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台湾“国立”中正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一百七十多页，再充实一下就能成书了。
作者赖炜曾同学的指导老师是杨维真教授，刘维开和李君山二教授也有参与---这三位可是台湾史学界老厉害的角色，在大陆就是罗志田杨奎松一个级别的。
简要一说老徐哥，家贫，父母兄姊数年间陆续过世，只剩他一人在车马店打杂维生。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逃难，效忠的武卫左军勤王路过大同时将其带入军中，后考入随营学堂，并陆续就学于陆军讲习所、陆军大学。
老徐原系西北军冯玉祥部，1927年转投晋军，慢慢获得阎锡山的信任，职务逐渐比阎嫡系还要高。后又获得蒋的信任，进入政府长期担任要职。
整体来看，老徐不拉帮结派，而他是完全有这个资本的。另外他也不爱打内战，早期在冯、阎手下的时候就有过多次言行抵制他们互相乱搞、以及后来连续的反蒋，实在抵制不了就消极对待。而这两条，在当时地方实力派军人中是罕见的。
下面开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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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16日，冯玉祥自苏俄返抵五原，徐永昌闻讯亦前往与之会面。徐氏至包头后，即对于国民一军所提打倒三纲五常之说的口号颇不以为然，加上与冯玉祥会面后，对于冯的亲苏态度，更是不予苟同。徐曾当面质问冯玉祥，若俄国扶植中国存有诚意，何以并未依诺言将中东铁路交还中国？冯则辩称俄国将会交还给国民党政府，而非张、段军阀；但徐永昌则反驳“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军阀曹总统、段执政、张作霖政府仍是中国，苏俄如应将中东铁路交还中国，不必问是谁主持的政府。”
（冯玉祥国民军遭到惨败，冯去苏联拿到大批援助，后回国在五原誓师重新干革命，配合广州蒋介石的北伐对张作霖开战。）
徐永昌因功得到阎锡山推荐，于1928年10月获任命为绥远省主席。徐永昌为求阎锡山的信任，在受命后将所部国民三军略加整编后，将原有的部队长官黄铭香、黄胪初、王凤飞等人调离部队，向阎锡山表明愿将所部军队全部交出，纳入晋军编制。对于徐永昌此举，阎锡山似乎颇为讶异，曾向其表示“绥省地方不靖，带上兵去，较易施为。”但徐表示：“如不带兵即无能施为，那就带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如此形同自废武功的作为，使徐在国民三军内部曾引发部属不满，副军长黄胪初更斥责徐为“出卖三军、换取主席”。
徐在战前即对阎锡山决定与蒋中正开战并不赞成，认为此战“打胜还不如打败较好，败则国家渐有办法，胜则内战还是打不完的”。故徐永昌虽勉强同意担任军队指挥的任务，但在战事进行期间，亦不愿影响他人选择支持任何一方的决定，且对于敌方送给各将领的信件亦不加以拦阻。
（中原大战阎、冯联手反蒋，徐明显消极。）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离晋赴大连，徐永昌前国民三军僚属向其提议，可趁阎离晋之际重组旧部军队或于重要机关安插自己人，以掌握山西实权，徐皆加以拒绝，表示“我们是要做事，只问能做事不能，非组织机关用几个自己人才是做事。……现在都是人人叫苦时代，而跟我左右的人，在别人如办丧事的时候，我们亦万不可办喜事”。
1931年石友三起兵反蒋，阎、冯及广州再度联合反蒋。7月底徐永昌返晋后，阎锡山密遣代表返晋，向徐永昌及山西各将领传达助石驱奉的意图，徐对于阎锡山欲再度起兵驱张倒蒋并不赞同，反而主张晋奉合作安定北方，故对于冯玉祥及陈济棠来函联络起兵不予回复……石友三派代表前来太原面见徐永昌时，徐明确告诉石之代表：“从十九年河南作战起到现在，我无资格反对你打蒋打张，但我明白相告，我不能帮着任何人再打内战，他人我不管，请勿指望我”。然则此意见似乎并未为阎锡山所接受，阎仍积极写信给山西各将领，皆是指示协助石友三驱逐张学良之内容。
