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草和尚书家怀素
上文已述说，怀素是零陵人。
怀素(737—799， 一说 725—785) ，字藏真， 俗姓钱， 零陵人。另一说为其为长沙人，待考。他是唐代著名书法家， 以“狂 草”名世，史称“草圣”。
怀素自幼出家为僧，经禅之暇，爱好书法。他的草书，笔法瘦劲，飞动自然，如骤雨旋风，信笔而来，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而法度具备。怀素与张旭，合称“颠张醉素”，形成唐代书法双峰并峙的局面，也是中国草书史上两座高峰。其传世书法作品有《自叙帖》《苦笋帖》《圣母帖》《论书帖》《小草千字文》诸帖。
早年怀素勤学苦练的精神是十分惊人的。因为买不起纸张，怀素就找来一块木板和圆盘，涂上白漆代为纸书写。后来，怀素觉得漆板光滑，不易着墨，又在寺院附近的一块荒地上种植了 一万多株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蕉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 由于怀素没日没夜地练字，老芭蕉叶剥光了，新叶又舍不得摘， 于是他想了个办法，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新叶书写。夏天太阳照得他汗流浃背，冬天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开裂，还是不管不顾，继续坚持不懈地练字。他写完一处， 再写另一处， 从未间断。
怀素与张旭，性格都很疏放率真、不拘小节，尤喜杯中物。据说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怀素也曾一日九醉，时人常呼之为醉僧。寺内粉壁长廊数十间，他每因酒后小豁胸中之气， 便提笔疾书于粉墙之上， 其势若惊蛇走虺， 骤雨狂风；满壁纵横，又恰似千军万马驰骋沙场。时人故称怀素为“狂”。说怀素之与张旭，是“以狂继颠”。
唐代公孙大娘是开元时有名的女舞剑家， 她的弟子也擅长舞剑。怀素看了公孙大娘舞剑后，大受启发，由此他的狂草在笔画分布、笔势往复中增强了高昂回旋之态，在结体上也加强轻重曲折、顺逆顿挫的节奏感，有剑舞之形，因而名气越来越大。
怀素虽然是个僧人，但又不拘于寺院的清规，酒醉兴发， 就在墙壁上、衣服上、器具上书写。他说：“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因此，人们称他为“醉僧”。
怀素对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及同时代的张旭的行书、草书专心摹写，从不间断，专攻日久，自成一体。因长期精研苦练，秃笔成堆，埋于山下，人称“笔冢”。其庵旁有小池， 怀素常洗砚，致水变黑，故名为“墨池”。
怀素的草书以篆书入笔，藏锋内转，瘦硬圆通，用笔迅疾， 气势宏大，虽然狂放，但并没有为追求新奇而无视法度。相反， 他的草书严谨，结字简练，体现了独特的草书艺术风格。
怀素善以中锋笔纯任气势作大草，如“骤雨旋风， 声势满堂”， 到“忽然绝叫三五声， 满壁纵横千万字”的境界。虽然如是疾速， 但怀素却能于通篇飞草之中，极少失误，与众多书家草法混乱缺漏相比，非常难得。其中《圣母帖》《食鱼帖》《苦笋帖》《藏真帖》诸帖， 保留晋法甚多，《藏真帖》且多有颜真卿作风。如《小 草千字文》《圣母帖》，与其狂肆作风大异其趣，完全换过一番 面目，也可说是他的过人之处。
从笔迹学的角度看， 怀素一生的书法线条都倾向于瘦细， 和禅 修苦寒的美学有很大关系。怀素年轻时代，书法在于“不师古”。 按照中国的笔法传承，他还“不得法”，还处于正统书法的门外。 怀素29岁时， 曾经写下了《秋兴八首》。《秋兴八首》是杜甫的诗作， 创作于大历元年 ，也就是“安史之乱”平定三年以后。怀 素的书风到这时还未发育成熟，而他的内心也处于彷徨阶段。对于 一个“野狐禅”，或者一个“贱家鸡”，怀素草书根本得不到认同。 《秋兴八首》的书法线条，臃肿中包含着怯懦，为追求“一笔书” 的效果，牵丝映带显得很牵强，给人以拖沓的感觉。无论是起笔、 行笔、收笔，远还没有迈进晋人的门槛。
怀素本是一个叛逆者。在盛唐走向晚唐的时代，唐朝书法氛 围崇尚法度，王羲之书法在初唐受到唐太宗的追捧，时人更是趋 之若鹜。怀素并不在意当代的艺术潮流，他更多地在“一笔书” 的领域探索，继承了张芝、崔爰、杜度以及王献之的书法传统。 如果说怀素青少年时期的书法凭借的是艺术直觉，那他 30 岁以后 的艺术探索，则是在艺术传统中求索。而中国书法的历史传统， 就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笔法传承， 笔法则是魏晋书法的“核心机密”。
