害。肝素治疗失败的因素包括：①用药指征不当，尤其是诊断不甚明确；②用药时间过晚，病情已成为不可逆性；③体内的ATⅢ耗竭，使肝素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④剂量掌握不当；⑤酸中毒未纠正，使肝素丧失活性。有下列情况时，应用肝素要特别谨慎，以免加重出血：①在DIC后期，病理变化已转为以纤维蛋白溶解为主而出血主要涉及纤溶及大量FDP的关系，而不是凝血因子的消耗；②手术创口尚未愈合；③原有严重出血如肺结核咯血、溃疡病出血或脑溢血等；④有明显肝肾功能不良者；⑤原有造血功能障碍和血小板减少者。
肝素的剂量及用法：一般采用中等剂量，每4～6小时静脉注射50mg或连续静脉滴注（每小时滴10mg左右）。24小时用量为200～300mg（每100mg=12500u），每次静注前需测凝血时间（试管法），使控制在20-30分钟之间，适当调整肝素剂量，一直用至DIC检查指标恢复正常。最近有主张肝素用量不宜太大，日本多用80～120mg/d，对仍不能控制者，可能由于ATⅢ减少，要给输血及血浆以提高AT-Ⅲ的水平，才能奏效。关于肝素小剂量治疗方面，有人提出用肝素5000ul次，每日皮下注射2～3次。也可静脉给药。用小剂量肝素后，血中浓度在15-60分钟后开始上升，1～5小时达高峰，7小时后逐渐消失，个体间可有差异。小剂量肝素治疗的优点是无出血并发症，不需要实验室的监测。有人提出对预防血栓采用超低剂量也可有效，每公斤每小时皮下注射1单位。对肝素治疗有效者，一般在凝血缺陷纠正后，临床情况好转，如血压稳定，紫绀消失，方可停药。如果凝血时间延长超出30分钟，出血加重，说明为肝素过量，应即停药，并静脉输入硫酸鱼精蛋白中和，其用量相当于最后一次肝素用量或为其1/2量，每8～12小时1次，1-2次后即可纠正。停药后要随访凝血时间连续3～5天，了解有无复发情况。急性DIC经用肝素有效者，凝血酶原时间可在24小时内恢复正常，纤维蛋白原等在1-3天内上升，血小板上升较慢，约需7天左右。
（三）抗血小板凝集药物常用者为潘生丁，400～600mg/d，分3次口服，或将100～200mg置于100ml葡萄糖液体中静脉滴注，每4-6小时重复1次。阿司匹林1．2～1．5g/d，分3次口服。两者合用则需减少剂量。适用于轻型DIC或高度怀疑DIC而未能肯定诊断者。低分子右旋糖酐降低血液粘滞度，抑制血小板聚集，一般用量为500～1000ml静脉滴注，主要用于早期DIC，诊断尚未完全肯定者，也可与潘生丁合用。
（四）AT-Ⅲ浓缩剂及合成抗凝血酶剂的应用实验证明，AT-Ⅲ下降到一定水平时，即使增加肝素量也不能提高其抗凝作用，有人认为AT-Ⅲ水平低至正常的50%时，就应补充AT-Ⅲ。日本有人在静滴肝素10000u/d，同时静脉滴注AT-Ⅲ1500u/d，相当于血浆1500ml的含量。
日本最近合成抗凝血制剂，其作用与AT-Ⅲ无关。对DIC有明显的疗效，而且副作用少。
（五）补充血小板及凝血因子在未用肝素前输血或给纤维蛋白原时，可为微血栓提供凝血的基质，促进DIC的发展。但如凝血因子过低时，应用肝素可加重出血。应当输血（最好鲜血）或补充纤维蛋白原，后者每克制剂可提高血浆纤维蛋白原25mg/dl，纤维蛋白原浓度超过100mg/dl时才有止血作用。
（六）抗纤溶药物的应用在DIC早期，纤溶本身是一种生理性的保护机制，故一般不主张应用抗纤溶药物。早期使用反使病情恶化可能。但在DIC后期继发性纤溶成为出血的主要矛盾时，则可适当应用抗纤溶药物。这类药物应在足量肝素治疗下应用。只有当已无凝血消耗而主要为继发性纤溶继续进行时，方可单独应用抗纤溶药物。常用的药物包括6氨基己酸（6EACA）2-6g/d，静脉滴注，抗纤溶芳酸（对羧基节胺，简称PAMBA）200～400mg/d，或止血环酸（AMCHA）200～500mg/d，用葡萄糖液稀释后缓慢静脉滴注或注射。有人主张血中有大量纤溶酶时可采用抑肽酶，试用剂量为8～10万u，静脉注射，好转后减量，每2小时用1万u。
复方丹参
（七）中医中药常用的为活血化瘀的中药药物如复方丹参、川芎嗪、参附注射液及刺参酸性粘多糖等，对治疗DIC中有一定疗效。
（八）其他国内在治疗DIC并发休克的病例中，有人报道用山莨菪碱，东莨菪碱或酚苄明能解除血管痉挛。低分子右旋糖酐对疏通血脉有良好疗效。也有人提出用尿激酶、换血、血浆去除术、血液透析等各种不同疗法，但疗效尚难肯定，有待进一步研究。
DIC的评分系统
国际血栓与止血委员会（ISTH）已推荐使用DIC诊断与治疗的评分系统。ISTH使用实验室检查旨在通过5个常规实验指标来计算DIC 分数(表2) 。首先，明确引起DIC的原发病是使用本规则的先决条件，累积5个以上实验室指标的分数，如延长的PT、减低的血小板数和纤维蛋白原和增高的纤维蛋白(原) 裂解的相关的标志物(即D-D或FDP)。该评分系统属于与急性发作的DIC(败血症) 和慢性DIC(血管畸形和动脉瘤) 两者相关的疾患。
ISTH 评分系统的临床应用表明，其在感染和非感染病因学所致DIC的诊断中均具有较高的灵敏度。通过DIC诊断的双盲测试结果，ISTH评分系统在DIC诊断中的灵敏度为91%，特异性为97%，DIC积分和患者的致死性之间呈极强的正相关。现已证实，每个DIC的节点，其致死性为1.25 - 1.29。几个类似利用ISTH评分系统单独预测致死性的结果证实了上述发现，上述研究表明伴DIC的败血症，其致死性明显高于不伴DIC者，前者为43%，而后者仅为27%。由此可见，ISTH评分系统在DIC致死性中的预测价值明显高于单独使用“急性病理学和慢性健康评价II” （APACHEI）标准。在ISTH评分系统中DIC每个节点其致死性差异率（OR）为1.29，而APACHEI仅为1.07。[1]
低危MDS：是否可以选择免疫抑制剂治疗——正方观点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是一组异质性疾病，其治疗策略制定尚存在诸多争议，如MDS患者的去铁治疗、较低危MDS患者的免疫抑制剂使用、表观遗传学治疗药物的最佳治疗方案以及造血干细胞移植前是否需要化疗等，本次专题中我们选取了2项国内血液学同仁们较为关注的议题——“低危MDS患者，是否可以选择免疫抑制剂治疗”以及“高危MDS患者，移植前是否需要化疗”，邀请参加国内《MDS诊断治疗专家共识》制定的几位教授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肖志坚
正方：需要免疫抑制剂治疗
问题1：低危MDS患者体内是否存在T淋巴细胞免疫亢进？
问题2：从理论和实践上是否可应用免疫抑制剂解除免疫亢进、恢复造血，而又不造成疾病向白血病进展？
问题3：免疫抑制剂治疗有效者是真的MDS患者吗？
首先，某些低危MDS患者确实存在T淋巴细胞免疫亢进。
免疫抑制剂可以用于MDS的治疗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众所周知，MDS是一种起源于骨髓造血干细胞的恶性克隆性疾病。恶性克隆细胞本身会发生功能、结构和表型的改变，从而激发身体的T淋巴细胞产生抗肿瘤免疫。抗肿瘤免疫存在于各种恶性肿瘤及其患者中，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肿瘤本身性质的不同和罹患人群本身免疫状态的不同，最后转归也不尽相同：有的肿瘤被消灭；有的长期维持稳定；有的迅速进展导致患者死亡。
诸多研究显示部分低危MDS存在T淋巴细胞免疫亢进，主要涉及CD8亚群比例升高以及CD8细胞中Tc1极化增强，这些都是机体抑制肿瘤的反应。但增强的T细胞功能往往伴发体内负性细胞因子的增加，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γ干扰素等，这些负性细胞因子的增加又与骨髓内造血细胞原位凋亡（MDS骨髓衰竭的主要原因）关系密切。一旦应用免疫抑制剂，将T细胞水平控制至正常，则一系列后续反应均消失，骨髓造血恢复。
我们的研究发现，除了CD8亚群变化，部分MDS存在CD4亚群的增加和Th1极化，而此类极化的结果更多是针对正常残存的造血细胞。
由此可见，某些低危MDS确实存在T细胞免疫功能亢进，这种亢进是MDS骨髓衰竭的原因之一。同时，由于MDS的恶性克隆细胞较急性髓性白血病（AML）更加惰性，可以长期存在于骨髓，与正常残留细胞“僵持不下”，作为抗原刺激机体反应的过程更加漫长，在疾病中的作用也更为重要。
其次，严格把握适应证，应用免疫抑制剂即可解除免疫亢进、恢复造血，又不造成疾病进展。
既然部分低危MDS患者存在T细胞免疫亢进，且与骨髓衰竭有关，那么从理论上是可以用免疫抑制剂来解除患者免疫相关骨髓衰竭的，这也是临床用药的理论基础。国内外大量研究针对特定MDS群体的免疫治疗均取得了肯定的疗效，总反应率约30%~50%。
可问题是，MDS本身属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将免疫抑制剂应用于这类患者会不会造成机体抗肿瘤能力下降从而引发疾病进展呢？这应从以下两方面来说明。
第一，前文已提到，MDS的恶性克隆较AML更加惰性，临床上可以观察到许多国际预后积分系统（IPSS）评分低的MDS患者，其骨髓克隆细胞达90%以上仍能维持相对正常的外周血象，不需要输注，外周血中可以检测到与骨髓比例接近的克隆细胞，且这些细胞还保留部分功能；事实上，临床上约1/3的MDS患者保持稳定，1/3患者好转，只有1/3患者最终进展为白血病。这说明低危MDS克隆细胞还处于逃逸机体免疫监视的自我选择过程中，MDS恶性克隆经过自我选择进展为如AML克隆细胞样具有侵袭性和压倒性的优势并不是100%概率事件。
在机体T细胞过激的免疫功能控制了MDS恶性克隆增殖，并进一步抑制造血导致骨髓衰竭时，适当应用免疫抑制剂以解除T细胞对造血的抑制，从MDS本身的发病机制上来说是可行的，也就是说对某些处于低危阶段（此时机体T细胞免疫有效或亢进）的MDS应用免疫抑制剂可行。
第二，对高危阶段（此时机体T细胞免疫已无效或低下）MDS应用免疫抑制剂并不恰当。既往研究显示应用免疫抑制剂会发生10%~20%的白血病转化，这均是因为病例涵盖了部分高危患者所致。
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相关指南中有关免疫抑制剂可能有效的指征无不指向机体免疫功能亢进的可能性，包括年龄小于60岁、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PNH）克隆证据、HLA-DR15抗原阳性、骨髓低增生和IPSS评分≤1.0。遗憾的是，指南中并没有直接根据T细胞功能状况选择患者，也没有规定明确的禁忌证。