徐永昌上任（山西省主席）之初，即对查禁毒品相当重视，成立查禁毒品委员会负责，针对贩毒者予以严惩，对吸食者采拘押戒除。……此政策并未能获阎锡山认同，且在阎复出主持太原经济建设委员会时，即改弦易张，只愿推行禁种，但禁销及禁卖烟土则改为不禁止，亦不严禁吸食，反而由官方销售戒烟药丸及提高鸦片含量之戒烟药饼，由烟民购买。对于此一政策的更张，徐曾向阎提出谏言表示反对，然阎以晋绥运土及官卖两项月可进帐三、四十万做为军费与建设之用为辞推托，表示此举为“征烟民必失之款，作治安必需之费，非得已也”，认为此举可减少因军费拮据而必须向民众压榨的情形，并表示若不能维持相当兵额将使山西为匪所占，使人民处境更加困苦。徐虽对阎之说辞表示能够理解，但实际上仍感不以为然，甚至有“如不能禁不如辞职的想法”。……然因阎以太原经济建设委员强势主导省政运作，徐亦莫可奈何，只能接受阎之主张。
1936年1月，张学良等人造访山西商议剿共事，并告知共军有东渡入晋企图。对此，徐主张严密河防，阎则主张引敌入晋打击之。双方为此争论极久；后徐于省防会议中再次提出巩固河防工事的意见，阎亦未能接受。徐因而感叹自民国廿一年以来屡提出防共剿共建议，阎却敷衍不注意，导致今日之不利局面。在省防会议上徐亦对于阎夸大共军实力及山西自组之土地公有防共保卫团的功能感到不以为然，两人更为此争辩而不快。此外，徐以为山西军队因平时不注意训练，在陕剿共部队面对共军横行竟坐视不出碉堡；阎则认为若无好政策（土地公有），练兵亦无用。双方歧见甚大。
（在另外一个地方看到阎徐的争论，徐主张在山西境内围堵红军，阎锡山却专门敞开黄河河防、给红军留出西返的通路，还整出来一套理论跟徐白话，徐在日记里说“余觉其议论奇诡，高深莫测……”，哈哈哈哈）
1936年10月30日，徐永昌随阎锡山搭机自太原飞往西安，准备转往洛阳为蒋中正祝寿。途经西安时，徐即与张学良恳谈其对中共的看法颇久，张认为对于共党“若不有政治办法以谋共同抗日，必至为日、共所苦，社会人民更不相谅”，因而不乐见坚持剿共的做法，但请蒋与中共妥协亦无所成，显然使张相当不满。
（这一次洛阳祝寿，张试图劝蒋，未得机会。）
在国防工事的构筑上，徐永昌以南京为中心开始视察国防工事后，发现许多任务事在设计上有不少的瑕疵，甚至有设置伪装工事却将枪孔以红字标明与要塞司令从未亲自见过士兵操炮等乌龙情事，如此国防也不免使徐有“新京事如此，全国可想”之叹。
（此为抗战全面爆发前的情形）
宋哲元在平津情况困难，并未依蒋指示赴保定与参谋次长熊斌会面，与中央隔阂颇深；日人又无撤兵迹象，徐考虑宋或有受日人孤立逼迫的可能性，因而建议委员长蒋中正派兵进占由芦沟桥沿永定河经固安至霸县一带斜阵地，以保持平汉路畅通，使中央军与平津之宋哲元所部二十九军保持联系，同时也可避免其陷于孤立，可收监视及确保宋之最终立场不致于倒向日方。徐同时也建议蒋在宋不叛国的前提下，尽可能授权由宋负责中央力不能及之事，以信任换取宋之忠诚。
……
为避免宋哲元对中央军于芦沟桥至霸县修筑野战工事产生误会，徐永昌也同时致函转呈宋，除说明原委外，并请宋与中央军协同构筑此一阵地，使宋军得以与中央军联成一气，避免自身遭到孤立。
……
调孙连仲部至前线时，也调中央军八十五军担任沧州正面，以免予人中央消耗北方军队的观感。而在中央军接管保定城防时，河北省主席冯治安也一度怀疑中央别有用意，徐也极力解释澄清，表示大敌当前，勿因小故而生误会。可见由于徐之华北背景，故对于协调华北军队及中央军关系确能发挥其折冲的功能，加上深知地方军人“惧日又不能不抗日；疑中央又不能赖中央”之特质，徐也对此时国难当前之际，如何避免双方产生误会格外的用心处理。
（卢沟桥事变后的华北形势曲曲折折，一位兄弟曾经问我宋哲元怎么不爱国，我说没有人不爱国，但是国家实在太弱了，并且历史上纠葛太深，完全没有互信，团结不起来。如张学良所说：“玉碎”则可，“瓦碎”不必。）
因而徐积极协调各军构筑工事，以巩固防线，待确认日军实力后再行寻隙进击。然事与愿违，各军仍存保存力量之想法，对徐积极构筑工事，以形成防线的计划并不热衷，甚至有部队参谋长向徐谎称因兵力不足，无力完成工事的情况，使徐不禁感叹“上下一致规避不做工，为不打仗也；为保存实力也；然与保存国家相去益远”。
