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可以给英法这条殖民主义恶之链条上的所有人扣上恃强凌弱、不尊重他国内政的帽子。当时从某个角度来说，皮科、劳伦斯等人的行动确有一厢情愿之处，但多少顺应了当时的某个历史趋势，动机也并非全然的恶。
图源自电影《阿依达，你往何处去？》（2020）讲述了塞尔维亚的难民问题。女主角阿依达作为联合国的一名翻译，面对众多被铁丝阻拦的难免也能感到无助。在政治正确至关重要的欧洲，没有哪个政客敢鲜明的提出拒绝中东难民的议案。但不断北上的欧洲难民无疑给政府甚至普通人带来巨大的压力。毕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轻松做到，上一秒所谓的公知领袖还说“塔利班是我们的好兄弟”，下一秒外交发言人就坚决拒绝接受阿富汗难民的。
▌沙漠中升起的愤怒？
对于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中东只是一个遥远的政治名词。人们总是把恐怖组织，枪林弹雨，霸权主义国家手中的玩物，以美国为首的军火大国的政府财政支出海外支部。无论是何种印象，人们的态度总是极端的，看到塔利班组织炸毁巴米扬大佛时则义愤填膺，扼腕愤足，某些阴谋论者顺带还会键盘一下无能且罪恶的发达国家；而看到无数由于战乱流离失所的普通穆斯林时，则深感自己生活的美好幸福，尧天舜日。中东的困境似乎是一个永远无解的难题，然而，相信任何一个接受过稍高层次的读者就能意识到，善恶早已不能二元分之，可无奈，在中东问题上，善恶则泾渭分明。毫无疑问，中东问题是一个集宗教、现代化、民族主义等各种难题杂糅在一起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永远以一种矛盾的目光去看待这个并非与我们中国民族历史毫无关联与渊源的民族和文化。我们不能一边骄傲于丝绸之路的历史，一边又对谈论中东的话题嗤之以鼻。本公众号近日有采访北京大学昝涛教授的文章《昝涛：中东穆斯林社会对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不可能脱离自身传统》，重点探讨了中东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读者们有兴趣可以参看。其实，这种矛盾态度并不止存在于中国，难民问题困扰欧洲已经太久，随着穆斯林的增多，欧洲国家的社区冲突愈发增多，甚至有人戏称，“再这样下去，法国干脆改名法兰西斯坦好了”。电影《760犯人》由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2001年穆罕莫都被美国军方从阿富汗带走，从此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因为美军怀疑他是911事件的主谋之一。监狱中，他受睡眠剥夺、水刑、性虐待摧残，监狱外，代表反抗政府势力的南西.霍兰德律师与代表军方势力的斯图将军努力地搜集证据，一方为了营救，一方为了定罪。然而通过穆罕莫都在狱中写的手稿以及政府方不透明的信息，两方势力合而为一——罪刑法定，政府不得无故关押未定罪的人民。2016年，他终于重获新生回到故乡，结束15年的无妄之灾。这段经历被穆罕莫都写成《我在关塔那摩的日子》，以令人心痛的经历控诉美国司法不公。
说实话，抛开三线叙事和炫目的特效，还有卷福和朱迪·福斯特两位老戏骨的票房号召力，该电影并无深意。也还是正义至上的好莱坞老一套。当然，我们在此也并不想为美国政府洗白，在911那种庞大的政治舆论阴影下面，严刑逼供寻找一位替罪羊即便是在所谓的发达的“人权国家”中也并不稀奇。男主角在狱中坚持在不多的放风时间中，在阳关下铺开毛毯作礼拜的形态也实在很难不令人动容。可是由此我们想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穆斯林里面的好人和坏人真的那么黑白分明吗？《耶路撒冷三千年》
西蒙·蒙蒂菲奥里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出版
这本书是讲述中东历史的大部头经典之作，交代了中东三千年的漫长历史，其中细节丰富。可以作为箱底书，有兴趣时拿出来当成故事单独读其中的一段。