为纪念怀素，在今永州市零陵区潇水中路建有“怀素公园”。 公园里有古迹绿天庵， 是怀素出家修行、种蕉练字的地方。
据《零陵县志》记载，绿天庵清咸丰壬子年毁于兵，同治壬戌年郡守杨翰主持重建。下正殿一座， 上为种蕉亭， 左为醉僧楼， 有怀素塑像。 庵后一处刻有“砚泉”二字， 是怀素磨墨取水的地方。右角有“笔冢”塔。庵正北70 余步有墨池，是怀素洗砚处。
永州与柳宗元的不解之缘
前文已叙，柳宗元到永州来，其身份是个谪官。他因参加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这个司马之官，品级不高，谈不上权与势。一个闲官，又是一个从京城而来的贬官儿，只能寄情于山水之间，有似山野樵夫的味道。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郡（今山西运城永济）人，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其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因其贬谪永州时，伴愚溪而居，又称“柳愚溪”，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并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氏唐德宗贞元九年中进士，五年后又考取博学宏词科，先后任集贤殿正宇，蓝田县尉和监察御史里行（即见习御史）。顺宗永贞元年，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革新失败后，王叔文被杀，柳宗元先被贬为绍州刺史，未及到任又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再被贬为柳州刺史，病死于柳州任上。其著作有《柳河东集》。他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在散文和诗歌的创作方面，有很高造诣。他的诗，善于寓情于景，写得俊雅峭拔。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时，借写山水游记抒发胸中愤郁的散文。人们未曾注意到，柳宗元写永州的山水游记中还有一记，即《游黄溪记》。由于前八记写的地点均为永州城郊，故称“永州八记”。
《永州八记》包含《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
永州之贬，一住就是 10 年，这是柳宗元人生的一大转折。似乎可以说，是永州造就了柳宗元。奇异的永州之野造就了柳宗元辉煌的文学成就和成熟的哲学思想。
柳宗元在永州的最大成就，是他的文学创作，写下了《永州八记》（实际还有一记）和《江雪》《渔翁》等著名诗篇。再就《封建论》，那可是惊世之作。他在永州创作成果甚丰。有人统计过有495 篇诗文。
柳宗元《江雪》这首诗，作于柳宗元谪居永州期间，“独钓寒江雪”一句，可谓千古绝唱。我们都说这诗的意境美，一叶小舟，一个老渔翁，一尘不染，万籁无声。但这首带有孤绝气质的诗歌，实际上隐藏着一幕巨大的悲剧，一段巨大的落差，以及柳宗元极度绝望的心情。
柳宗元细心观察社会生活，目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们和他们的艰难处境，将情感倾注于笔端。
永州这地方产一种蛇，剧毒无比，草、木、人、畜，碰着就死。但用这蛇制药用价值大，朝廷需要大量蛇制药，于是设下规定，凡是抓蛇上交的，可免除当年的赋税。于是在当地出现了大量以捕毒蛇为生的农民，他们常面临丧命蛇口的危险，甚至有人一家三代都死于蛇口。柳宗元关心捕蛇人疾苦，提出给他们恢复赋税，别做捕蛇的营生了。他震惊之余，愤笔写下了那篇痛斥“苛税猛于虎”的《捕蛇者说》，是最早的现实主义作品之一。
除了体会人间疾苦、讽刺权贵小人，柳宗元也时不时出去溜达溜达，寄情山水之间，有许多写景抒情之作。其中一篇《小石潭记》，抑扬顿挫，文采飞扬，历来为文坛推崇。
柳宗元在永州的十年，亲族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是柳宗元最困厄、最艰难，最孤寂郁愤的十年。也正是这困顿的十年，真正造就了柳宗元古文大家的绝世风范。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已成为名扬千古的不朽篇章。柳宗元，不仅是永州山水旅游文学创作的开拓者之一，他还以其独树一帜的政治理念、哲学思想、文学造诣，深深赢得了永州人民的爱戴，被誉为柳文化。
永州也因柳宗元之人、之文，扬名天下。山川峻拔秀美，文人气节高艺绝，真所谓人杰地灵，真正的相得益彰。
愚溪侧畔柳子庙
永州零陵区零陵古城附近，有一座柳子庙。
