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我们有理想吗？

好多年前，高中毕业那天晚上，联欢晚会结束以后，我离开学校走到马路上，回首看一眼教室里的一片灯光，心头一阵寒颤：我的学生时代永远再见了，眼眶里顿时赢满了泪水。

第二天，我便到了下放的生产队。不是自己想去，是父母逼着我去的。下放，是当时知识青年的唯一道路。早去一天，这是个节点，今后好算日子。父母比我有远见。

我生长在洞庭湖区一个大型国营农场，是屈原投江的那个地方。父母当时是中学教师。他们所在的学校就在农村，我的所谓“下放”，其实就是到附近的生产队去劳动。农场的农业工人，虽然记工分，但折成现金发工资。作为知青，只要出满勤，每个月可以拿16元工资，相当于工厂的学徒工。这个地方现在很有名，每年冬天有大量候鸟聚集，是个观鸟的天堂。以前可没有这样的诗情画意，劳动强度很大，一年到头累的直不起腰来。

我曾想过做点什么，如弄个高产试验田，那年月流行这个。我却连育秧都没有做过，只能作罢。好在队长蛮照顾我，常常派我做轻松的活计，晒谷子，打农药，去附近纺织厂拉粪车。那些日子里，我每天在数日子，盘算着离两年期限还有多久。按照当时的规定，下放必须满两年才能招工招干当兵，推荐做工农兵学员。什么扎根农村一辈子，都是鬼话。盼的就是早一点离开，离开以后去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不重要，离开就是最大的理想。

下放第一年，经历了春插、双抢，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在我做了几个月代课教师。寒假第二天，我照例立马回到生产队。队上的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要我做会计。按说，这是个轻松的活，至少可以少干些农活。我却不应允。支书开导说，你们知青迟早会要走的，你放心好了，什么时候名额来了，我保证放你走。他倒是说了实话。我们这些人真正打算扎根农村一辈子，那是写场面上的话，大家等的就是两年。当了会计，算不算已经安排了工作？怕因此耽误招工什么的。我很犯难。

好在过完春节，农场通知我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就是到别的生产队督促抓阶级斗争和农田水利建设等。虽说是个临时的干部，但算参加了工作，一般人认为这是迈出了农门第一步。第二年继续做工作队员。在我看来，这不算什么真正的工作，一半时间和农民一起劳动，再就是开会，写经验总结材料。这两年里，我拿着二十八元伍角的月工资，还是混日子。等待两年结束了，盼望着有机会上大学或是当工人。那才是我理想的工作。

第二年底征兵的时候，我报名并通过了体检，心想我的理想该实现了。那身军装和领章帽徽很是令人向往的。父母听说这批兵是去新疆守监狱，半夜里找我谈了几个小时。他们觉得新疆太远，太艰苦，劝我放弃。我被他们折腾得精疲力尽，只好答应，把名额让给了别人。我的理想被毁掉了。

再过了半年，农场决定在工作队员中挑选几个人转为代职干部。我被选中到农场的七分场做团委书记，填写了《代职干部登记表》，算是正式入职了。

这一干就是三年，真不知道做了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所谓团委书记，只是在开会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这个身份，平日里与以前做工作队员一样，还是在生产队的田间里跑来跑去。除了每个月拿固定的三十六元工资，与农民没有啥差别。

我常常一个人走在洞庭湖区的水杉树下发呆，我的理想是什么？二十岁才出头，这一辈子就这么混着？我的理想不是做干部，估计也做不出什么名堂。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这团委书记能够做点什么。我的做派怎么也难得让头儿们满意，也入不了党，看不到会有什么出息。

我试图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写总结材料在农场有点小名气，也就是在农场里而已。虽然在省级文学刊物发表过一两首诗歌，省电台播放过我写的一个长篇通讯，依然默默无闻。三年就这么混过去了。

上中学时，想过以后考研究生，当科学家。也想过做记者，写大部头的小说。那几年，我随身带英语书和数学书，被领导批评过，说是没有扎根农村的思想。

中学时代的理想与我越来越遥远。我常常骑着自行车在棋盘似的机耕大道上飞驰，想追寻自己的梦，面对的却是冰冷冰冷的风。这五年里，不是没有理想，是不敢有理想，不可能有理想。没有好的家庭背景，没有过硬的关系网，推荐做工农兵学员的机会，几次与我擦肩而过。

终于混到了1977年的冬天，终于不再求人通过了高考。可是年度三级干部会上，被农场副书记点名批评为不安心农村。他应该知道我考的是高分，离开农场是必然的。不晓得他安的什么心。难道没有理想，终老农村的人才是最优秀的？

感谢那个时代，第二年春天，我终于踏上了理想之船。浑浑噩噩的五年，没有理想的日子，才得以终结。

童年的作者与父母合影

作者张效雄，湖南湘阴人，生长于国营汨罗江农场（现岳阳市屈原区）。湘潭大学1977级学生。记者出身的作家。高级编辑，教授。曾任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日报社副总经理。湖湘文化和湘菜文化研究专家，美中餐饮业联合会高级顾问。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创作竞赛一等奖，被网友投票评为湖南省网络达人第一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风起》，散文集《寻觅天簌》，随笔集《蓉园笔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