大概熟悉阿拉伯地区历史的人知道，伊斯兰教是一个非常晚至的宗教。在他之前，这片土地曾接待过犹太教、基督教和各种异教。伊斯兰教大约成形于公元七世纪到八世纪，中国在这时候已经来到唐代，也就是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期。《古兰经》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在他之前的宗教。穆罕默德本人尊崇《圣经》，并把大卫王、所罗门、摩西和耶稣都视为限制。尽管他认为自己得到的启示超越了之前所有的先知。对耶路撒冷的命运，穆罕默德强调了《启示录》中末日审判的到来，这种紧迫性激发了早期伊斯兰教发展的活力。我们看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创世传说上差别并不是很大，但如何后人信徒在世俗表现上差距如此之大，我们也不能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去解释这种差异，毕竟三种宗教的快乐老家都是耶路撒冷。我认为一种答案可以用来参考，那就是宗教原典问题。我们上面提到，《圣经》和《古兰经》中末日审判都是一个重要话题，但问题是，两种宗教末日审判的方式并不同。在《圣经》中，末日审判亦称“最后审判”（Last Judgment）“公审判”“大审判”。基督教末世论的基本神学观点。认为现世界将最后终结，那时上帝将审判一切活人和死人，蒙救者升天堂享永福，受罚者下地狱受永刑，魔鬼也将被丢入“火湖”中受永罚。《旧约》中称“末日审判”为“耶和华的日子”，甚至指出耶和华进行最后审判的地方在“约沙法谷”。《新约》继承并发展了这种观念，称世界末日基督将再次降临审判世界，然后出现一个新天新地。《启示录》和《哥林多前书》中可见对末日审判的描述，认为末日审判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义人的审查，即义人在得到救恩之前会有一场针对义人的评估；第二阶段是在千禧年中，得救的圣徒在天国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在此期间要对失丧者进行审判；第三阶段是千禧年结束后，基督和圣徒并圣城新耶路撒冷要重返地球，基督命令那些失丧者从坟墓里复活接受报应。那么伊斯兰教的审判是怎样的呢？圣战。在为最后的审判做准备中，需要通过圣战去自卫并征服。《耶路撒冷三千年》中也写道，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们都努力过上一种正义的生活，因而变得英勇无比。读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说，一千四百年后的追随者们也是如此。塔利班，ISIS国等各种恐怖组织，不都是打着圣战的名义吗？有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伊斯兰国并非总是会处决所有人质，能够熟练背出《古兰经》，并能够“正确”理解他们心中的什叶派的人质，予以网开一面。所以，我们比对上面两种宗教对于“末日审判”的记录，可以发现一个bug，伊斯兰教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圣战的时间和发生条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一个号召力大的哈里发告诉大家真主号召大家圣战了，那么你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参不参加基地组织呢？一个人对宗教的虔诚和他平日生活中的善良并非不能同时存在。另外，审判的方式其实差异也很大，基督教由上帝来审判，这一点都差不多，但是有罪的人只是说会下地狱。地狱是什么？我并不想从科学的角度去证明地狱不存在这种话，这对于任何有信仰的人，都是不可接受的。中国读者大多都是无神论者，相信也能与有宗教信仰的人共情这一点。宗教之所以成为宗教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超越界的存在。什么是超越界呢？简单来说，就是和我们每个人此时此刻生活的地方无关的一个地方。比如天堂，地狱，这些你大概率不用考虑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基督教的末日审判，就是在超越界完成的。只要你不是十恶不赦，做个渣男也是可以安享晚年的，再加上审判这东西，千禧年才来，这样压力又小了一些。在这里插一句，之前有很多关于儒家是不是宗教的争论，认为儒家不是宗教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它没有超越界，子不语怪力乱神嘛。伊斯兰教把末日审判这一过程交给了现世，也就是现世报了，只不过我们中国人常说的现世报，也是默认由“老天”来执行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不能轻易的背叛原典和价值基础是所有宗教和政党都需要面对的一点。举个例子，如果你不再民主了，凭什么还管自己叫民主党。由此，我国台湾的蓝绿之分是非常之大的，切不能轻易改变的。这里不再赘述。同理，伊斯兰教中的某位小领导人要想让自己变得有影响力，也不能轻易忘记圣战这个事情。我记得由一届普利策奖新闻改编的剧本《羞耻》中有这样一句台词，“伊斯兰教是沙漠中升起的愤怒”。我们现在也许能明白，为什么他这样说，为什么这股愤怒永远盘旋在中东的上空之上。不存在人性本恶，而是宗教原典之差造成的后果。▌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仇恨永无出路?
