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看《是，大臣》，多看《纸牌屋》
首先申明，虽然在标题里建议读者诸君少看《是，大臣》，我没有系统性看过《是，大臣》。但接下来的这段文字不是对《是，大臣》这部剧本身的评价，而是想讨论一下它产生的影响。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作为潜在观众，应该怎么看待《是，大臣》和它的名声？
在今天有很多人相信自己从《是，大臣》中看到了英国政治乃至一切政治的本质，或者一口咬定自己只是在玩梗，根本没在认真看，然后继续相信自己从《是，大臣》中看到了英国政治乃至一切政治的本质，那就是“政治=叽叽喳喳的官僚草台班子”。但我们只凭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英语语法知识（如果还有的话）也能看出，这句话首先存在一个问题：没有时间定语。
没错，《是，大臣》的编剧安东尼·杰是英国最早一代电视时政节目制作人，在1969年还给BBC王室纪录片写过脚本，就是《王冠》第三季里提到的那个。他在60年代拍节目时近距离接触了一些内阁大臣，发现这帮政客行止仓皇浑身笑点，于是萌生了写一部情景喜剧的念头。直到1980年2月，他和另一位编剧乔纳森·林恩的努力终成正果，《是，大臣》正式上线，成为当代英国乃至英语世界政治讽刺的里程碑。
编剧安东尼·杰(antony jay)
《是，大臣》的背后有着编剧的亲身体验和细致考察，一些官腔对白看似夸张实则其来有自，说这样一部作品反映了对于英国政治（或者更准确的说，英国公共政策）的某种观察盖无疑义。但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回到时间定语的问题上来。
之前提到，安东尼·杰的灵感来自1960年代，如果考虑到他和林恩在写作时参考了一些年代更早的资料，《是，大臣》可以说是50到70年代英国政治心态的一个产物。
战时两个英国成年人一周所能获得的配给食物
战争结束后1946年，伦敦妇女仍带着配给册等待面包供应
战后英国从丘吉尔退休到撒切尔上台之间的这四分之一个世纪，可以说是所谓“战后共识”的一场慢性病变。英国失去了殖民地又没赶上欧共体的早班车，只能坐视政府角色越来越大，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弱。公共部门的权责如海啸，公共政策的效果如抽丝，在这样的时代里，政治生活中生长最快的就是废话和犬儒主义，这也是《是，大臣》的主要笑点所在。
从今天的标准来看，《是，大臣》的台词过于啰嗦，几乎没有一句话不是废话。即便这是编剧有意搞笑，像这样堆砌官腔也有些过分执拗了。但想象一下在1980年2月，短短一年前才经历过“不满冬天”的英国观众打开电视，发现一个巴里奥尔毕业的常务次官正像剥洋葱一样当着大臣阁下的面，一条条撕毁竞选纲领中的承诺，让那个伦敦政经毕业的可怜人（毕竟那时还没有投行）瞠目结舌高呼那我还来这干什么的时候，他们的心底会燃起一种怎样的自虐乐趣。这种自虐的乐趣和长篇台词带来的智识满足感才是这部剧最大的乐趣所在，而至少在前一点上，《是，大臣》的魅力是离开了那个时代背景的人无论如何也只能遥远共鸣，不能感同身受的。
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如果对公共部门本就不抱希望，观众也不会看着一个公务员打官腔还笑得涕泗横流。《是，大臣》播出的时代，是官僚机器在英国影响力最大的时代。的确，1980年2月撒切尔已经当选了，但直到福克兰战争结束、第二任期开始后，她才真的把英国带进了那个靠挎包里的纸条而非内阁秘书备忘录治国的时代。
从福利开支的相对占比来看，战后英国并不是时人或后人想象的那种开天辟地的“福利国家”：如果把时间拉长到战前的30年代，英国公务部门规模扩张的最大推动力并非凯恩斯的福利经济学，而是战备经济动员和居高不下的军费。但战后英国的大多数人确实住在公屋里，几乎所有人都用着国营的水电暖气，看着国营电视，看病走国民健保。这种对居民生活的干涉放到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连最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做梦都想象不到，但到1979年冬天，虽然用《贝弗里奇报告》实现社会民主革命的理想已经凋谢了，庞杂的公共部门也已成为大多数国民的指望，只有最具创意的小政府主义者才能设想其土崩瓦解的一天。