9月11日，马厂防线失守，守军开始往沧州溃退，且撤退秩序极乱，甚至有十八个团未经作战即撤退。
9月29日，日军迫近石家庄，徐观察战局后，发现前方军队有未见敌军不战自溃者，加上各军联系不良，有上级不知下级已撤退的情形。
徐曾检讨华北战败之缺失，认为华北各军自私又好猜疑中央，战力不佳却拒中央军进入其势力范围；各军士气及联系上皆不佳，甚至有部队未见敌便不战自溃的现象；华北地形以平原为主，利于日军机械化甲车机动，惟有利用野战工事方能有效迟滞敌军前进，各军却无视此一事实，不但不积极修筑工事，反而以工事无用为托辞。徐分析华北之败原因实在于“内外不一”，即内心消极、表面积极，既不甘舍地不守，往往派兵后又预留后路，无心力守；形同为地派兵，而非为战派兵，致使最后兵地两失。对南京中央方面，徐永昌批评委员长蒋中正忽略层级，好越级径行调动部队，却又不告知其长官，常导致上级无法掌握下级位置、又不明现地状况，部队集结于错误地点等情形，更为华北战局无法挽救的一大主因。而若干重要将领昧于与蒋委员长之关系，只批评杂牌军如何军纪不佳、如何溃不成军，却无视中央军的调整师亦有相同现象。除此之外，徐也得知宋哲元所部二十九军对于中央拒付其自行扩编后增加的额外军饷、亦不准其调至后方整顿；更不让该军部将张自忠到其防地等事相当愤怒，认为中央视二十九军为汉奸。如此诿过于人及怀疑地方军队的做法，无异加剧了中央军与地方军间的矛盾，非但无法达到团结全国军队抗战的目标，也对战局形成相当不利之影响。
徐永昌自1928年交出国民三军兵权……本身价值观亦反对自成派系，有别于当时其它的将领，故其主政绥远、河北、山西三省主席期间及之后进入南京中央任职，不仅未曾试图重掌国民三军兵权，也始终皆未用前国民三军的旧部，而也因此深受国民三军旧部埋怨。白崇禧曾对徐做事向不用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与反对造团体颇感诧异，但此理念甚为徐所自豪，更表示“何处无才不可资我用，我之人才又何处不可做事？何必各立门户以误国、以误己。”
1937年11月19日吴福线宣告失守，部队退至设有第二线国防工事的锡（吴锡）澄（江阴）线防守，但部队退下极乱；而江阴虽原有国防工事，却如同先前的苏嘉防线一般，传出部队寻不到国防工事或寻见国防工事却无钥匙而无法使用的情况。
（一叹再叹……）
新四军事件爆发后，军令部次长刘斐曾主张闪击陕北共军巢穴，更曾未经部长徐永昌之允许，擅自以军令部名义向蒋提出建议，但蒋认为此计划太过草率并未同意，将计划发回交徐审查。
（刘斐乃中共情报人员，搞这个计划干树么？我有一个比较阴暗的推测……）
人人皆知山西军事能否坚确立，是关系整个华北抗战至巨；宜生聪明绝顶，当不昧此，但为此已打算终拟率部离晋，阎先生已十分难舍；在宜生则十分不足。余以为宜生个人离晋已属晋局损失，而该剩余一师，半代以印甫，其作战力亦必随之低降，是不特影响山西盛，且影响华北。余在西安曾语宜生，今日之事，谁爱国成分高，谁须多吃点亏。宜生诚爱国，但是不肯吃一点亏。
徐永昌对于傅作义最终仍不能将个人利害置于度外，以国家为重，感到相当惋惜。虽傅仅带走一师兵力，但由于阎锡山好用同样出身晋北的嫡系将领，不能任人唯才，继任者能力不足，势必将连带导致部队战力降低；牵一发而动全身，最后恐将对华北战局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对于阎始终私心自用，徐亦颇感寒心，曾经评价阎之为人：“阎先生先爱己后爱国，终是二等人才”；
（阎锡山与傅作义矛盾日深，终于分裂。）
蒋中正虽判断阎之企图认为：“阎之通敌，几乎已成公开事实，但其利害得失心重，决不敢即实行叛变也”，但仍未放弃劝阻阎之行动。因而在7月20日，徐永昌也应蒋先前之要求，亲自北上前往二战区。此行表面上虽为视察，但主要目的应仍在于盼徐能成功劝阻阎降日附汪。徐途经西安时，得晋军将领周玳向其密告阎锡山认定中央将来绝不能兼容，且认为抗战绝无好结果，因而已与敌联系，希望徐注意。及至7月27日徐抵阎所在之克难坡，与阎恳谈后才发现阎惧共到不可思议，且与中央误会亦到极点。阎认为中央绝无是非、事事为人蒙蔽；徐则举中央实公正、绝无偏袒之例与其力辩，几于面红耳赤。阎之后又向徐论及对抗战看法：“认为抗战绝无好结果，即对共亦恐终为所败”。
