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于全国版图，江西能称上第一的为数不多，但鄱阳湖作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名副其实。
鄱阳湖之大，谓之浩瀚丝毫不为过。面积4125平方公里，就像一个巨大的“宝葫芦”，系挂在长江的腰上。鄱阳湖很大，大到上千个西湖都拼不完整她的版图，大到全世界的候鸟都喝不干她的乳汁，大到岸边的人们都可以认为对面就是天涯尽头……
“水涨一大片，水落一条线”，由于鄱阳湖与长江及其他水系唇齿相依、共生共享的关系，形成了“夏秋一水连天，冬春荒滩无边”的独特自然景观。
丰水季节，鄱阳湖敞开胸怀接纳长江来水，这里似海一般辽阔，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泛舟湖上，水天苍茫，大有“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之感。
枯水时节，鄱阳湖又无私地为长江提供水源，曾经“一片汪洋”的湖面，“水落石出”变成了花海和草原，成片的芦苇荡和蓼子花随风起舞，成群的越冬候鸟展翅飞翔。
深冬时节，沿着湖底草原的车辙慢慢行走，仿佛自己正置身于鄱阳湖的深处，正在沿着历史的时空隧道，穿越而来。
如今烟波浩渺的鄱阳湖，常人绝难想象到，这里在汉代以前还是一个1万平方公里的大平原。
春秋前期，江西北部为楚国所有，有《左传》及出土文物为证。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楚昭王十二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这里的“取番”二字很有讲究，一是说明番处于楚国东端，彭蠡湖之东；二是说明番地有可能是一个番国或是一个治所。在此战之后的公元前504年至前475年，江西北部彭蠡湖周边地区已尽为吴国所占有。后来，越国又剿灭了吴国。战国初期，楚灭越后，江西北部又为楚所占据，直至战国末期，楚为秦国所灭时止。
到了秦朝，朝廷于番邑之地置番县。在当时的鄱阳湖平原上，有两个县治是同时存在的，即已经沉没于湖底的枭阳县及它的近邻海昏县。到了公元421年，一场大地陷，使彭蠡湖东岸的松门山断裂、沉陷，浩浩彭蠡湖水淹没了古枭阳和古海昏两个县治，湖水逐渐南侵至鄱阳城脚下，形成了今天看到的广袤湖区。番人的后裔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过起了漂泊于湖水之上的渔耕日子。
至今，在鄱阳湖区仍然流传“沉枭阳泛都昌，落海昏起吴城”的传说，或许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以上的突变。
数千年光阴的沧海桑田，造就一个鄱阳湖。 经过一系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演变过程，波光粼粼的鄱阳湖景终于取代了河网交错的平原景色。
让鄱阳湖空前繁荣的，是景德镇瓷器。
唐代开始，瓷器在景德镇装船起运，由昌江南下进入鄱阳湖，一条路是经鄱阳湖出湖口入长江，最后由长江的吴淞口出海；另一条路则穿过鄱阳湖上溯赣江，翻过梅岭再从广州口岸出海。鄱阳湖中的吴城镇，宋、元、明、清各个时期都是名扬天下的大码头，“装不尽的吴城，卸不尽的汉口”，说的就是鄱阳湖航运的盛况。
那时候的鄱阳湖上，一定是帆影片片，舟船点点，桨摇橹唱，鹤舞鹭翔，可谓泱泱大湖。
另一次让鄱阳湖载入史册的，则是鄱阳湖水战。
元朝末年，朝政废弛，社会动乱，农民起义如火如荼，朱元璋与陈友谅领导的队伍，就是其中两支举足轻重的起义军。
为了争夺战略地位，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区摆开架势，展开了一场恶战，双方投入兵力达80万人之巨，被视为中世纪世界规模最大水战。
战争的结果，是朱友谅兵败身死，朱元璋以少胜多，为其统一江南奠定了基础，成为建立明王朝一系列发展中的关键性事件。
战争是残酷的，80万人参与的水战，有多少鲜血染红了这滔滔湖水，有多少遗骸埋入这鄱阳湖底……对鄱阳湖的悠长历史来说，这次战役只是很短的一个片段，但于参与者而言，一次就可能是永恒。飘荡在鄱阳湖上空的，不仅有历史的烟云，更有岁月的喟叹。
或许，诗歌是献给鄱阳湖的最好礼物。古往今来，谢灵运、李白、苏轼、张九龄、杨万里、范仲淹、韦庄、刘基、姜夔、文天祥、王守仁等名人高士，都在鄱阳湖留下了足迹和诗篇。唐代诗人贯休写过一首《春过鄱阳湖》：“百虑片帆下，风波极目看。吴山兼鸟没，楚色入衣寒。过此愁人处，始知行路难。夕阳沙岛上，回首一长叹。”
如今，九景衢铁路的动车风驰电掣，鄱阳湖区的行路已不再艰难。
如今，已经是深冬时节，鄱阳湖的春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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