对我科与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以及瑞金医院血液科治疗的71例低危MDS患者增加骨髓T细胞免疫功能亢进作为入组指标，并严格规定骨髓原始细胞超过5%和IPSS差的核型为禁忌证，结果治疗反应率超过70%，疾病进展1例，转白仅1例（该例患者染色体17p-，已界定为差染色体）。该研究近期已发表于《美国血液学杂志》（Am J Hematology）。
最后，不能否认免疫抑制剂治疗有效的低危MDS的初始诊断。
首先，已有多家中心的报告证实了免疫抑制剂的疗效，美国斯坦福大学129例MDS的临床资料显示，免疫抑制剂治疗能显著改善特定亚群MDS患者的全血细胞减少症，尤其可改善年轻低危患者的总生存（OS）和无进展生存（PFS）。
已确立MDS最低诊断标准的今天，在各家中心广泛开展形态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流式细胞仪检测的前提下，若否认对免疫抑制剂治疗有反应患者的初始诊断似乎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如同一定要将已转化为白血病的MDS加以追认，而否定一切不转白的MDS诊断一样，是不符合逻辑的。正是由于MDS本身特有的生物学特性，决定了其能以骨髓衰竭，也能以白血病转化为主要表现，将MDS等同于原发性（De novo）AML的前期本身就是错误的。
另外，有人认为，既然是恶性疾病，就只有将恶性克隆消灭这条路“好走”；殊不知这“恶性”不是那“恶性”，通过抑制并不是“极恶”克隆的过激T细胞反应而逆转骨髓抑制，何尝不是另一条“罗马大道”呢？不管是杀灭了恶性克隆让正常残留细胞取而代之，还是抑制T细胞反应让正常和（或）克隆细胞造血以维持骨髓功能，只要能达到减轻致命的骨髓抑制，改善患者生存的目的就可以，这其实也是让低危MDS患者带瘤生存的一种方式。
如果否认免疫抑制剂的作用，就是否认肿瘤免疫的存在，否认肿瘤免疫过激的可能性，就像否认针对乙肝病毒的过激淋巴细胞免疫可引起重型肝炎使患者死亡一样，本身就是荒谬的。
总之，在有确切证据认定T细胞功能亢进且不存在转白风险的前提下，对部分特定的低危MDS采用免疫抑制剂治疗，可以逆转骨髓衰竭，改善患者生存，且不增加疾病进展危险。这正是对MDS发生发展本质有较深刻认识的医生们正在做的，也是2012版NCCN MDS治疗指南中继续保留此项治疗选择的原因所在。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是一组异质性疾病，其治疗策略制定尚存在诸多争议，如MDS患者的去铁治疗、较低危MDS患者的免疫抑制剂使用、表观遗传学治疗药物的最佳治疗方案以及造血干细胞移植前是否需要化疗等，本次专题中我们选取了2项国内血液学同仁们较为关注的议题——“低危MDS患者，是否可以选择免疫抑制剂治疗”以及“高危MDS患者，移植前是否需要化疗”，邀请参加国内《MDS诊断治疗专家共识》制定的几位教授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肖志坚
正方：需要免疫抑制剂治疗
问题1：低危MDS患者体内是否存在T淋巴细胞免疫亢进？
问题2：从理论和实践上是否可应用免疫抑制剂解除免疫亢进、恢复造血，而又不造成疾病向白血病进展？
问题3：免疫抑制剂治疗有效者是真的MDS患者吗？
首先，某些低危MDS患者确实存在T淋巴细胞免疫亢进。
免疫抑制剂可以用于MDS的治疗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众所周知，MDS是一种起源于骨髓造血干细胞的恶性克隆性疾病。恶性克隆细胞本身会发生功能、结构和表型的改变，从而激发身体的T淋巴细胞产生抗肿瘤免疫。抗肿瘤免疫存在于各种恶性肿瘤及其患者中，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肿瘤本身性质的不同和罹患人群本身免疫状态的不同，最后转归也不尽相同：有的肿瘤被消灭；有的长期维持稳定；有的迅速进展导致患者死亡。
诸多研究显示部分低危MDS存在T淋巴细胞免疫亢进，主要涉及CD8亚群比例升高以及CD8细胞中Tc1极化增强，这些都是机体抑制肿瘤的反应。但增强的T细胞功能往往伴发体内负性细胞因子的增加，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γ干扰素等，这些负性细胞因子的增加又与骨髓内造血细胞原位凋亡（MDS骨髓衰竭的主要原因）关系密切。一旦应用免疫抑制剂，将T细胞水平控制至正常，则一系列后续反应均消失，骨髓造血恢复。
我们的研究发现，除了CD8亚群变化，部分MDS存在CD4亚群的增加和Th1极化，而此类极化的结果更多是针对正常残存的造血细胞。
由此可见，某些低危MDS确实存在T细胞免疫功能亢进，这种亢进是MDS骨髓衰竭的原因之一。同时，由于MDS的恶性克隆细胞较急性髓性白血病（AML）更加惰性，可以长期存在于骨髓，与正常残留细胞“僵持不下”，作为抗原刺激机体反应的过程更加漫长，在疾病中的作用也更为重要。
其次，严格把握适应证，应用免疫抑制剂即可解除免疫亢进、恢复造血，又不造成疾病进展。
既然部分低危MDS患者存在T细胞免疫亢进，且与骨髓衰竭有关，那么从理论上是可以用免疫抑制剂来解除患者免疫相关骨髓衰竭的，这也是临床用药的理论基础。国内外大量研究针对特定MDS群体的免疫治疗均取得了肯定的疗效，总反应率约30%~50%。
可问题是，MDS本身属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将免疫抑制剂应用于这类患者会不会造成机体抗肿瘤能力下降从而引发疾病进展呢？这应从以下两方面来说明。
第一，前文已提到，MDS的恶性克隆较AML更加惰性，临床上可以观察到许多国际预后积分系统（IPSS）评分低的MDS患者，其骨髓克隆细胞达90%以上仍能维持相对正常的外周血象，不需要输注，外周血中可以检测到与骨髓比例接近的克隆细胞，且这些细胞还保留部分功能；事实上，临床上约1/3的MDS患者保持稳定，1/3患者好转，只有1/3患者最终进展为白血病。这说明低危MDS克隆细胞还处于逃逸机体免疫监视的自我选择过程中，MDS恶性克隆经过自我选择进展为如AML克隆细胞样具有侵袭性和压倒性的优势并不是100%概率事件。
在机体T细胞过激的免疫功能控制了MDS恶性克隆增殖，并进一步抑制造血导致骨髓衰竭时，适当应用免疫抑制剂以解除T细胞对造血的抑制，从MDS本身的发病机制上来说是可行的，也就是说对某些处于低危阶段（此时机体T细胞免疫有效或亢进）的MDS应用免疫抑制剂可行。
第二，对高危阶段（此时机体T细胞免疫已无效或低下）MDS应用免疫抑制剂并不恰当。既往研究显示应用免疫抑制剂会发生10%~20%的白血病转化，这均是因为病例涵盖了部分高危患者所致。
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相关指南中有关免疫抑制剂可能有效的指征无不指向机体免疫功能亢进的可能性，包括年龄小于60岁、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PNH）克隆证据、HLA-DR15抗原阳性、骨髓低增生和IPSS评分≤1.0。遗憾的是，指南中并没有直接根据T细胞功能状况选择患者，也没有规定明确的禁忌证。
对我科与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以及瑞金医院血液科治疗的71例低危MDS患者增加骨髓T细胞免疫功能亢进作为入组指标，并严格规定骨髓原始细胞超过5%和IPSS差的核型为禁忌证，结果治疗反应率超过70%，疾病进展1例，转白仅1例（该例患者染色体17p-，已界定为差染色体）。该研究近期已发表于《美国血液学杂志》（Am J Hematology）。
最后，不能否认免疫抑制剂治疗有效的低危MDS的初始诊断。
首先，已有多家中心的报告证实了免疫抑制剂的疗效，美国斯坦福大学129例MDS的临床资料显示，免疫抑制剂治疗能显著改善特定亚群MDS患者的全血细胞减少症，尤其可改善年轻低危患者的总生存（OS）和无进展生存（PFS）。
已确立MDS最低诊断标准的今天，在各家中心广泛开展形态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流式细胞仪检测的前提下，若否认对免疫抑制剂治疗有反应患者的初始诊断似乎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如同一定要将已转化为白血病的MDS加以追认，而否定一切不转白的MDS诊断一样，是不符合逻辑的。正是由于MDS本身特有的生物学特性，决定了其能以骨髓衰竭，也能以白血病转化为主要表现，将MDS等同于原发性（De novo）AML的前期本身就是错误的。
另外，有人认为，既然是恶性疾病，就只有将恶性克隆消灭这条路“好走”；殊不知这“恶性”不是那“恶性”，通过抑制并不是“极恶”克隆的过激T细胞反应而逆转骨髓抑制，何尝不是另一条“罗马大道”呢？不管是杀灭了恶性克隆让正常残留细胞取而代之，还是抑制T细胞反应让正常和（或）克隆细胞造血以维持骨髓功能，只要能达到减轻致命的骨髓抑制，改善患者生存的目的就可以，这其实也是让低危MDS患者带瘤生存的一种方式。
如果否认免疫抑制剂的作用，就是否认肿瘤免疫的存在，否认肿瘤免疫过激的可能性，就像否认针对乙肝病毒的过激淋巴细胞免疫可引起重型肝炎使患者死亡一样，本身就是荒谬的。
总之，在有确切证据认定T细胞功能亢进且不存在转白风险的前提下，对部分特定的低危MDS采用免疫抑制剂治疗，可以逆转骨髓衰竭，改善患者生存，且不增加疾病进展危险。这正是对MDS发生发展本质有较深刻认识的医生们正在做的，也是2012版NCCN MDS治疗指南中继续保留此项治疗选择的原因所在。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是一组异质性疾病，其治疗策略制定尚存在诸多争议，如MDS患者的去铁治疗、较低危MDS患者的免疫抑制剂使用、表观遗传学治疗药物的最佳治疗方案以及造血干细胞移植前是否需要化疗等，本次专题中我们选取了2项国内血液学同仁们较为关注的议题——“低危MDS患者，是否可以选择免疫抑制剂治疗”以及“高危MDS患者，移植前是否需要化疗”，邀请参加国内《MDS诊断治疗专家共识》制定的几位教授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肖志坚
正方：需要免疫抑制剂治疗
问题1：低危MDS患者体内是否存在T淋巴细胞免疫亢进？
问题2：从理论和实践上是否可应用免疫抑制剂解除免疫亢进、恢复造血，而又不造成疾病向白血病进展？
问题3：免疫抑制剂治疗有效者是真的MDS患者吗？
首先，某些低危MDS患者确实存在T淋巴细胞免疫亢进。