如何记住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分别和分布？为了防止各位读者头晕或闪退，先上一张地图和结论。从左往右看，土耳其是逊尼派为主，石油大亨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占多数，伊拉克是什叶派占大多数，阿富汗是逊尼派为主，（伊朗的问题我们稍后单独讨论），巴基斯坦是逊尼派为主。什么意思，根据地图来看，这两个教派在中东的分布是一个国家隔着一个国家的。所以实际上非常好记，跟同学们炫耀是足够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又和地缘政治挂上钩了。首先我们要知道，现在中东的国界基本都是在二战之后才形成的，奥斯曼帝国以前比现在大得多。那么现在的国界可以说是欧洲大国有意安排划定的结果。这种安排有何深意？答案很简单，让相邻的国家互相制衡，不至于两个邻国都是什叶派，另外两个邻国都是逊尼派然后抱成团搞事情，这样英法这些大国可就难做了。
这种分法不能说一无是处，但后来的发生的事情确实证明了其过于一厢情愿。任何对于领土出于政治制衡而非文化认同的划分一定是后患无穷的。这个问题在现代国家形成之后显得更为突出。比方说库尔德人。库尔德是夹在伊拉克，伊朗，土耳其三个中东大国之间的一个地区。是世界上一个最大的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一个民族不成立自己的国家这件事，在我们中国看起来问题不大。但是在历来民族或教派之间刀光血影的中东，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另外，我国的少数民族只属于我国一个国家，所以在我国政府的优待和帮助下可以过得很好。但库尔德族分属三个国家。土耳其是中东世俗化和现代化最成功的一个国家，但国父凯末尔明明自己和库尔德人有着血海深仇，仍然不许库尔德独立。因为库尔德人太多，地盘也大，一旦让他们独立，土耳其会丢失三分之一国土和几百万人口，等于是在自己身边扶持一个大国独立，这是任何政治家无法容忍的。而伊拉克和伊朗又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国家，库尔德人夹在中间，即便独立了，也势必面临无尽的战争，更不要提身份认同这一高级精神追求。由于中国的穆斯林全部默认为逊尼派，很多读者包括回民自己在内，也分不清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区别，是什么促成了这两种教派的水火不相容呢？我们还是从穆哈默德说起，接班人是古代政权维持下去的重中之重，可惜的一点是，穆哈默德只有女儿——著名的法蒂玛，没有儿子。他死后由四个哈里发执政，最后一个哈里发是他的堂弟兼女婿。这四位哈里发都是他的接班人，注意，并非世袭而是由伊斯兰教的长老们选举出来的，这四大哈里发也叫正统哈里发。他们是被逊尼派和什叶派都承认的，阿拉伯帝国的光荣崛起也是在这四大哈里发时期，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小亚细亚半岛等诸多地域。然而好景不长，阿里去世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叫倭马亚的人建立了阿拉伯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的王朝——倭马亚王朝，也就是中国史书上的白衣大食。这个王朝实际上和穆哈默德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也不属于什么圣意。不仅如此，倭马亚的父亲还曾迫害过穆哈默德。介绍到这里，我们多少懂了，这是世仇了。倭马亚的父亲是当时麦加多神教的领袖，而我们知道穆哈默德是一神教的领袖，由此，穆罕默德被迫出走麦地那。在穆罕默德打好了自己的政治根基之后，倭马亚家族才皈依了伊斯兰教。即便如此，他们也依然在叙利亚拥兵自重，作为地方军事总督存在着。那么等到阿里死后，倭马亚自己成了哈里发，还杀害了阿里的两个儿子。基于此种情况，有一部分人非常不能接受这一变化，觉得倭马亚不能成为穆罕默德接班人，这些人就成了今天的什叶派。他们只承认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的合法性，只有阿里的后人，也就是伊玛目，才有资格做穆斯林的领袖。所以之后的什么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还有土耳其的哈里发都是不做数的，都是篡位者。