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新干线·散文」张宝晶｜皇甫村里吊柳青

作家新干线

皇甫村里吊柳青

在六七十岁的中国人心目中，柳青是一个名垂青史的人物。前不久，我借去西给妻子看病的机会，抽空去了他的陵园。

柳青先生逝世后埋葬在长安县皇甫村，这是我几十年前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求学时就知道的信息。那时，我们到终南山下的神禾原割麦，坐汽车路过过皇甫村。这次探访柳青墓，觉得是轻车熟路。可改革开放后城市建设不断的扩张，如今的西安市区与远在几十里地之外的长安县城连到了一起，县城变成了市区。楼房多了高了，街道宽了长了，还通了地铁。一切都变得那么生疏。

从公共汽车站牌上，我看到几站外有一个柳青广场。孰知到了跟前，才知道广场与墓地不是一回事，还需换车前行。

坐4-08路公共汽车到了皇甫村，打听柳青墓的位置，车上的几位老者，用地道的长安话告诉我：“柳青墓在皇甫村不假，但路不好走。你应该从兴盛村下车，那里路平好走，返回去吧！”于是，我急忙跳下车，顶着烈日，向着车来的方向，一步一步的爬着一个大坡，十分钟左右，到了坡顶，我不顾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便去兴盛村路边小卖部打听“去柳青墓怎么走？”约摸七十岁左右的一老翁从店里出来，用手指向我要去的地方，“看见了吧，那棵柏树跟前就是柳青墓，墓地的门锁着，要到附近住户家里找到钥匙，才能进去。”我连连道谢。好在眼前的柏油路很平坦，距柳青墓估计也就二三百米的样子，胜利在望，我便打起精神，埋头赶路。

我敲开了柳青墓园隔壁人家的大门，经说明来意，大嫂告诉我她家没钥匙，“钥匙在他们家。”我跨过马路，径直来到她指的那户人家。门开了，我对一女人又重复着先前说过的话。她转脸向着屋内说了几句我听不大懂的土话。一二分钟的光景，一位手里拿着钥匙的男人走了出来。我随着这位四方脸，平头，约一米八高，穿戴整齐的帅哥去了柳青墓。柳青青，风飘飘，是那位写过《创业史》的作家的灵魂在这方园游荡吗？

我站在门口，只见一亩八分地的墓园坐北朝南，南北长东西宽，周围用红砖砌了约两米高的墙。墓园地势北高南低，落差约一二十公分。因为墓主人叫柳青，园内四周栽着许多柳树，还有柏树、松树和其它树种。树下没有杂草，被锄得干干净净。

墓园门口到柳青的墓冢，砖块漫地。形似普通农人墓碑的一碑矗立在陵园中心，显得简单朴素。碑用砖块盖起的碑楼包着，碑顶覆盖灰瓦，此楼估计不到两米高，六十公分宽。碑身通体为黑色，上面的字均为白色。碑的右侧竖书“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作家”一行小字，碑中心位置的“柳青同志之墓”是几个大字。碑的左下角为立碑时间“一九七八年六月”。谁立的碑，没有显示。碑的背面横刻着：

“柳青同志，陕西吴堡县人，。一九五二年到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深入生活十四年。历任长安县委副书记，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等职。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三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二岁。”谁写的这段碑文，也没有说明。

柳青先生的坟墓在墓碑后面，圆圆的，下端是一圈约一米高的砖墙，顶部覆盖着黄土，长着一些小草和不知名的花。整个墓园肃穆安静，仿佛柳青先生在静心写作。

在陵园大柳树下，我与来开门的人边乘凉边聊天。他叫罗润怀，今年六十八岁，是个退休干部。他对我说，他与柳青很熟。他父亲是当年的大队会计，与《创业史》中那个卖稻种的梁生宝原型王家斌、柳青等经常在一起。他小时候常给他们递水端茶拿凳子。柳青去世时，他和村里的一帮子青年掘墓抬棺材。柳青去世后，他当了义务守墓人兼讲解员。

我对老罗说，柳青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贡献，一是《创业史》，一是深入农村长达14年的“纪录”。没有这14年的农村生活，就没有《创业史》。

老罗说，柳青原名叫刘蕴华，原来在陕甘宁文化协会工作，会说英语和俄语。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他就用笔名柳青出版过长篇小说《铜墙铁壁》、《种谷记》等著作，让所有人感到惊讶的是，全国刚一解放，他便住进我们皇甫村，去亲自参加和体验农村合作化运动。《创业史》中那些琳琅满目的人物，都是我们村与他朝夕相处的乡亲们。主人公梁生宝就是他一手培养的农村基层干部，梁三老汉就是他喜爱的大队饲养员……作家热爱他的主人公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那年他出版小说，收到一万六千元稿费，这在当时可算一笔巨款了，但他没有用这笔钱去充实养育有五个孩子的家庭，而是给我们皇甫公社建了一家机械工厂。

老罗说，以往我们看到的柳青照片，一副农民形象。其实，新中国成立后，柳青是一位行政十级的高级干部。

第一次听说柳青是高干，我心里更是对他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十级，那时最低是副省级干部才能享受的级别。这么一个大人物，能到县里挂职副书记，能在农村土炕上住14年，了不起呀！我们还听说过哪一个高干有这样的作为，没有呀！”

老罗点点头。他接着说，进皇甫村之前，柳青是一位比较时尚的作家，穿的是背带裤，戴的是黑礼帽，还时常肩挎猎枪，显然是当时很“酷”的形象，但他认为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必须从里到外焕然一新，而这个“新”就是农民的感情和外形。于是他彻底改变了自己，完全农民化了。矮瘦的身材，黧黑的脸膛，和当地农民一样，剃了光头，冬天戴毡帽，夏天戴草帽。他穿的是对襟袄、中式裤、纳底的布鞋。站在庄稼人群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干部、大作家。他甚至住进牛圈、钻进牲口交易市场与人在袖口里捏指讨价。正是由于他的深入，我们村一大批形形色色的人物，背着锄、挑着粪、拉着车、唱着歌走进了《创业史》。

我记得，《创业史》出版后，引起了轰动效应，许多人禁不住为这样一位实践毛泽东思想的作家而激动，为他创作的作品赞叹不已。这书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成了新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柳青的作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短时间内无人能及，甚至很长时间也可能没有哪个作家能重复他的成就。

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步入飞速前进的时代，同时也面临着有数量没质量，有“高原”没“高峰”等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重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在柳青先生去世三十八年后的今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柳青的意义》。可见，柳青仍然是新时期作家前进道路上的一盏明灯。

走出墓园，我用眼晴打量了一下周围，发现柳青的墓地，不在荒郊野外，而在庄户人家的房前屋后，与大家毗邻而居。他永远不孤独，不寂寞，仍然扎根在皇甫村的乡亲中，仍然在那里深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