战后大多数人住在公屋里
《是，大臣》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穷极无聊的时代中一届穷极无聊的政府。英国已经没了帝国，也没了德国，更没有经济增长，公权力就像一个可怜的二房东，一边要找IMF、欧共体、北约讨价还价，忍受他们予取予求，一边要安抚煤矿工会、扳道工工会、卡车司机工会，让他们接受坐在国营公司董事会里操着美国或澳大利亚口音的职业经理人。
但反过来说，《是，大臣》也反映了英国历史上一个极度重视政府政策“好不好”的时代。70年代的英国人真的在用立法的效率和效果评价政府，只不过每一届政府都差不多。政党也真的在比拼各条战线上的“集体谈判”能力，虽然差异性有限，但至少不会像后来的美国人那样大打极化与文化战争。对了，那个时代的英国还是一个绝对亲欧的英国，这对今天的一些英国人来说也值得怀念：不是因为亲欧本身，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半个世纪以前的英国人至少是把理性政策当回事的。
可如果把时间的尺度放宽就不难发现，《是，大臣》所处的那个时代在近代英国的政治史上非常不典型。今天我们都知道，一个亲欧的英国即便委婉地说也是一场美妙的误会，而一个热衷公共政策、关注政府施政效率的英国，更是一种对历史传统的激烈革命（抑或反动）。
19世纪的英国人为很多政策与立法问题倾注了大量热忱，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同样难以理解。但他们关注的首先是议会改革、天主教解放、政教分离、废除奴隶制和自由贸易，这些显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或经济政策，更像一系列宗教式的大众运动。白芝浩说近代英国政府运转高效的诀窍在于“行政和立法高度统合”，但他说的是议会内阁制政府，不是政治中立的公务部门。
英国到1854年《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书》时才开始建立一支近代化的公务员团队，直到世纪之交才开始出现成规模的、能制定并落实公共政策的公务部门。在此之前，英国政治始终围绕议会运转：政府会组建调查委员会调研具体课题，讨论需要处理的社会现象和对策，然后广泛收集证据与请愿、形成报告书，一步一步地传导压力，最终推动议会立法。
印度殖民政府的英国文官
那么，有650个席位的西敏下议院要怎样才能组织起来，为繁杂的事项辩论、投票，让国家保持运转？如果没有组织，内阁即便提出立法也不能保证通过，因为说服至少300名议员为法案投票的成本太大了。如果没有组织，选民只能根据本地的利害关系投票，这在一个阶级固化的传统社会固然不成问题，但19世纪的英国显然是一个社会力量此起彼伏的国度。进入《是，大臣》的时代，如果没有组织，就连内阁大臣也难逃吉姆·哈克的宿命，在复杂的管治问题面前被身经百战的汉弗莱们牵着鼻子走……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必要关注另一部年代比《是，大臣》稍晚的英剧，那就是BBC版的《纸牌屋》。《是，大臣》播出于撒切尔当选半年后，《纸牌屋》则更讨巧，几乎与约翰·梅杰当选同时，故事开篇也与时俱进，从撒切尔去世讲起。在很大程度上，《纸牌屋》可以算作一种对《是，大臣》的复仇。《是，大臣》里，想要改革公务员体系的哈克一进办公室就被汉弗莱绕晕；《纸牌屋》里，厄克哈特仿佛只要搞定了公关总监、勒索了几个党内大佬，就能在英国呼风唤雨、甚至盘算着恢复义务兵役制，只有左倾的国王能与他过上两招。
从《是，大臣》到《纸牌屋》，短短十年间，一整个公务部门就好像从英国的荧屏上消失了，这种视角的转变一方面要归因于《纸牌屋》作者本人的政治背景，一方面也要归因于厄克哈特所代表的那股在英国政治史上比官僚根深蒂固得多的力量：政党。
政党，或者说，保守党。《是，大臣》的编剧安东尼·杰是撒切尔的支持者，他在剧里掺了很多新自由主义段子，但总体上避免提及具体党派，就连哈克的胸章都是白的（他总不能是约克党）。《纸牌屋》则不同，《纸牌屋》的原作者是保守党人，他选择的舞台也是后撒切尔时代的保守党，主角厄克哈特更是17世纪初从龙入关的苏格兰新教贵族后代，根红苗正的高托利党遗珠。