反之，逊尼派的态度是，谁做老板不是做啊。现如今，世界上百分之八十五的穆斯林都是逊尼派。其实这也就反应了一个问题，就是阿拉伯人和全世界的大多数平民老百姓都一样，对于政治合法性，并没有那么追求，正如我们中国人能够接受改朝换代，接受满清入关。老百姓的诉求基本上都是政治正当性，也就是差不多得了，能让百姓填饱肚子不乱杀人的就是好政权。话虽如此，从宗教历史和政治合法性的角度来看，什叶派有理由和逊尼派汉贼不两立吗？换位思考一下，也确实是有的。血仇和篡位都是不争的事实，什叶派给逊尼派安个数祖忘记典的罪名，绝不是空穴来风。只是我们会说，冤冤相报何时了。是啊，历史遗留仇恨加上原典中的圣战，于是完美促成了冤冤相报何时了这句话。看到这里有些读者会问，这不还是无解的难题吗？讲这些没用的。不过我要提醒各位注意中东一个特殊的国家，那就是伊朗，我们印象里好像中东就都是一些大胡子的阿拉伯人，但是，伊朗可不是阿拉伯人，伊朗人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波斯人。光荣事迹可上溯到居鲁士大帝。波斯人本是有自己的宗教的，那就是著名的拜火教。近些年来国内考古队发掘了四个从康居四国到唐朝生活的粟特人的墓，其石棺浮雕反应了拜火教人丰富的宗教精神世界，大家或许并不陌生。那么，伊朗怎么就成了个伊斯兰教执政的国家呢，居然信的还是较为少数极端的什叶派。其实，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伊朗是一个开化的世俗社会，女人们各个穿的摩登时尚，在街上花枝招展。可总有些人有着飞沙走石，翻云覆雨的能力。独裁者霍梅尼铸成了伊朗现在的局面，女人们穿着黑色的长袍如同乌鸦，伊朗成为一个不伦不类的穆斯林国家。在悲叹于伊朗的命运同时，我们并非不能看到转机。伊朗的惨来自于政治厄运，虽然属于较为极端的什叶派，但并没有出现过类似其他传统什叶派国家生长出的恐怖组织，比如伊拉克和叙利亚大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等。也就是说，宗教是可以通过强大的政治力量改变的。而且霍梅尼虽然将伊朗塑造成一个什叶派国家，但他与那些真正极端的什叶派，并不一样。综上，现代西方国家的最大特征是政教分离。政教不分是伊斯兰国家最大的不幸，但同时，或许也是一种转机。笔者并不觉得裹着头巾穿着军装杀人是阿拉伯人的本性，相反，在故乡的沙丘上弹着乌德琴哼着小调才是中东水土养出最美丽的风景 ▌回顾罪恶之源，瓜分沙洲的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上文讨论了穆斯林更深层次的宗教世界和人性。笔者知道，到这里，如果不评判一下那些促成如今中东局面的万恶的以英法为首的殖民主义国家，读者是不会满意的。只是，我还是那个说法。给一个很大的未知实体扣道德帽子是很没意思的。是英国、法国的谁？什么人？要瓜分中东呢？故而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本书。《瓜分沙洲：英国、法国与塑造中东的斗争》
[英]詹姆斯·巴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
与大部分中东格局研究一样，叙述从奥斯曼帝国的式微开始讲起，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是信仰逊尼派的土耳其人，1516年和1517年便征服叙利亚和埃及。阿拉伯行省与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者之间素有民族矛盾。从十七世纪末开始，奥斯曼帝国在与欧洲列强争锋中渐露颓势，一些强劲的地方统治者也敢于同伊斯坦布尔对抗。觊觎阿拉伯世界的欧洲列强利用了这些矛盾，顺势为地方势力提供军火和经济援助，以稳固自己的殖民统治。书中也交代了很多穆斯林的真实想法，一些保守派阿拉伯领袖利用列强的野心，主动向西方接近，要钱要枪，以排除异己扩张势力。随着留学生数量的增加、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西方思潮涌进阿拉伯世界，这在客观上也培养了亲西方的温和派阿拉伯民族主义精英。他们希望能脱离日渐颓败的奥斯曼帝国，实现西式的阿拉伯现代化。但殖民主义的残酷性也会使得一部分人转投激进民族主义的阵营。书中也通过一些资料分析出当时阿拉伯人是普遍排外的，他们并承认也并不感谢犹太人在中东地区的存在价值和对他们的帮助。本书出彩点在于利用了大量的外交档案，以个人叙事出发，观察了英法两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在瓜分沙洲这一场谍战大戏中的勾心斗角，与以往中东研究相比，更关注每个做抉择的人的人性。