免疫抑制剂可以用于MDS的治疗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众所周知，MDS是一种起源于骨髓造血干细胞的恶性克隆性疾病。恶性克隆细胞本身会发生功能、结构和表型的改变，从而激发身体的T淋巴细胞产生抗肿瘤免疫。抗肿瘤免疫存在于各种恶性肿瘤及其患者中，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肿瘤本身性质的不同和罹患人群本身免疫状态的不同，最后转归也不尽相同：有的肿瘤被消灭；有的长期维持稳定；有的迅速进展导致患者死亡。
诸多研究显示部分低危MDS存在T淋巴细胞免疫亢进，主要涉及CD8亚群比例升高以及CD8细胞中Tc1极化增强，这些都是机体抑制肿瘤的反应。但增强的T细胞功能往往伴发体内负性细胞因子的增加，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γ干扰素等，这些负性细胞因子的增加又与骨髓内造血细胞原位凋亡（MDS骨髓衰竭的主要原因）关系密切。一旦应用免疫抑制剂，将T细胞水平控制至正常，则一系列后续反应均消失，骨髓造血恢复。
我们的研究发现，除了CD8亚群变化，部分MDS存在CD4亚群的增加和Th1极化，而此类极化的结果更多是针对正常残存的造血细胞。
由此可见，某些低危MDS确实存在T细胞免疫功能亢进，这种亢进是MDS骨髓衰竭的原因之一。同时，由于MDS的恶性克隆细胞较急性髓性白血病（AML）更加惰性，可以长期存在于骨髓，与正常残留细胞“僵持不下”，作为抗原刺激机体反应的过程更加漫长，在疾病中的作用也更为重要。
其次，严格把握适应证，应用免疫抑制剂即可解除免疫亢进、恢复造血，又不造成疾病进展。
既然部分低危MDS患者存在T细胞免疫亢进，且与骨髓衰竭有关，那么从理论上是可以用免疫抑制剂来解除患者免疫相关骨髓衰竭的，这也是临床用药的理论基础。国内外大量研究针对特定MDS群体的免疫治疗均取得了肯定的疗效，总反应率约30%~50%。
可问题是，MDS本身属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将免疫抑制剂应用于这类患者会不会造成机体抗肿瘤能力下降从而引发疾病进展呢？这应从以下两方面来说明。
第一，前文已提到，MDS的恶性克隆较AML更加惰性，临床上可以观察到许多国际预后积分系统（IPSS）评分低的MDS患者，其骨髓克隆细胞达90%以上仍能维持相对正常的外周血象，不需要输注，外周血中可以检测到与骨髓比例接近的克隆细胞，且这些细胞还保留部分功能；事实上，临床上约1/3的MDS患者保持稳定，1/3患者好转，只有1/3患者最终进展为白血病。这说明低危MDS克隆细胞还处于逃逸机体免疫监视的自我选择过程中，MDS恶性克隆经过自我选择进展为如AML克隆细胞样具有侵袭性和压倒性的优势并不是100%概率事件。
在机体T细胞过激的免疫功能控制了MDS恶性克隆增殖，并进一步抑制造血导致骨髓衰竭时，适当应用免疫抑制剂以解除T细胞对造血的抑制，从MDS本身的发病机制上来说是可行的，也就是说对某些处于低危阶段（此时机体T细胞免疫有效或亢进）的MDS应用免疫抑制剂可行。
第二，对高危阶段（此时机体T细胞免疫已无效或低下）MDS应用免疫抑制剂并不恰当。既往研究显示应用免疫抑制剂会发生10%~20%的白血病转化，这均是因为病例涵盖了部分高危患者所致。
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相关指南中有关免疫抑制剂可能有效的指征无不指向机体免疫功能亢进的可能性，包括年龄小于60岁、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PNH）克隆证据、HLA-DR15抗原阳性、骨髓低增生和IPSS评分≤1.0。遗憾的是，指南中并没有直接根据T细胞功能状况选择患者，也没有规定明确的禁忌证。
对我科与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以及瑞金医院血液科治疗的71例低危MDS患者增加骨髓T细胞免疫功能亢进作为入组指标，并严格规定骨髓原始细胞超过5%和IPSS差的核型为禁忌证，结果治疗反应率超过70%，疾病进展1例，转白仅1例（该例患者染色体17p-，已界定为差染色体）。该研究近期已发表于《美国血液学杂志》（Am J Hematology）。
最后，不能否认免疫抑制剂治疗有效的低危MDS的初始诊断。
首先，已有多家中心的报告证实了免疫抑制剂的疗效，美国斯坦福大学129例MDS的临床资料显示，免疫抑制剂治疗能显著改善特定亚群MDS患者的全血细胞减少症，尤其可改善年轻低危患者的总生存（OS）和无进展生存（PFS）。
已确立MDS最低诊断标准的今天，在各家中心广泛开展形态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流式细胞仪检测的前提下，若否认对免疫抑制剂治疗有反应患者的初始诊断似乎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如同一定要将已转化为白血病的MDS加以追认，而否定一切不转白的MDS诊断一样，是不符合逻辑的。正是由于MDS本身特有的生物学特性，决定了其能以骨髓衰竭，也能以白血病转化为主要表现，将MDS等同于原发性（De novo）AML的前期本身就是错误的。
另外，有人认为，既然是恶性疾病，就只有将恶性克隆消灭这条路“好走”；殊不知这“恶性”不是那“恶性”，通过抑制并不是“极恶”克隆的过激T细胞反应而逆转骨髓抑制，何尝不是另一条“罗马大道”呢？不管是杀灭了恶性克隆让正常残留细胞取而代之，还是抑制T细胞反应让正常和（或）克隆细胞造血以维持骨髓功能，只要能达到减轻致命的骨髓抑制，改善患者生存的目的就可以，这其实也是让低危MDS患者带瘤生存的一种方式。
如果否认免疫抑制剂的作用，就是否认肿瘤免疫的存在，否认肿瘤免疫过激的可能性，就像否认针对乙肝病毒的过激淋巴细胞免疫可引起重型肝炎使患者死亡一样，本身就是荒谬的。
总之，在有确切证据认定T细胞功能亢进且不存在转白风险的前提下，对部分特定的低危MDS采用免疫抑制剂治疗，可以逆转骨髓衰竭，改善患者生存，且不增加疾病进展危险。这正是对MDS发生发展本质有较深刻认识的医生们正在做的，也是2012版NCCN MDS治疗指南中继续保留此项治疗选择的原因所在。
我国科学家发现治疗自身免疫病可能存在新靶点
免疫细胞抵抗病原体，好似蜜蜂蜇人奋不顾身，“战斗”结束后也往往献出了生命。但如果这种自然发生的“自杀”被阻止，动了“杀机”的免疫细胞反而会攻击体内其它细胞，导致类风湿关节炎、红斑狼疮、多发性硬化等“自身免疫病”。昨天，国际著名学术杂志《自然·免疫》发表我国科学家论文称，在免疫细胞中发现了一种调节其存活的重要蛋白———β抑制蛋白1。鉴于这可能成为治疗自身免疫疾病的药物靶点，相关成果已申请专利。
作为体内重要免疫细胞，“CD4阳性T细胞”像一群勤劳的“兵蜂”，在血液、淋巴等外周免疫系统中“巡逻”。一旦发现病毒、细菌等“敌情”，这种T细胞会蜂拥而上，奋勇杀敌。当敌人被消灭，它们又会启动凋亡程序，自动“自我毁灭”。研究表明，及时的细胞凋亡是必需的，它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以防止发生自身攻击行为。
那么，谁指挥决定着T细胞生死存亡？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裴钢院士研究组、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交大医学院健康科学研究所臧敬五教授研究组，经长期合作发现，T细胞内存在一种“信号蛋白”———β抑制蛋白1，它能给T细胞打“强心剂”，调控其存活与否。而当T细胞完成免疫使命、本该“牺牲”时，过量的“强心剂”则让它们继续幸存，打破了“存活—凋亡”的正常调控机制，令T细胞变得“不辨敌我”。在实验中，小鼠被诱发自身免疫反应，体内T细胞过激，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病，七八天内就出现尾巴、四肢僵直等症状；而被人工祛除“β抑制蛋白1”的小鼠，由于T细胞失去了大量存活的机会，发病期则延缓至13天至14天后。
为进一步验证人体内的影响，研究组抽取了多发性硬化病病人和正常人的血样。对照发现，病人血样中“β抑制蛋白1”发布的“指令”，较正常情况增强1到2倍，使T细胞24小时后的存活率仍有80％左右。而研究人员这种“强心剂”作用进行干预后，T细胞24小时存活率则降为55％左右。该论文第一作者施裕丰博士介绍，如利用这一靶点，通过针对该蛋白的RNA干扰方法，就有望阻止其生成新的蛋白，让T细胞自然凋亡，取得新的动态平衡，使疾病康复。
《自然·免疫》推介意见：中国科学家发现“β抑制蛋白1”与促进T淋巴细胞存活和自身免疫发病相关，这为自身免疫治疗提供了可能的靶点。抑制人体内该蛋白的功能能否对多发性硬化病起效，还需进一步研究。
淋巴细胞来源于骨髓的多能干细胞（胚胎期则来源于卵黄囊和肝）。在人体胚胎期和初生期，骨髓中的一部分多能干细胞或前T细胞迁移到胸腺内，在胸腺激素的诱导下分化成熟，成为具有免疫活性的T细胞。
成熟的T细胞经血流分布至外周免疫器官的胸腺依赖区定居，并可经淋巴管、外周血和组织液等进行再循环，发挥细胞免疫及免疫调节等功能。T细胞的再循环有利于广泛接触进入体内的抗原物质，加强免疫应答，较长期保持免疫记忆。T细胞的细胞膜上有许多不同的标志，主要是表面抗原和表面受体。这些表面标志都是结合在细胞膜上的巨蛋白分子。
分类 T细胞是相当复杂的不均一体、又不断在体内更新、在同一时间可以存在不同发育阶段或功能的亚群，但分类原则和命名比较混乱，尚未统一。按免疫应答中的功能不同，可将T细胞分成若干亚群，一致公认的有：辅助性T细胞（Helper T cells,Th），具有协助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功能；抑制性T细胞（Suppressor T cells,Ts），具有抑制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的功能；效应T细胞（Effector T cells,Te），具有释放淋巴因子的功能；细胞毒T细胞（cytotoxic T cells,Tc），具有杀伤靶细胞的功能；迟发性变态反应T细胞（Td），有参与Ⅳ型变态反应的作用；放大T细胞（Ta），可作用于Th和Ts，有扩大免疫效果的作用；处女或天然T细胞（Virgin or Natural T cells），他们和抗原接触后分化成效应T细胞和记忆T细胞；记忆T细胞（Tm），有记忆特异性抗原刺激的作用。T细胞在体内存活的时间可数月至数年。其记忆细胞存活的时间则更长。