这座小庙，坐北朝南，依伴愚溪，面朝南岭，虽历经沧桑，饱经风雨。庙门前，两只雄狮，威风凛凛，端坐两旁，守护着大庙的庄重与威严；几棵松柏，苍翠欲滴，一字儿排开，簇拥着殿宇的幽雅与灵动。狮子，松柏，这两种极具象征意义的动植物，民间百姓意念中的活图腾，置于此地是再恰当不过了。
高大、宽阔的院墙，一正两偏、一大两小三道拱门，将这座小庙神秘地挡在身后。
正门上方，高悬“柳子庙”三个大字，环衬五龙戏珠的雕饰，更添了大庙的庄肃与神韵。
门的两边，嵌一副石刻楹联，因年岁已久，字迹模糊，蛋壳细细辨认出来：“山水来归黄蕉丹荔，春秋报事福我寿民”，记述了柳宗元当年开凿水井，兴办学堂，造福一方的事迹。
东西门楣，“清莹”“秀澈”两幅题额，一语双义，寓意绝妙，既赞美了永州的山水之美，又颂扬了柳子的品行节操。
进入大门，拾级而上，来到中殿。中殿过亭门枋上，挂一牌匾，“八愚千古”四字遒劲有力，格外显目。“八愚”，是柳宗元将冉溪改为愚溪后，亦将与愚溪附近相关的景物以“愚”命名，即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迩，伏者宜远。”“冰雪之交，众裘我絺；溽暑之铄，众从之风，而我从之火。”柳宗元在《愚溪对》中以“愚”为题，正话反说，貎似自嘲，实为痛斥那个年代智愚不分、黑白颠倒的社会现象。
转到后殿，柳宗元汉白玉侧身雕像端坐中堂，“利民”两字高悬在上。他身体纤瘦，衣着简朴，手持羊毫，心事重重，凝视远方。
也许，柳宗元在永州民间找到了寄托，驱散了心中的乌云，点燃了智慧的明灯，从而涅槃重生，从彷徨与困惑中解脱出来。
秀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让自古前来永州“打卡”的名人络绎不绝：怀素、元结、颜真卿、寇准、米芾、苏轼苏辙兄弟、张浚张栻父子、陆游，等等等等。但论永州山水的千古知音，当非柳宗元莫属。章士钊曾有评说：“世无子厚，山川之秘奥，遂乃千古无闻。”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这是柳宗元《永州八记》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首句。意思是：自从我成为受贬谪的罪人，住到永州来，常常感到忧惧不安。因“予以愚触罪”，柳宗元索性将在永州所见之景均以“愚”命名。溪叫愚溪，泉叫愚泉，丘叫愚丘，沟叫愚沟。一个“愚”字，几多辛酸。是希望能大智若愚，还是会在此终了余生，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永州的山水啊，消解安抚了他的不安。永州与柳宗元，彼此互相成就。
悄然无息的愚溪，任凭风霜拂面，随风雨融入潇水。在愚溪的细小浪花里，绽放着流传千古的诗篇。
与柳宗元同时代的刘禹锡，也是贬谪之人。在柳宗元被贬永州的同时，刘禹锡被贬朗州为司马（今湖南常德）。同在偏远的湖南，一个居湘江上游，另一位居洞庭湖畔。两人书信往来十余年，唱和、辩论、探讨诗文和哲学问题。相较于柳宗元的敏感内向，刘禹锡性格更刚毅豁达。这从他贬后所作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以及《陋室铭》可以看出。好友间的交流，尤其是刘禹锡的乐观坚强，应该为柳宗元那孤寂苍凉的日子增添了不少光亮与慰藉吧！
被贬出京城十年后，刘柳二人奉诏回到长安，但不久又同被再贬。起因是刘禹锡在两人游长安玄都观时写的一首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权贵们觉得从诗里听到了牢骚和不满，于是，“刘郎”再被贬播州刺史，“柳郎”被贬柳州刺史。
两人结伴同行再贬之路。走到湖南衡阳，不得不就此别过。。柳宗元先赠诗一首《衡阳分路与梦得赠别》，感慨“垂泪千行便濯缨”，刘禹锡答诗《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期盼“相望长吟有所思”，凄凄之别，莫不令人潸然泪下。
在47岁盛年病逝于柳州之前，柳宗元曾遗书托孤于刘禹锡，请他抚养幼子，整理文稿，送其还乡。闻知噩耗，刘禹锡“惊号大哭，如得狂病”，曾三写《祭柳员外文》以抒解思念之情，并作有《伤愚溪》一诗。对于好友的临终托付，刘禹锡均一一办好：护送灵柩回故乡，使其叶落归根；待柳宗元的遗孤“同于己子”，将他们抚育成人；花了20余年的时间为好友整理遗稿，编纂成集，即30卷的《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生死相托，肝胆相照，大抵如此。
多少次拜谒柳子庙，大都是阴雨天气，四处寻寻觅觅，满眼凄凄切切，耳畔冷雨无言。俯首礼拜，昂首远眺，不只是在庙里细辨旧时文物，也不是在愚溪边寻觅古时风景。我们在追溯一段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更是品味一段溪水里飘来的友谊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