在巴尔构建的舞台上，赛克斯、皮科、劳伦斯、斯皮尔斯、丘吉尔、戴高乐、莫因、斯特林，甚至罗纳德·达尔，按照时间顺序一一亮相。虽然也有关于上层抉择的重述，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无论中外，上层的抉择和信息源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中甚至下层的幕僚。比如《赛克斯-皮科协定》，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与法国签订的瓜分奥斯曼帝国亚洲部分的秘密协定。因谈判人英国代表M.赛克斯和法国代表G.皮科而得名。该书花了不少笔触介绍了爵士赛克斯的成长环境和履历，认为他和众多旅行作家一样，喜欢假装自己去过很多实际上没有去过的地方。他所著的《哈里发的最后遗产》,还令他在白厅负责制定中东政策的委员会中获得了“疯狂毛拉”（Mad Mullah）的外号，这本书将奥斯曼描绘的摧古拉朽，并且在索引部分写着“阿拉伯人的性格——请参照背信弃义的解释”。虽然有偏颇之处，但赛克斯的游记也正好反应了当时奥斯曼帝国中心东移之后的情景，即奥斯曼苏丹虽保持影响力，但阿拉伯人已经躁动不安。所以有人评论这本书道：“一旦中东问题被提上台面，他收集的信息就会显示出重大价值”。在一番操作之后，赛克斯爵士自己都对自己的权术政治感到骄傲。律师皮科先生虽然是法国代表，但他与赛克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的父亲乔治斯·皮科是法国非洲委员会的创始人。主要游说政府主张非洲的“无主之地”。受父亲经历的影响，皮科先生并不相信法国政府会决意捍卫国家利益。所以他以一种更加独立强硬的方式与英国政府斡旋。马克·赛克斯并没有能察觉到阿拉伯世界现代化背后的政治意味，而皮科对此了如指掌。1914年6月，皮科收到一张阿拉伯人的传导，传单扬言要追求叙利亚独立。皮科认为这张传单比以前更能激起读者灵魂深处的共鸣，他多次提醒上司，如果法国人不像阿拉伯人伸出援手，就会有其他人——当然是英国人——毫不犹豫的助他们一臂之力。然而，法国政府依然无动于衷。皮科居然秘密安排希腊政府向篱笆内的基督徒输送了15000支来复枪和200万发子弹。由此，虽然皮科是法国政府的代表，（虽然他此时已经离开岗位），但对于麦克马洪来说，皮科却成了与侯赛因并列的的选项之一。而最终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1916年 5月16日，英、法两国签订了违背侯赛因－麦克马洪信件的 赛克斯-皮科协定。关于劳伦斯，除了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之外，相关研究都很客观完备，故本文不再赘述。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象，外交人员在局势的发展中能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实际上，当作者看到英国军情五处1945年的文件时，他本人也是感到震撼的。一位刚从中东回来的军官认为，那些犹太恐怖份子，似乎得到了某个法国人在经济和军火的支持，从而使英国最终失去了对巴勒斯坦的委任政治权。个人的观察和处境分析贯穿全书，要知道，当法国深陷二战困局时，戴高乐将军也只是一个想要操纵中东局势改善战况的无助普通人。以往学者们在研究近代史时，总是想追求出一个正确的答案。但很多时候，我们在一百年之后归纳出来的马后炮，或许对于政治家的意义要比历史学人的意义大的多。没有人能够揪着自己的头发从地面上飞起来，过去的历史并没有对错。每一个具体的人对于当时世界的理解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讹误，但也就是这种独特的讹误的叠加，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课本里的历史。我们当然可以给英法这条殖民主义恶之链条上的所有人扣上恃强凌弱、不尊重他国内政的帽子。当时从某个角度来说，皮科、劳伦斯等人的行动确有一厢情愿之处，但多少顺应了当时的某个历史趋势，动机也并非全然的恶。毕竟他们是真的用自己的脚步在中东这片土地上丈量了很多年，在这过程中留下的资料也是弥足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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