其中，Th细胞又被称为CD4+细胞，因为其在表面表达CD4(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4）。通过与MHCⅡ（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递呈的多肽抗原反应被激活。MHCⅡ在抗原递呈细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s,APCs）表面表达。一旦激活，可以分泌细胞因子，调节或者协助免疫反应。Tc细胞又名为CD8+细胞，其表面表达CD8.这类细胞可以通过MHCI 与抗原直接结合。
流式细胞分析仪FCM根据淋巴细胞表面标志的不同来检测各淋巴细胞亚群：
淋巴细胞主要包括T淋巴细胞（CD3+），B淋巴细胞（CD19+），NK细胞（CD16+CD56+），
其中T淋巴细胞可进一步测定辅助/诱导T淋巴细胞（CD3+CD4+）、抑制/细胞毒T淋巴细胞（CD3+CD8+）、CD4+T细胞纯真亚群（CD4+CD45RA+/ CD4+CD45RA+62L+）和记忆亚群（CD4+CD45RA-/ CD4+CD45RO+）、功能亚群（CD28+）、激活亚群（CD38+、HLA-DR+）、凋亡亚群（CD95+）等。
T细胞按照功能和表面标志可以分成很多种类： 1、细胞毒T细胞（cytotoxic T cell）：消灭受感染的细胞。这些细胞的功能就像一个“杀手”或细胞毒素，因为它们可以对产生特殊抗原反应的目标细胞进行杀灭。细胞毒T细胞的主要表面标志是CD8，也被称为杀手T细胞。
2、辅助T细胞（helper T cell）在免疫反应中扮演中间过程的角色：它可以增生扩散来激活其它类型的产生直接免疫反应的免疫细胞。辅助T细胞的主要表面标志是CD4。 T细胞调控或“辅助”其它淋巴细胞发挥功能。它们是已知的HIV的目标细胞，在艾滋病发病时会急剧减少。
3、调节/抑制T细胞（regulatory/suppressor T cell）：负责调节机体免疫反应。通常起着维持自身耐受和避免免疫反应过度损伤机体的重要作用。调节/抑制T细胞有很多种，目前研究最活跃的是CD25+ CD4+ T细胞。
4、记忆T细胞 (memory T cell)：在再次免疫应答中起重要作用。记忆T细胞由于暂时没有非常特异的表面标志，2010年还有很多未知之处。
表面标志 T细胞抗原受体
T细胞抗原受体成熟T细胞表面具有特异性识别抗原并与之结合的分子结构，称为T细胞抗原受体（T cell receptor，TCR）。TCR是一种双肽链分子，按肽链编码基因不同可分为两类：
1、在外周淋巴器官中大多数成熟T细胞(95%)的TCR分子，由α链和β链经二硫键连接的异二聚体分子，也称TCR-2。T细胞特异性免疫应答主要是这一类T细胞完成。
2、少数成熟T细胞的TCR分子是由γ链和δ链组成的异二聚体分子，结构与TCRαβ相似，也称TCR-1。它可直接识别抗原（多肽、类脂分子），不必与MHC结合，也不需要抗原提呈分子。TCRγδ主要存在于小肠粘膜上皮和表皮，而外周血中仅占成熟T细胞的0.5%—10%。TCRγδ识别病原体表面抗原分子后，增殖分化为效应细胞发挥杀伤作用，同时他对被病毒感染的细胞和肿瘤细胞具有杀伤活性。
T细胞分化抗原
1982年以来，国际有关专门会议把多数学者所制备的多种白细胞表面抗原的单克隆抗体进行了分类整理，并以分化群（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CD）统一命名。应用分化群抗体所鉴定的抗原，称为分化群抗原（CD抗原）。已经命名了CD1—CD166共180个分化抗原群，其中CD4和CD8是区分成熟T细胞亚群的主要表面标志。
免疫检测 T细胞分化抗原测定
【中文名称】
T细胞分化抗原测定
【概述】
T细胞膜表面有100多种特异性抗原，现已制备了多种单克隆抗体，WHO（1986）统称为白细胞分化抗原（cluster differentiation，CD）。例如CD3代表总T细胞，CD4代表T辅助细胞（TH），CD8代表T抑制细胞（TS）等。应用这些细胞的单克隆抗体与T细胞表面抗原结合后，再与荧光标记二抗（兔或羊抗鼠IgG）反应，在荧光显微镜下或流式细胞仪中计数CD的百分率。
【参考值】
免疫荧光法（IFA）：CD3为63.1%±10.8%；CD4（TH）为42.8%±9.5%；CD8（TS）为19.6%±5.9%；CD4/CD8（TH/TS）为（2.2±0.7）/1。流式细胞术：CD3为61%～85%；CD4为28%～58%；CD8为19%～48%；CD4/CD8为0.9～2.0/1。
【临床意义】
①CD3降低：见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如SLE、类风湿关节炎等。
②CD4降低：见于恶性肿瘤、遗传性免疫缺陷症、艾滋病、应用免疫抑制剂者。
③CD8减低：见于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变态反应性疾病。
④CD4/CD8比值增高：见于恶性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病毒性感染、变态反应等；CD4/CD8比值减低：见于艾滋病（常<0.5）。
⑤监测器官移植排斥反应时CD4/CD8比值增高预示可能发生排斥反应。
⑥CD3、CD4、CD8较高且有CD1、CD2、CD5、CD7增高则可能为T细胞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1]生物学功能 T细胞是淋巴细胞的主要组分，它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如直接杀伤靶细胞，辅助或抑制B细胞产生抗体，对特异性抗原和促有丝分裂原的应答反应以及产生细胞因子等，是身体中为抵御疾病感染、肿瘤而形成的英勇斗士。T细胞产生的免疫应答是细胞免疫，细胞免疫的效应形式主要有两种：与靶细胞特异性结合，破坏靶细胞膜，直接杀伤靶细胞；另一种是释放淋巴因子，最终使免疫效应扩大和增强。
T细胞，是由胸腺内的淋巴干细胞分化而成，是淋巴细胞中数量最多，功能最复杂的一类细胞。按其功能可分为三个亚群：辅助性T细胞、抑制性T细胞和细胞毒性T细胞。它们的正常功能对人类抵御疾病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有关T细胞的演化以及它与癌症的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特别是21世纪初人类开始的生命方舟计划对于T细胞的演化以及它与癌症的研究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造血干细胞又称多能干细胞，是存在于造血组织中的一群原始造血细胞。其最大特点是能自身复制和分化，通常处于静止期，当机体需要时，分裂增殖，一部分分化为定向干细胞，受到一定激素刺激后，进一步分化为各系统的血细胞系。其中淋巴干细胞进一步分化有两条途径。一些干细胞迁移到胸腺内，在胸腺激素影响下，大量增殖分化成为成熟淋巴细胞的一个亚群，被称之为T淋巴细胞。T细胞的“T”字，是采用“胸腺”的拉丁文第一个字母命名的。第二个细胞群在类似法氏囊的器官或组织内受激素作用，成熟并分化为淋巴细胞的另一个亚群，被称为B淋巴细胞。B细胞的“B”字，是采用“囊”的拉丁文第一个字母命名的。法氏囊是鸟类特有的结构，位于泄殖腔后上方，囊壁充满淋巴组织。人和哺乳动物无法氏囊，其类似的结构可能是骨髓或肠道中的淋巴组织（集合淋巴结，阑尾等），亦有法氏囊作用。
T细胞不产生抗体，而是直接起作用。所以T细胞的免疫作用叫作“细胞免疫”。B细胞是通过产生抗体起作用。抗体存在于体液里，所以B细胞的免疫作用叫作“体液免疫”。大多数抗原物质在刺激B细胞形成抗体过程中；需T细胞的协助。在某些情况下，T细胞亦有抑制B细胞的作用。如果抑制性T细胞因受感染、辐射、胸腺功能紊乱等因素的影响而功能降低时，B细胞因失去T细胞的控制而功能亢进，就可能产生大量自身抗体，并引起各种自身免疫病。例如系统性红斑狼疮，慢性活动性肝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同样，在某些情况下，B细胞也可控制或增强T细胞的功能。由此可见，身体中各类免疫反应，不论是细胞免疫还是体液免液，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精细、复杂而完善的防卫体系。
抗癌研究 2013年1月初，日本科学家首次培育出能够杀死癌细胞的T细胞。他们表示这一研究突破为直接将T细胞注入癌症患者体内，用以对抗癌症铺平了道路。实际上，人体可天然产生T细胞，但数量较少。成功培育T细胞让将这种细胞大量注入患者体内，以增强免疫系统成为一种可能。
为了培育这种细胞，他们首先对专门杀死一种确定癌细胞的T淋巴细胞进行“再编程”，使其变成另一种细胞，被称之为“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随后发育成功能齐备的T淋巴细胞。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发育而成的T淋巴细胞未来可充当一种潜在的癌症治疗手段。
日本科学家将专门对抗一种皮肤癌的T淋巴细胞培育成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方式是将这种淋巴细胞暴露在“山中因子”环境下。山中因子是一组化合物，能够让细胞退回到“非专业性”阶段。在实验室，研究人员将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变成T淋巴细胞。与最初的T淋巴细胞一样，此时的T淋巴细胞也专功同样的皮肤癌。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最初的T淋巴细胞相同，能够表达癌症特异性受体。研究发现这种新型T淋巴细胞非常活跃，可以产生一种抗癌化合物。
川本浩博士表示：“我们成功培育出具有特定抗原的T细胞，方式是培育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而后让它们变成功能性T细胞。下一步工作是研究这些T细胞到底是具有选择性地杀死癌细胞还是连同其他细胞一起杀死。如果选择性杀死癌细胞，这些T细胞便可直接注入患者体内，用于对抗癌症。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我们便可为癌症患者实施这种疗法。”研究发现刊登在《干细胞》杂志上。[2]
分化 一、T细胞在胸腺分化过程中的表型改变
淋巴干细胞早其即在胸腺内开始分化，应用小鼠胸腺细胞实验模型研究表明，在胚胎11-12天淋巴干细胞已进入胸腺，在胸腺微环境的影响下胸腺细胞迅速发生增殖和分化。已知，诱导T淋巴细胞在胸腺内分化、成熟的主要因素包括：⑴胸腺基质细胞