1945年4月5日，国府任命沈鸿烈为东北调查委员会兼任主任委员，纳编在渝的东北热、辽、吉、黑四省政府各有关人员为委员，准备日后接收东北，而各省政府之组织则依旧保留；然因人事复杂，组织却迟至7月7日方告成立然在任命之后，军委会委员长蒋中正似仍因沈与奉系张学良的背景，对其担任主管东北接收人选有所顾虑。
……
对于负责策反伪军人选，徐则着眼于策伪反正，欲请东北当地负众望人士，以收一呼百应之效。然蒋对于物色策反东北伪军人选则另有想法，有倾向不以东北籍人士担任的迹象。
学者刘熙明认为蒋为防范东北籍人士万一掌握军权后，再度形成尾大不掉之势，采“重文轻武”政策，限定返回东北的东北籍人士以高级文官及无兵权之将领为限，并阻止东北军返回东北。张学良、马占山、何柱国等东北籍高级将领，若非投闲置散，就是位尊权轻，使国府在东北的活动与收编伪军，完全由非东北籍的人士主导。
……
蒋曾先后考虑用万福麟、张群等人选，熊式辉建议依旧用沈鸿烈负责，仍未得蒋同意，致使东北伪军策反一事始终未能进行。
……
蒋对徐永昌提名张作相负责似不赞同，……一度欲以张治中任东北军事代表，采政军分离方式接收。然到8月下旬，又改决定由熊式辉担任东北行营主任，专责包括伪军在内的东北各项接收事务。8月31日，国民政府宣布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纳入莫德惠、万福麟、马占山、张作相等东北籍人士为东北行营政治委员……
（收东北不用东北人，老蒋考虑得太多。我们今天来看，是对是错？）
徐永昌有鉴于蒋中正此时似不愿再派兵入晋，故转而建议阎锡山可请日军协助为其训练五分之一的军队，俾能出击。阎最初认为无用，认为中国人已至不堪教训地步。
由于晋军在长治之战挫败后，实力大为削弱，阎锡山乃将抵御共军进攻的希望寄托于投降的日军。1945年11月之际，无论山西南北，灵石以至大同、自汾阳至石庄东南沁县，皆依赖日军护路，太原、大同且凭日军为之固守。此时山西无日军之城与路皆失，可想象今日之山西实依赖降军防守。直至1946年4月，山西境内仍有日军约三万人、日侨五六千人滞留。阎锡山采利诱方式，对自愿留下的日方人员，无论官兵皆晋升两级，薪饷加倍发放，以留用技术人员的名义，留用了日军战俘与技术人员五千余人，其中有战斗力的日军三千余人，先编为六个铁路护路队，后又改为六个保安团，最终编为第十总队，由日人今村任总队长，协助晋军抵抗共军的攻势。
徐始终认为阎为中国数一数二之财经人才，即便如陈诚等人则批评阎之土经济已不适现代要求，但徐则以为，现今政府一半也坏在洋经济。
（洋经济？是指宋子文吧？）
徐透过曾任军令部次长的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处得知白崇熙代傅作义向蒋请领补训师等军械未得要领。徐颇忧如此下去责任日重；兵力日损，以傅之血性，恐有兵败身亡之一日。而徐也认为蒋以中央军若干师归傅指挥，却不知多数中央军已至无人能指挥处境，虽蒋亲自指挥亦然。
（在其他地方看过，白崇禧为军械事同顾祝同大吵，拽都拽不住，不知是这次否。）
48年7月13日，徐根据战况分析晋军后撤之部今日可到榆次附近，另由晋西南北上之三师半已接近太原以南的晋源，徐遂再次建议夹击之议，但阎仍未采纳；反而是原拟用于太原城做最后不得已之用的日军四百余人，因不能坐视赵承绶兵团中的同侪死亡，因而出发协助突围，徐感慨表示：“由彼而视我国人，今日殆已成无人格之国家矣。”
同时阎锡山也向徐永昌抱怨中央所派空军与第三十军在晋大费津贴；言下大有半分奈何，亦不愿其驻晋，且一再言中央给山西困难较毛泽东为甚。由于阎认为中央军战力低落，南京方面却仍陆续自陕调入第三十军及第三十师，同时要将晋军干部调至陕西补训，使阎渐生疑惧，认为中央有意利用补训一事同化晋军，削弱其实力后将其撤换，因而无视晋军将领的极力请援，反而心生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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