《是，大臣》是一台有观众陪笑的情景喜剧，一切都发生在办公室里，《纸牌屋》虽然也用了舞台剧手法，场景却几乎都在党鞭办公室以外。厄克哈特在下院长廊里远交近攻，在布莱顿酒店推杯换盏，在印度餐厅里探听虚实，如果物色到（或者妻子物色到）能干的女性助手就请她来伦敦的住所交流工作，而如果伦敦的住所不方便，有些事还可以穿着粗花呢猎装到乡下别墅里做。而如果把《纸牌屋》里厄克哈特走过的议会、办公室、党部、别墅串联起来，我们就能看到一条英国政党政治的经典动线。
在这条动线上，政治家需要与选区的基层选民组织互动，接受党鞭下达的日程安排，出席委员会和各种非正式会谈，然后出席议会或内阁会议，他们需要面对各种人脉与社交场合，游走在各种社团、俱乐部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即便身为内阁大臣，他们与常务次官在办公室里唠嗑的时间也十分有限——除非这么做能让他们赢得权力。
牛津辩论相当于议会活动的预演
而如果把时间推到19世纪，政治家的大多数社交活动更为纯粹：议会下院就像一个放大了的牛津辩论社，而政党和早期的选民组织都更像是一个又一个绅士俱乐部。事实上，在大众政治来临前，政党（尤其是托利党）在各种意义上都符合俱乐部的定义：它聚集了一群身份相近的人（主要是男性，至今依旧如此），他们各怀鬼胎，但必须遵守一定的规范，服从一套大致统一的目的，在社会名誉上为彼此负责，在着装、谈吐和举止上微妙相通。
像俱乐部这样的组织必然是一种灰色地带，它对集体有着松散的约束，但也在隐然间纵容、甚至怂恿一些个体站出来，用言辞和手段震慑、煽动、笼络，把曾几何时的伙伴变成绵羊，把自己变成领袖。如果这个俱乐部只是喝喝酒、打打台球，这样的人越是强大，就越容易被嫉妒、被赶走，但如果这个俱乐部正在和另一个俱乐部争夺联合王国的统治权，这样的人越是强大就越容易成为党首，如果有运气和实力垂青，还能当上首相。
只有从这种俱乐部习气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厄克哈特为什么要那样热衷于夺权，以及保守党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孕育出像他这样的人。《纸牌屋》一开始，总党鞭厄克哈特并没有追逐权力的绝对动机。首相并不曾威胁到他，他只因不能在新政府升职又发自内心地看不起首相，就背刺了一整届内阁。吊诡的是，无论背后的哲学多么犬儒，只要厄克哈特行动起来，周围的人就会对他抱以厚望：一开始是首相与外交大臣把他引为盟友，但在他图穷匕见之后，整个政党机器又像一群猎狐犬一样甘愿为他驱驰。英国仿佛期待着这样一个恶棍的领导，他必须带着这些猎犬狼奔豸突，像给大本钟上发条一样给他们找点事干。
从各种意义上看，厄克哈特都是作者安插到20世纪末的一个19世纪人。他身上有俱乐部绅士的那种争强好胜，还有哥特小说反派的毒辣和敏锐。他不需要妻子和情人提醒就能在保守党的会客厅里闻到血腥味，他需要的只是另一个可靠的声音偶尔推自己一把，佐证自己的直觉判断。他没有沾染现代主义的臭味，甘当哈姆雷特；他自带一种无需解释、不经省思的生命冲力。这让《纸牌屋》成了一部有些滥俗的小说，却丝毫无损厄克哈特的魅力：他只是一面镜子，为读者映出那种来自竞争性政治本身的原初召唤。
厄克哈特亲手杀死小情人之后的自白
《纸牌屋》与《是，大臣》因此构成了现代代议政治的两面。厄克哈特的故事是一场夸张但饱满的狩猎，哈克与汉弗莱的办公室则是一种夸张但虚无的缺席：弥漫在那里的庸常和日常是一种没有外部扰动的稳态，一种精巧的习得性无助，与厄克哈特和他最精锐的那些猎犬们相比，是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多数。但正如连裤子都没有的雅典人也明白的那样，民主政治的所谓多数服从少数从来不是一个数学问题。如果没有了汉弗莱，剑桥古典学还有其他一等学位的毕业生；如果没有了厄克哈特，西敏的650位绅士（与少数女士——一个客观事实）就会变成650头绵羊，1689年以来的不成文体制就会在瞬间成为一具连（包括汉弗莱在内的）工资都开不出来的尸体。生在遥远国度的我们或许觉得一个由厄克哈特统治的国家一定邪恶透顶，满脑子凶残的野性，但想想看一个遍地都是哈克与汉弗莱的国家吧：那将是怎样一出在果壳里偷着乐的喜剧，因而是一出何等的悲剧。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