（thymusstromalcell,TSC）通过细胞表面的粘附分子直接与胸腺细胞相互作用，其中胸腺中的“抚育细胞”（nursecell）对于T细胞的成熟和分化可能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⑵胸腺基质细胞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如IL-1、IL-6和IL-7）和胸腺激素（如胸腺素、胸腺生成素）诱导胸腺细胞分化；⑶胸腺细胞自身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如IL-2、IL-4）对胸腺细胞本身的分化和成熟也起重要的调节作用。此外，胸腺内上皮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对于胸腺细胞分化过程中的自身耐受、MHC限制以及T细胞功能性亚群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研究表明，胸腺中的T细胞对于胸腺基质细胞的发育和功能同样是必不可少的。1.功能性TCR的表达应用胚胎小鼠实验系统研究发现，胚胎发育后期的胸腺细胞才有完整的TCRα链和β链基因重排，并转录为功能性的α链和β链。功能性和TCDR表达使T细胞具有识别抗原多肽片段/MHC复合物的功能，并形成克隆分布T细胞抗原识别受体库。
⒉TCR/CD3复合体的表达 胸腺内的前胸腺细胞（prethymocytespre-T）多数表现为CD3阴性，在胸腺皮质中只有部分T细胞为CD3阳性，而胸腺髓质细胞均为CD3阳性。随着胸腺细胞的逐渐分化和成熟，TCRα和β链（或γ和δ链）以及CD3分别得到表达，并组成TCR/CD3复合体，其中TCR能特异性识别抗原，CD3分子与信号转导（signaltransduction）有关。
⒊功能性T细胞亚群的 胸腺中不同功能性T细胞亚群是经过一定的发育顺序而形成的。
Thy-1抗原是1964年用血清学方法鉴定的小鼠T淋巴细胞的同种异体抗原，是小鼠全T细胞标志，但与CD2和CD3的结构不同，为GPI连接分子，25-35kDa，已命名为CDw90。不同T细胞亚群Thy-1抗原密度不同。外周神经组织、脑组织、成纤维细胞、上皮细胞和胎鼠骨骼肌表面也有Thy-1抗原，但膜表面Ig阳性的B细胞缺乏这种抗原。用抗Thy-1加补体除去Thy-1阳性细胞可使T细胞应答完全丧失。在T细胞分化过程中，调节Thy-1分子的表达可能与细胞与细胞之间相互作用有关。Thy-1与神经细胞粘附有关，并可能在免疫系统与神经系统的联系中起作用。在T细胞分化过程中，Thy-1首先表达在小鼠胸腺皮质区迅速分裂的考地松敏感细胞，皮质胸腺细胞Thy-1密度高，在髓质区具有免疫潜能T细胞的Thy-1密度降低，外周血T细胞表面此抗原密度相对较低。裸鼠少部分脾细胞也有低密度Thy-1，提示T细胞前体具有Thy-1抗原，可能相当于成鼠骨髓中低密度Thy-1阳性细胞。小鼠Thy-1有112个氨基酸残基。Thy-1有2个等位基因，所编码的抗原分别命名为Thy-1，1和Thy-1，2，两者仅在第89位氨基酸有差别：Thy-1.1是精氨Thy-1.2是谷氨酰胺。Thy-1氨基酸组成与免疫球蛋白恒定区和β微球蛋白有高度的同源性同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
胸腺白血病抗原（thymus-leukemiaantigen,TL或TLa）是一类同种异体抗原，仅表达于某些白血病和不成熟的Thy-1阳性胸腺细胞，为早期分化抗原。TL抗原与小鼠H-2K、H-2D和H-2L抗原的结构相似。正常不成熟的胸腺细胞表面只出现TL1、TL2、TL3、TL5和TL6等5个表型，TL4仅出现在白血病胸腺细胞上。TL与人的T6/Leu6是类同物，属CD1。
二、T细胞在胸腺中的选择
成熟的、有功能的T细胞必须经过在胸腺中阳性选择和阴性选择。主要组织兼容性复合体（MHC）抗原在这两种选择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⒈假如一个双阳性细胞表面能与胸腺皮质上皮细胞表面MHCI类或Ⅱ类分子发生有效结合，就可能被选择而继续发育，否则会发生程序性的细胞死亡（apoptosis）。MHCI类分子选择CD8复合受体（coreceptor），而使同一个双阳性细胞表面CD4复合受体减少；MHCⅡ类分子选择CD4复合受体，而使CD8受体减少。这种选择过程赋于成熟CD8 CD4-T细胞具有识别抗原多肽片段与自身MHcI类分子复合物的能力，CD4 CD8-T细胞具有识别抗原多肽片段与自身MHcⅡ类分子复合物的能力，成为T细胞MHC限制现象的基础。
⒉阴性选择过程（negative selection） 经过阳性选择后的T细胞还必须经过一个阴性选择过程，才能成为成熟的、具有识别外来抗原的T细胞。位于皮质与髓质交界处的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和巨噬细胞表达高水平的MHCI类抗原和Ⅱ类抗原，自身抗原成分与DC或巨噬细胞表面MHCI类或Ⅱ类抗原形成复合物。经过阳性选择后的胸腺细胞如能识别DC或巨噬细胞表面自身抗原与MHC抗原复合物，即发生自身耐受（selftolerance）而停止发育，而不发生结合的胸腺细胞才能继续发育为CD4 CD8-或CD4-CD8 单阳性细胞，离开胸腺迁移到外周血液中去。
机体的某些自身抗原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躲避免疫系统的识别，从而在胚胎期和出生后避免应答：⑴以一种免疫学上特免位置隐蔽起来，包括免疫屏障（immunological barrier）和隐蔽抗原（inaccessible antigens）；⑵自身抗原暴露在不表达MHC分子的细胞表面；⑶自身抗原浓度过低，不足于被T细胞所识别；⑷自身抗原与TCR、分子结合的亲合力（avidity）还达不到T细胞有效刺激的水平。
三、T细胞在胸腺中获得MHC限制的能力
T细胞识别外来抗原时，需要运用自身MHC抗原分子，这种能力是T细胞在胸腺中通过与胸腺上皮细胞的接触而获得的。来自（H-2kxH-2b）F1小鼠的T细胞能够识别KLH与H-2k或H-2b单体型抗原提呈细胞表面MHC抗原结合的复合物。如果来自（H-2kXH-2b）F1小鼠的骨髓细胞移植到切除自身胸腺（H-2bxkF1）移植有H-2k小鼠胸腺又进行照射的小鼠身上，从这种小鼠发育成熟的T细胞只能识别KLH与H-2k单体型APC细胞MHC结合的复合物，而不能识别KLH与H-2bAPC细胞MHC结合的复合物。
四、成熟T细胞的膜表面分子
T细胞表面有多种膜表面分子，这是T细胞识别抗原，与其它免疫细胞相互作用，接受信号刺激等的分子基因，也是鉴别和分离T细胞和T细胞亚群的重要依据。T细胞膜表面分子主要有白细胞分化抗原（CD）、主要组织兼容性抗原（MHC）以及各种膜表面的受体。
⒈主要的分化抗原群 T细胞的分化抗原群和T细胞膜表面分子和受体的结构和功能参见第一章“人白细胞分化抗原”，有关T细胞膜表面分子和TCR介导的信号转导参见第八章“淋巴细胞活化过程中信号转导的分子基础”。
⑴CD2分子：表达于全部人T细胞以及NK细胞表面。人T细胞表面的CD2分子即为绵羊红细胞受体（erythrocytereceptorER），在一定的体外实验条件下，绵羊红细胞可与T细胞CD2分子结合，形成玫瑰花，称E花环形成试验（rosetteformationtest），为一种细胞免疫功能的检测方法。用单克隆抗体研究证明CD2分子上存在着功能不同的表位：T111、T112和T113。T111为与绵羊红细胞结合的表位，抗T111McAb可以E花环的形成。T111与一种称为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3（lymphocytefunctionassociatedantigen-3,LFA-3）结合，可能与早期胸腺细胞的增殖和分化有关，也参与细胞间相互识别和粘附作用。T112与绵羊红细胞结合无关，表达在静止T细胞上。T113是T细胞活化CD2分子构型变化暴露出来的表位。
⑵CD3分子：CD3分子表达在人全部T细胞上，是鉴定T细胞的重要标记。CD3分了是由γ、δ、ε和η等几种多肽链组成，并与T细胞识别抗原受体形成TCR/CD3复合物。其中TCR特异性识别抗原，而TCR与抗原结合后所产生的活化信号是由CD3分子传递到T细胞内部。
⑶CD4分子：CD4分子分布在T细胞的辅助细胞诱导亚群和抑制细胞诱导亚群（helperinducer/suppressorinducer）表面，在T细胞亚群的鉴别中具有重要意义。CD4分子在胞膜外有4个结构域，其中第一结构域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Ⅳ）外壳蛋白gp120识别的部位，因此CD4分子是引起人类艾滋病HⅣ的受体。由于CD4阳性T细胞具有重要的免疫功能，HⅣ感染CD4阳性T细胞后细胞数量明显减少，功能降低，是发生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immunodeficiencysyndromeAIDS）的主要原因。CD4分子可与抗原提呈细胞表面的MHCⅡ类抗原非多态部分相结合，协助Th细胞识别APC细胞表面外来抗原与MHCⅡ类抗原的复合物。
⑷CD8分子：由α、β两条链组成，常用的CD8单克隆抗体如OKT8、Leu2等是识别CD8分子的α链。CD8分子分布在抑制性T淋巴细胞（suppressorTlymphocyteTs）和杀伤性T淋巴细胞（cytotoxicTlymphocyteCTL或Tc）表面，在鉴别T细胞亚群中有重量要作用。CD8分子可与MHcI类抗原非多态部分相结合。Tc杀伤病毒感染靶细胞时，Tc必须同时识别外来抗原（如病毒抗原）和靶细胞上MHcI类抗原的复合物。
⒉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抗原（MHC） T细胞胞膜上表达的MHC抗原I类和Ⅱ类抗原，其中MHcI类抗原表达在所有发育阶段的T细胞表面，静止T细胞无MHcⅡ类抗原，但T细胞活化后即可表达。
⒊膜表面受体（sufacereceptor） T细胞表面具有多种受体，主要有以下几类。
⑴T细胞受体（TcellreceptorTCR） 为T细胞特异性识别抗原的受体。成熟T细胞功能性的TCR大多由α和β两条肽链所组成，称为TCRαβ，少部分为TCRγδ。与免疫球蛋白轻链和重链的结构相类似，TCR的α和β链各有一个靠近N端和可变区（V区）和靠近胞膜的恒定区（C区）。由于α和β链是由V-J-C及V-D-J-C基因片段重排后所编码的，因此不同的T细胞克隆TCR的氨基酸组成和排列不同，所识别抗原的特异性也不同，形成了T细胞识别抗原的多样性。
⑵补体受体：已发现T细胞表面有CR1（CD35），但生物学功能尚不明了。
⑶病毒受体：CD4分子胞膜外第一个结构区是HⅣ包膜gp120的受体，因此HⅣ具有选择性感染CD4阳性T细胞，导致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此外，人类嗜T淋巴细胞逆转录病毒（humanTlymphotropicretrovirusHTLV）或称人T细胞白血病毒（humanTcellleukemiavirusHTLV）主要感染人T细胞，与人类T细胞白血病发病有关。
⑷致有丝分裂原受体：致有丝分裂原（mitohen）是指能刺激细胞发生有丝分裂的物质。在免疫学中，主要是指刺激多克隆淋巴细胞增殖的物质。不同的致有丝分裂原对T细胞和B细胞有作用有很大差别。常用的诱导T细胞发生增殖的致有丝分裂原有刀豆素A（concanavalinAConA），植物血凝素（phytohemagglutininPHA）和PWM。在临床上常用PHA来刺激人外周血的T细胞，观察T细胞增殖的程度，称为淋巴细胞转化试验（lymphocytetransformationtest），是一种细胞免疫功能的体外检测方法。被转化的淋巴细胞表现为细胞体积增大，胞浆增多，细胞核着色变浅，疏松，可见到核仁。外源凝集素（lectin）是指来自植物种子中可与某些糖和寡糖特异性结合的蛋白质，大多数外源凝集素分子含有2个或4个同源亚单位，可与细胞膜表面的糖或寡糖结合而凝集细胞。许多外源凝集素如PHA、ConA和PWM等可作为致有丝分裂原，在免疫学中广泛用于刺激淋巴细胞的增殖。
⑸细胞因子受体（cytokinereceptor,CKP）：多种细胞因子可作用于T细胞，这是由于T细胞表面表达有多种细胞因子的受体，如白细胞介素-1受体（IL-1R）、IL-2R、IL-3R、IL-4R、IL-6R、IL-7R、IL-8R、IL-9R、IL-12R、IL-αR、G-CSFR和TGF-βR等。静止和活化T细胞表面细胞因子受体的数目以及亲和力可有很大差别，如静止T细胞IL-2R表达β链，T细胞活化后可同时表达IL-2R的α链，并与β链、γ链组成与IL-2结合的高亲和力受体。
T细胞表面还具有多种内分泌激素、神经递质和神经肽等受体，如生长激素、雌激素、甲状腺素、肾上腺皮质激素、肾上腺素，前列腺素E、胰岛素等激素受体，内啡肽、脑啡肽、P物质等神经肽受体，5-羟色胺、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受体。免疫细胞表面的激素、神经肽和神经递质受体是机体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免疫抑制剂
一类通过抑制细胞及体液免疫反应，而使组织损伤得以减轻的化学或生物物质。其具有免疫抑制作用，可抑制机体异常的免疫反应，目前广泛应用于器官移植抗排斥反应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
免疫抑制剂是对机体的免疫反应具有抑制作用的药物，能抑制与免疫反应有关细胞（T细胞和B细胞等巨噬细胞）的增殖和功能，能降低抗体免疫反应。 免疫抑制剂主要用于器官移植抗排斥反应和自身免疫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皮肤真菌病、膜肾球肾炎、炎性肠病和自身免疫性溶血贫血等。
免疫抑制剂的分类
常用的免疫抑制剂主要有五类：（1）糖皮质激素类，如可的松和强的松；（2）微生物代谢产物，如环孢菌素和藤霉素等；（3）抗代谢物，如硫唑嘌呤和6-巯基嘌呤等；（4）多克隆和单克隆抗淋巴细胞抗体，如抗淋巴细胞球蛋白和OKT3等；（5）烷化剂类，如环磷酰胺等。
根据
合成方法，免疫抑制剂大致可分为：
（1）微生物酵解产物：环孢菌素CsA类、他克莫司Tacrolimus（FK506）、雷帕霉素Rapamycin（RPM）及其衍生物SDZ RAD、Mizoribine（MZ）等；（2）完全有机合成物：大部分来源于抗肿瘤物，主要有烷化剂和抗代谢药二大类。包括激素类（肾上腺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azathioprine，Aza）、氨甲蝶呤Leflunomide、breqinar（BQR）等；（3）半合成化合物：RS61443（mycophenolate mofetil，MMF）、SDZIMMl25、DeoxysPergualin（DSG，脱氧精瓜素）等；（4）生物制剂：antithymocyte globulin（ATG）、antilymphocyte globulin（ALG）等。
根据其
发展状况，免疫抑制剂大致可分为：
第一代
以肾上腺皮质激素（包括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糖皮质激素等，药品有强的松和甲基强的松龙Methyprednisolone、雷公藤多苷片、硫唑嘌呤、抗淋巴细胞球蛋白即抗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ALG）为代表，主要作用为溶解免疫活性细胞，阻断细胞的分化，其特点为非特异性，为广泛的免疫抑制剂，ALG对骨髓没有抑制作用。主要副作用是可引起代谢紊乱、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目前总的倾向是尽可能减少其用量或停用，但移植界对此尚有争论；
第二代
以环孢素（环孢菌素、环孢菌素A、山地明、赛斯平、环孢多肽A、环孢灵（Cy-A、Cs-A）、新出地明（Neoral）和他克莫司为代表，为细胞因子合成抑制剂，主要作用是阻断免疫活性细胞的白细胞介素 2（IL-2）的效应环节，干扰细胞活化，其以淋巴细胞为主而具有相对特异性。CsA和FK506已被FDA批准用于临床，其余药物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它们主要的副作用是具有肾毒性；
第三代
以雷帕霉素、霉酚酸脂（Mycophenolate Mofetil，MMF）为代表，对PI3K相关相关信号通路进行抑制，从而抑制免疫细胞增殖和扩增，与第二代制剂有协同作用；
第四代
以抗IL-2受体单克隆抗体、FTYZO等为代表，主要作用是针对改变Cytokine蚓，如抑制TH1、增强TH2。
根据其
临床应用情况，免疫抑制剂分类为：（1）预防性用药：CsA、FK506、MMF、Aza、Prednisone；（2）治疗/逆转急性排斥反应（救治用药）：MP（甲基强的松龙）、ALG或ATG、Murononab-CD3或CD4、MMF、FK506等。（3）诱导性用药（因急性肾小管坏死而出现延迟肾功能、高危病人、二次移植、环孢素肾毒性病人）：ATG或ALG、OKT3或OKT4，Simulect或Zenapax等。
主要免疫抑制剂
1、 环孢菌素
七十年代后期瑞士的Borel发现了一种从霉菌酵解产物里提取的一种只含11个氨基酸的环形多肽，取名为环孢素（CsA），可以有效地特异性抑制淋巴细胞反应和增生。对T细胞，尤其是TH细胞有较好的选择性抑制作用，而对其他的免疫细胞的抑制作用则相对较弱，因此在抗器官移植排斥中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也用于自身免疫病的治疗，因此是一种具有很高临床使用价值的免疫抑制剂。经10年的临床试验应用研究证实其抗排斥反应作用较其他药物强而且副作用小的多。故于八十年代末被批准正式注册投入市场应用。CsA近20年的临床应用显示了神奇的效果，使得除小肠移植外，肝、肾、心及心/肺、胰移植的病人/移植物一年存活率达70－85%，而在此之前仅30－50%。CsA相关性神经毒性症状的发生率大约为10-28%，是影响患者预后的一种较为重要的因素。轻度以头痛、肢体震颤、感觉障碍等多见，中度以视力障碍为主。CsA相关神经毒性的重症表现发生率极低。
2、他克莫司
（Tacrolimus，FK506）
他克莫司（tacrolimus，FK506）是从土壤真菌中提取的一种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具有较强的免疫抑制特性，其药物强度是环胞霉素A的10-100倍，预防各种器官移植所出现的排斥反应的效果优于环孢菌素。
1984年，日本藤泽公司（Fujisawa）在日本大阪筑波地区分离出筑波链霉菌，通过酦酵、纯化及分离出Tacrolimus成分。1989年，美国匹兹堡大学Starzl器官移植中心将普乐可复首次在临床试用。1993年，在日本以普乐可复（Prograf）上市。1995年经FDA获准后在多个国家正式使用。目前，普乐可复已广泛的应用于肝脏、胰腺、肾脏、心脏、肺等实体器官的移植中。根据美国匹兹堡大学报告，在使用环孢素无效的援救疗法中，肝移植患者应用FK506 有87%的成功率，而肾移植患者有74%成功率。1999年在中国上市以来，到目前为止，使用过该产品的移植患者累积已超过5000例人数，基本上每个移植中心和单位都应用普乐可复产品。2002年该品的全国医院用药金额为3.4亿元，占整个免疫抑制剂的5.44%；2003年为5.4亿元，占整个免疫抑制剂的8.17%。该品种在全国畅销药品徘名中名列第70位，居免疫抑制剂的第4位。但由于其价格昂贵，大多数患者经济上无法承受，使其应用受限。值得关注的是，该类产品中由安徽金蟾药业独家生产的华蟾素。它是一种治乙肝、抗肿瘤纯中药制剂，现已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大医院得到普遍应用。
全球使用普乐可复的移植患者例数逐年快速增加，97年03月 约 2.2 万， 98年12月 > 5.0 万， 99年12月 > 6.8 万2000年12月 > 9.3 万，2001年12月 > 12.0万。到2002年低，在美国和欧洲等许多国家中， 90%以上的肝脏移植患者服用普乐可复， 60%以上的肾脏移植患者服用普乐可复治疗，90%以上的胰肾联合移植患者服用普乐可复。到去年底，全球已超过15万例移植患者在使用普乐可复产品。
FK506其应用于临床只有十余年的历史，时间较短。因此，有些方面（药理和毒理）研究的不够全面。FK506的主要副作用为肾毒性、神经毒性以及对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功能的影响。他克莫司可诱发糖尿病（几率约10%～30%），严重时可引起酮症酸中毒。FK506相关高血压的发病率较CsA显著降低。雷帕霉素与FK506和CsA相比，雷帕霉素是一个与钙调素没有相互作用的新型免疫抑制剂，被认为对血压没有影响。
大环内脂类免疫抑制剂（包括FK506和雷帕霉素等）不仅可内服，还可外用，主要是对一些皮肤病比如特应性皮炎、银屑病、扁平苔藓、接触性皮炎和秃斑等均有一定疗效。另外，《关节炎和风湿病》杂志（Arthritis Rheum 2003;48：3328-3337）12月发表一项报告说，免疫抑制剂他克莫司以2或3mg/天的剂量单独治疗活动的类风湿性关节炎（RA）似乎安全、有效，但通常剂量更大改善更大。
3、雷帕霉素
（纳巴霉素，西罗莫司，Rapamycin，Rapamune，RAPA，RPM， Sirolimus）
雷帕霉素是1975年加拿大Ayerst试验室Vezina等从太平洋Easler 岛土壤样品中分离的吸水链霉菌（Streptomyceshygroscopicus）所产生的一种亲脂性三烯含氮大环内酯抗生素类免疫抑制药，是一种用于固体状器官移植排斥反应的免疫抑制剂。雷帕霉素结构与他克莫司相似，但作用机制不同。雷帕霉素与他克莫司之间的相互作用尚未经深入研究。
1989年Morris等首次将其用于抗移植物排斥反应，发现对外周血单核细胞的有效抗增殖作用比环孢素（C17A）强50～500倍，肾毒性比环孢素和他克罗司都低。1999年应用于临床。从目前临床应用来看，RAPA有很好的抗排斥作用，且与环孢霉素A（CsA）和FK506等免疫抑制剂有良好的协同作用，是一种疗效好，低毒，无肾毒性的新型免疫抑制剂。
CsA和FK506与药物源性的肾功能障碍有关，特别是在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的过程中，治疗上应尽量避免有肾毒性的药物。至今为止，尚未发现RAPA有明显的肾毒性。
RAPA与CsA、FK506、MMF等联合应用均有良好的协同作用，其益处在于①减少了治疗方案中各种免疫抑制剂的用量，②减少了免疫抑制剂的副作用，③增强了免疫抑制的效果。
RAPA有与FK506相似的副作用。在大量的临床试验中发现其副作用有剂量依赖性，并且为可逆的，治疗剂量的RAPA尚未发现有明显的肾毒性，无齿龈增生。主要毒副作用包括：头痛，恶心，头晕，鼻出血，关节疼痛。
SDZ RAD是雷帕霉素的衍生物。SDZ RAD的第40位有一个羟乙基链，能增强该分子的极性，从而提高了口服的生物利用度，并且SDZ RAD可以与CsA同时给药，因它的半衰期比西罗莫司短，Ⅲ期试验将它与由CsA、激素和骁悉构成的标准方案进行比较，已取得一定进展。
4、霉酚酸酯
（Mycophenolate Mofetil，MMF，RS-61443）
霉酚酸酯由青霉素属真菌产生的具有抗代谢的霉酚酸半合成物,是由美国Syntex公司的Nelson合成的，商品名为骁悉（Cellcept）。此药中的活性成分为霉酚酸（MPA），霉酚酸酯是霉酚酸的2-乙基酯类衍生物，具有较强的免疫抑制作用。
5、咪唑立宾
（mizoribine,MZ,bredinin,布累迪宁）
咪唑立宾是日本旭化成从土壤霉菌Eupenicil-liumbrefeldianum的培养滤液中获得的咪唑类抗生素。作为免疫抑制剂，1991年12月起在日本临床肾移植中应用。日本许多临床移植中心已将咪唑立宾作为肾移植后的常规免疫抑制药物。我国近年也将其作为肾移植抗排斥药用于临床。咪唑立宾与同类药物硫唑嘌呤相比，肝毒性和骨髓抑制作用要小，它的主要不良反应是胃肠道反应、血液系统障碍和过敏症状，偶见骨髓功能抑制和急性肾功能衰竭。
6、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
环磷酰胺别名“癌得散;癌得星;安道生;环磷氮芥”，由于在被活化前无作用，所以与氮芥不同，无局部发皰和刺激作用不引起局部坏死或静脉炎。 胃肠道反应较氮芥轻，表现为食欲减退、恶心，大剂量注射亦可引起呕吐，但不甚严重。脱发较多见，一般在用药后3～4周出现，停药后可再生。 骨髓抑制：白细胞下降远较血小板下降明显。本品引起的骨髓抑制虽较常见，但一般较易恢复。 中毒性膀胱炎：为特有的毒性反应，在大剂量注射时可见。主要由于其水解产物在膀胱内浓集，引起膀胱刺激症状和少尿、血尿、蛋白尿等。肝功能损害较常见，对原有肝病病人应慎用。 少数病人尚可有头昏、不安、幻视等不良反应。 长期应用可致男性睾丸萎缩、精子缺乏、妇女闭经、卵巢纤维化、畸胎等。 孕妇禁用。 偶有胃溃疡、出血等。
激素：
数量极少但有生理作用，可激起生物体内器官反应的物质起名为“激素”（荷尔蒙）。
自从出现激素一词后，新的激素又不断地被发现，人们对激素的认识还在不断地加深、扩大。
把凡是通过血液循环或组织液起传递信息作用的化学物质，都称为激素。激素的分泌均极微量，为毫微克（十亿分之一克）水平，但其调节作用均极明显。激素作用甚广，但不参加具体的代谢过程，只对特定的代谢和生理过程起调节作用，调节代谢及生理过程的进行速度和方向，从而使机体的活动更适应于内外环境的变化。激素的作用机制是通过与细胞膜上或细胞质中的专一性受体蛋白结合而将信息传入细胞，引起细胞内发生一系列相应的连锁变化，最后表达出激素的生理效应。激素的生理作用主要是：通过调节蛋白质、糖和脂肪等物质的代谢与水盐代谢，维持代谢的平衡，为生理活动提供能量；促进细胞的分裂与分化，确保各组织、器官的正常生长、发育及成熟，并影响衰老过程；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及其活动；促进生殖器官的发育与成熟，调节生殖过程；与神经系统密切配合，使机体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研究激素不仅可了解某些激素对动物和人体的生长、发育、生殖的影响及致病的机理，还可利用测定激素来诊断疾病。许多激素制剂及其人工合成的产物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及农业生产。利用遗传工程的方法使细菌生产某些激素，如生长激素、胰岛素等已经成为现实，并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上。
作用及特点作用
① 调节三大物质代谢和水盐代谢；
② 促进生长、发育，影响衰老；
③ 影响CNS及生育（生殖器官的发育与成熟）；
④ 使机体更好地适应环境。
[1]特点
1.高度专一性包括组织专一性和效应专一性。前者指激素作用于特定的靶细胞、靶组织、靶器官。后者指激素有选择地调节某一代谢过程的特定环节。例如，胰高血糖素、肾上腺素、糖皮质激素都有升高血糖的作用，但胰高血糖素主要作用于肝细胞，通过促进肝糖原分解和加强糖异生作用，直接向血液输送葡萄糖；肾上腺素主要作用于骨骼肌细胞，促进肌糖原分解，间接补充血糖；糖皮质激素则主要通过刺激骨骼肌细胞，使蛋白质和氨基酸分解，以及促进肝细胞糖异生作用来补充血糖。激素的作用是从激素与受体结合开始的。靶细胞介导激素调节效应的专一性激素结合蛋白，称为激素受体。受体一般是糖蛋白，有些分布在靶细胞质膜表面，称为细胞表面受体；有些分布在细胞内部，称为细胞内受体，如甲状腺素受体。
2.极高的效率激素与受体有很高的亲和力，因而激素可在极低浓度水平与受体结合，引起调节效应。激素在血液中的浓度很低，一般蛋白质激素的浓度为10-10－10-12mol/L，其他激素在10-6－10-9mol/L。而且激素是通过调节酶量与酶活发挥作用的，可以放大调节信号。激素效应的强度与激素和受体的复合物数量有关，所以保持适当的激素水平和受体数量是维持机体正常功能的必要条件。例如，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胰岛素受体缺乏，都可引起糖尿病。
3.多层次调控内分泌的调控是多层次的。下丘脑是内分泌系统的最高中枢，它通过分泌神经激素，即各种释放因子（RF）或释放抑制因子（RIF）来支配垂体的激素分泌，垂体又通过释放促激素控制甲状腺、肾上腺皮质、性腺、胰岛等的激素分泌。相关层次间是施控与受控的关系，但受控者也可以通过反馈机制反作用于施控者。如下丘脑分泌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刺激垂体前叶分泌促甲状腺素（TSH），使甲状腺分泌甲状腺素。当血液中甲状腺素浓度升高到一定水平时，甲状腺素也可反馈抑制TRF和TSH的分泌。激素的作用不是孤立的。内分泌系统不仅有上下级之间控制与反馈的关系，在同一层次间往往是多种激素相互关联地发挥调节作用。激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协同，也有拮抗。例如，在血糖调节中，胰高血糖素等使血糖升高，而胰岛素则使血糖下降。他们之间相互作用，使血糖稳定在正常水平。对某一生理过程实施正反调控的两类激素，保持着某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将导致内分泌疾病。激素的合成与分泌是由神经系统统一调控的。
4信使性。激素
[4]只是充当“信使”（messenger）启动靶细胞固有的、内在的一系列生物效应，而不作为某种反应成分直接参与细胞物质与能量代谢的环节。因为早就发现，激素与酶不一样，只对完整细胞起作用。激素作为“第一信使”与靶细胞受体结合后，在通过细胞内的”第二信使“激发与细胞固有反应相联系的一种或多种信号转到途径，调节原有的生理生化过程，加强或减弱细胞的生物效应和生理功能。在发挥作用过程中，激素对其所作用的细胞，既不提供额外能量，也不添加新功能，而只是在体内细胞之间传递生物信息。
激素代谢 激素的合成、贮存、释放、运输以及在体内的代谢过程，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这部分内容大多数属于生物化学范畴，本章仅就和生理学密切有关的方面简述如下：
合成和贮存 不同结构的激素，其合成途径也不同。肽类激素一般是在分泌细胞内核糖体上通过翻译过程合成的，与蛋白质合成过程基本相似，合成后储存在胞内高尔基体的小颗粒内，在适宜的条件下释放出来。胺类激素与类固醇类激素是在分泌细胞内主要通过一系列特有的酶促反应而合成的。前一类底物是氨基酸，后一类是胆固醇。如果内分泌细胞本身的功能下降或缺少某种特有的酶，都会减少激素合成，称为某种内分泌腺功能低下；内分泌细胞功能过分活跃，激素合成增加，分泌也增加，称为某内分泌腺功能亢进。两者都属于非生理状态。
各种内分泌腺或细胞贮存激素的量可有不同，除甲状腺贮存激素量较大外，其他内分泌腺的激素贮存量都较少，合成后即释放入血液（分泌），所以在适宜的刺激下，一般依靠加速合成以供需要。
激素的分泌及其调节 激素的分泌有一定的规律，既受机体内部的调节，又受外界环境信息的影响。激素分泌量的多少，对机体的功能有着重要的影响。
1.激素分泌的周期性和阶段性由于机体对地球物理环境周期性变化以及对社会生活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使激素的分泌产生了明显的时间节律，血中激素浓度也就呈现了以日、月、或年为周期的波动。这种周期性波动与其它刺激引起的波动毫无关系，可能受中枢神经的“生物钟”控制。
2.激素在血液中的形式及浓度 激素分泌入血液后，部分以游离形式随血液运转，另一部分则与蛋白质结合，是一种可逆性过程。即游离型+结合蛋白 结合型，但只有游离型才具有生物活性。不同的激素结合不同的蛋白，结合比例也不同。结合型激素在肝脏代谢与由肾脏排出的过程比游离型长，这样可以延长激素的作用时间。因此，可以把结合型看作是激素在血中的临时储蓄库。激素在血液中的浓度也是内分泌腺功能活动态的一种指标，它保持着相对稳定。如果激素在血液中的浓度过高，往往表示分泌此激素的内分泌腺或组织功能亢进；过低，则表示功能低下或不足。
3.激素分泌的调节 已如前述激素分泌的适量是维持机体正常功能的一个重要因素，故机体在接受信息后，相应的内分泌腺是否能及时分泌或停止分泌。这就要机体的调节，使激素的分泌能保证机体的需要；又不至过多而对机体有损害。引起各种激素分泌的刺激可以多种多样，涉及的方面也很多，有相似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但是在调节的机制方面有许多共同的特点，简述如下。
当一个信息引起某一激素开始分泌时，往往调整或停止其分泌的信息也反馈回来。即分泌激素的内分泌细胞随时收到靶细胞及血中该激素浓度的信息，或使其分泌减少（负反馈），或使其分泌再增加（正反馈），常常以负反馈效应为常见。最简单的反馈回路存在于内分泌腺与体液成分之间，如血中葡萄糖浓度增加可以促进胰岛素分泌，使血糖浓度下降；血糖浓度下降后，则对胰岛分泌胰岛素的作用减弱，胰岛素分泌减少，这样就保证了血中葡萄糖浓度的相对稳定。又如下丘脑分泌的调节肽可促进腺垂体分泌促激素，而促激素又促进相应的靶腺分泌激素以供机体的需要。当这种激素在血中达到一定浓度后，能反馈性的抑制腺垂体、或下丘脑的分泌，这样就构成了下丘脑——腺垂体——靶腺功能轴，形成一个闭合回路，这种调节称闭环调节，按照调节距离的长短，又可分长反馈、短反馈和超短反馈。要指出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后一级内分泌细胞分泌的激素也可促进前一级腺体的分泌，呈正反馈效应，但较为少见。
在闭合回路的基础上，中枢神经系统可接受外环境中的各种应激性及光、温度等刺激，再通过下丘脑把内分泌系统与外环境联系起来形成开口环路，促进各级内分泌腺分泌，使机体能更好地适应于外环境。此时闭合环路暂时失效。这种调节称为开环调节。
激素的代谢 激素从分泌入血，经过代谢到消失（或消失生物活性）所经历的时间长短不同。为表示激素的更新速度，一般采用激素活性在血中消失一半的时间，称为半衰期，作为衡量指标。有的激素半衰期仅几秒；有的则可长达几天。半衰期必须与作用速度及作用持续时间相区别。激素作用的速度取决于它作用的方式；作用持续时间则取决于激素的分泌是否继续。激素的消失方式可以是被血液稀释、由组织摄取、代谢灭活后经肝与肾，随尿、粪排出体外。
传递方式 主要有：
①远距分泌，激素释放后直接进入毛细血管，经血液循环运送到远距离的靶器官；
②旁分泌，激素释放后进入细胞外液，通过扩散到达邻近的靶细胞；
③神经分泌，神经细胞合成的激素沿轴浆流动运送到所连接的组织，或从神经末梢释放入毛细血管，由血液运送至靶细胞；
④自分泌，激素被分泌入细胞外液后，又作用于分泌细胞自身。
作用机制 激素在血中的浓度极低，这样微小的数量能够产生非常重要的生理作用，其先决条件是激素能被靶细胞的相关受体识别与结合，再产生一系列过程。含氮类激素与类固醇的作用机制不同，现简述如下：
含氮类激素 它作为第一信使，与靶细胞膜上相应的专一受体结合，这一结合随即激活细胞膜上的腺苷酸环化酶系统，在Mg2+存在的条件下，ATP转变为cAMP。cAMP为第二信使。信息由第一信使传递给第二信使。cAMP使胞内无活性的蛋白激酶转为有活性，从而激活磷酸化酶，引起靶细胞固有的、内在的反应：如腺细胞分泌、肌肉细胞收缩与舒张、神经细胞出现电位变化、细胞通透性改变、细胞分裂与分化以及各种酶反应等等。自cAMP第二信使学说提出后，人们发现有的多肽激素并不使cAMP增加，而是降低cAMP合成。新近的研究表明，在细胞膜还有另一种叫做GTP结合蛋白，简称G蛋白，而G蛋白又可分为若干种。G蛋白有α、β、γ三个亚单位。当激素与受体接触时，活化的受体便与G蛋白的α亚单位结合而与β、γ分离，对腺苷酸环化酶起激活或抑制作用。起激活作用的叫兴奋性G蛋白（Gs）；起抑制作用的叫抑制性G蛋白（Gi）。G蛋白与腺苷酸环化酶作用后， G蛋白中的GTP酶使GTP水解为GDP而失去活性，G蛋白的β、γ亚单位从新与α亚单位结合，进入另一次循环。腺苷酸环化酶被Gs激活时cAMP增加；当它被Gi抑制时，cAMP减少。要指出的是cAMP与生物效应的关系不经常一致，故关于cAMP是否是唯一的第二信使尚有不同的看法，有待进一步研究。关于细胞内磷酸肌醇可能是第二信使的学说受到重视。这个学说的中心内容是：在激素的作用下，在磷脂酶C的催化下使细胞膜的磷脂酰肌醇→三磷肌醇+甘油二酯。二者通过各自的机制使细胞内Ca2+浓度升高，增加的Ca2+与钙调蛋白结合，激发细胞生物反应的作用。
类固醇激素 这类激素是分子量较小的脂溶性物质，可以透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内，在细胞内与胞浆受体结合，形成激素胞浆受体复合物，复合物通过变构就能透过核膜，再与核内受体相互结合，转变为激素-核受体复合物，促进或抑制特异的RNA合成，再诱导或减少新蛋白质的合成。
激素还有其他作用方式。此外，还有一些激素对靶细胞无明显的效应，但可能使其它激素的效应大为增强，这种作用被称为“允许作用”。例如肾上腺皮质激素对血管平滑肌无明显的作用，却能增强去甲肾上腺素的升血压作用。
含激素的外用药膏 皮炎平、皮康霜、恩肤霜、复方酮康唑霜、复方酮纳乐霜、去炎松软膏、乐肤液、皮康王、艾洛松、优卓尔、适确得、复方适确得、特美肤、索康、喜乐等。
含激素的滴眼液 地塞米松磷酸钠、可的松、强的松、的确当、百力特、点必舒、艾氟龙（氟美瞳）。
激素类药物强弱表 弱效：氢化可的松，醋酸氢化可的松，地塞米松，醋酸地塞米松。中效：曲安西龙，丁酸氢化可的松。强效：双丙酸倍氯米松，哈西奈德，糠酸莫米松，氟轻松。最强效：丙酸氯倍他索，丙酸倍他米松，卤美他松，倍氯美松，双醋氟美松。
临床应用 严重感染 如中毒性菌痢、伤寒败血症、暴发型流行性脑膜炎、中毒性肺炎等作用辅助治疗。须和足量抗菌药合用。
治疗炎症及防止炎症后遗症 1）眼科局部用于虹膜炎、角膜炎（眼前部炎症），全身用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眼后部炎症），可减轻炎症，抑制增生、粘连和疤痕形成；
2）可减少结核性脑膜炎、结核性腹膜炎等渗出，防止组织过度破坏，抑制粘连及疤痕形成。
3）早期用于心包炎、睾丸炎、损伤性关节炎、烧伤等，可减轻炎症，防止粘连及疤痕的后遗症。
抗休克 为中毒性休克和过敏性休克的常用药。
用于变态反应性疾病 过敏性疾病如支气管哮喘、过敏性休克、过敏性鼻炎、剥脱性皮炎、血管神经性水肿、血清病、严重输血反应、过敏性皮炎、药物性皮炎、顽固性荨麻疹、湿疹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皮肌炎、风湿性心肌炎、硬皮病、肾病综合症、慢性活动性肝炎、溃疡性结肠炎、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天疱疮、重症肌无力、风湿热等。组织器官移植排斥反应。
治疗血液病 如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粒细胞减少症、血小板减少症、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和过敏性紫癜等。
替代疗法 适用于治疗垂体前叶功能减退症、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症（包括肾上腺危象和阿狄森病）及肾上腺切除。
局部应用 治疗皮肤病如接触性皮炎、湿疹、肛门瘙痒、牛皮癣等均有疗效。
副作用及防治 并发或加重感染 多见于体质较弱者。通常使用强的松超过20mg/日，就有增加感染的可能。常见的病原菌包括细菌、病毒（水痘带状疮疹）、真菌及原虫（疟疾、阿米巴）等。一旦有感染的迹象，应及时选用强有力的抗生素加以控制。要注意，在并发感染时勿骤减激素，待病情控制后才能逐步减量，以防发生肾上腺皮质功能不足。
药源性肾上腺皮质亢进症 如向心性肥胖、满月脸、痤疮、多毛、乏力、易感染、低血钾、浮肿、高血压、血糖升高、糖尿等。其中有些危害较大且常见者，应予对症处理，如浮肿者可用利尿剂，高血压明显者应予降压治疗，低钾血症者可适当补充钾盐等。血糖增高或糖尿者，如无发生酮症酸中毒，通常不需停用激素，可根据病情控制饮食或注射胰岛素。
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主要见于长期大剂量使用激素患者。据统计，接受强的松总剂量>1000mg，约80%患者可出现骨质疏松症，特别是绝经期妇女和小儿更为多见。所以，对长期使用激素者，应常规补钙或维生素D。
诱发溃疡或使原有者恶化 大剂量长疗程使用GC时，较易导致胃粘膜损伤，诱发溃疡，对原有溃疡者，可致穿孔，出血，后果严重，应及早防治，可在服用激素的同时加服胃粘膜保护剂。对原有溃疡者，应在病情控制后才能使用激素。
无菌性骨坏死 据统计，接受大剂量激素治疗者，约5%的患者于1个月至数年内发生无菌性骨坏死，最多见于股骨头部，其次是髋、肩、膝、腕骨等处。骨坏死早期常不易被发现，因此对使用大剂量长疗程患者应定期作骨核素扫描或X线摄片检查，以便早发现早治疗。
抑制生长发育 见于小儿长期应用激素者，因激素有对抗生长激素之作用，并引起蛋白质负平衡。
神经精神症状 可引起激动、失眠，个别可诱发精神病，可适当使用安定 等 镇静药 。
其它 长期应用激素还可诱发白内障、青光眼、伤口愈合不良、血栓形成和栓塞、月经失调、多汗、高脂血症、肌病等, 可予相应的对症治疗。
使用及害处 激素的使用
激素可以减少患者的病痛，在短时间内可以缓解病情，但有可能使患者上瘾，对激素产生依赖性，所以有很多人称激素为魔鬼。但是激素可以在病痛初发期发生有效的作用。鉴于此种情形，患者应该仔细权衡用或不用。
激素药物的害处
1、身体发胖；
2、可以引起骨质疏松，引发股骨头坏死；
3、身体的抵抗力下降，血糖升高、皮质类固醇征、消化道溃疡、电解质紊乱等等。
4、影响小儿发育等。
5、不规律应用激素类药物（随意加减、停药，不规律撤减等）又极易使病情反复加重，甚至难以再治，反复一次加重一次，增加一次治疗康复的难度。
垂盆草甙能显著抑制细胞免疫反应，是天然的免疫抑制剂，具有双向调节作用。
个人看法：
人工免疫抑制剂是抑制免疫过激同时降低免疫力的药物。
激素是提高机体对抗免疫过激自伤的药物，与免疫过激互相对抗，不断升级。
化疗是诱发免疫过激或杀死免疫细胞的双重危害方法。
幼稚白细胞的生成原因在于免疫过激，而盲目增加白细胞数量，造成成熟白细胞减少，幼稚白细胞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