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
中原大战后的晋绥军
李宝明
摘要：中原大战后 ，蒋介石极力削弱并控制晋绥军 ，为此采取了种种方法 ：或借助东北军之手 ，或分化其内部将领。蒋介石的目的非但未能最终实现 ，从晋绥军中分化出来的傅作义集团也最终背弃了他。
关键词：蒋介石；阎锡山；晋绥军；分化；控制
北伐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一直试图消除地方军事集团，统一全国军队，但直至其在大陆结束统治时，也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本文试图以蒋介石改编晋绥军为例①，探讨其所采取的措施，从中分析蒋介石消除地方军事集团失败的原因。
一、中原大战后
整编晋绥军的失败
北伐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提出统一军政军令，各地方军事集团相继举兵反抗。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为拉拢东北军出兵关内，许诺由张学良处理北方善后。
阎锡山是晋绥军的核心人物。蒋介石深知，阎锡山不离开晋绥军，就无法实现对晋绥军的彻底整编；同时，在没有外部军事力量进入山西的情况下，晋绥军内部也不会实现真正的整编。因此，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一方面要求东北军进驻山西，同时要求阎锡山离开山西，以便实现对晋绥军的彻底整编。
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建议以晋绥军拒绝改编和阎锡山拒绝出国为借口，联合东北军进攻山西。他还企图以山西省主席的职位引诱石友三进攻山西[1](p.207)。在蒋介石的多次威逼下，阎锡山避走大连，蒋仍向张学良提出：“乘此晋军惶惑无主之时，速派得力军队善将，领先占领太原，再定善后处置，此尤为上策也。”[1](p.124～125)由于张学良不赞成出兵山西[1](p.163)。这一计划未能实施。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
蒋介石于出兵前誓师
蒋介石退而求其次，欲彻底割断阎锡山同晋绥军的联系，即通过任命与阎锡山关系不甚密切的将领来具体负责晋绥军的善后。他就善后负责人的人选问题致电张学良：“冯、阎既离晋，应乘机从速解决晋绥；否则夜长梦多，恐生他变。弟须请兄从速遴保一人，令其负责，全权办理军政善后一切事宜。而以不为阎所利用者，使阎不能再起为原则。”[2](p.124～125)中原战事刚刚结束时，蒋与张初步商定暂由阎锡山的幕僚赵戴文负责晋绥军善后。张学良瞩目的正式人选是傅作义。傅作义于1927年率部在涿州与东北军对峙，坚守3个月，其军事指挥才能给张学良留下很好的印象。张向傅透露了他的意图，傅却担心晋绥军内部反对而力辞。张又在蒋面前保荐商震。商震是河北人，1914年随陕西都督陆建章入陕，1916年率部投阎。1926年商震出任绥远都统后，即有独树一帜之心。1928年出任河北省主席后，商震购买枪支，成立军事政治学校，培植私人势力[3](p.160)。蒋介石同意了张学良的建议，随后发表商震为山西省主席。
1928年9月，北伐战争结束后，阎锡山曾宣称晋绥军已经裁去10万人，剩余者编为12个师，实际上并未编遣。从1929年夏季开始，晋绥军又进行扩编，到中原大战前，共编有步兵10个军，4个保安纵队，骑兵4个师，炮兵7个旅[3](p.139～141)。大战失败后，晋绥军全部退入山西，据张学良的报告，实有步兵10个军30个师，共90个团，炮兵10个团，骑兵5个师。张学良在天津召见晋绥军的高级将领，研究部队整编问题。张拟将晋绥军整编为步兵4个军，每军两个师，每师两旅四团制，共32个团；骑兵1个旅共3个团；炮兵同东北军合并。这一方案，得到蒋的赞同[2](p.130～131)。但张提出的方案，受到晋绥军内部的很大抵制。张学良最后不得不作了变通，表示可添设护路军及晋北、太原3个警备司令部1。对这一方案蒋介石表示同意[4](p.544～545)。1931年6月国民政府向晋绥军颁发了正式番号：第32军军长商震，下辖第66、67师；第33军军长徐永昌，下辖第68、69师；第34军军长杨爱源，下辖第70、71师；第35军军长傅作义，下辖第72、73师。在军长的人选中，只有杨爱源一人是阎锡山绝对亲信的。
蒋介石还企图以不发放编遣经费挑起晋绥军对阎锡山的不满。大战刚刚结束时，蒋曾表示：阎锡山若下野出国，晋绥军的编遣经费可由中央负担[4](p.503)。但不久之后蒋又表示，中央财政拮据，无力负担晋绥军的编遣费，令其自筹。张学良提出，中央至少要拨给晋绥军80万元以备整编。但蒋却认为，“据报阎锡山除汇往外洋确数在一万万以上，其在晋财产尚多。前年阎逆在中央领去编遣费足千余万元，应先将阎之财产变价充公，以充编遣费用。至于中央只能补助副司令部，而不能另筹晋军编遣费也”。张学良复电蒋：“(阎锡山在山西财产)不过价值十余万元……为数甚微，无甚补济，我方空担没收之名，而无没收之实，钧座对此意旨如何?”蒋介石却认为：“弟意阎逆在晋财产虽只值一文，亦必查抄，方足表示晋军将领对阎之关系。”[2](p.137、143)
尽管蒋介石费尽心机，整编后的晋绥军还是保持了相对独立性：晋绥军按照东北军的编制改编，每连的人数几乎增加一倍，在数量上并没有太多的减少；晋绥军还在每个师额外添设副师长、副旅长等，共容800多名军官，其余军官则分送军校学习。商震出任山西省主席后，受到阎锡山嫡系将领们的攻击，被迫于1931年7月率第32军第67师的两个旅离开山西，成为最早脱离晋绥军的部队。蒋介石在中原大战后之所以未能彻底解决晋绥军，最主要的原因是，根据事先商定的条件，由东北军处置善后；若由中央军处置，情况必然会有所不同。
二、以“剿共”为名进行分化
晋绥军的相对独立性，为阎锡山重新掌握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31年8月8日，阎锡山回到山西，蒋得知后，立即催促阎离去。但不久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内政治局势发生变化，致使问题不了了之。阎锡山为重新掌握军队，组织了晋绥军军事整理委员会，以亲信将领杨爱源为主任委员。1932年2月20日，国民政府设立太原绥靖公署，任阎为主任，指挥节制晋绥军。重新掌握晋绥军后，阎锡山将第32军第66师编入第34军。1933年，将原来的每师两个旅扩编为3个旅。1934年又将孙楚的护路军番号撤销，改称第101师。1936年成立骑兵第1、2师。
武力解决晋绥军失败后，蒋介石将注意力转移到晋绥军内部，分化其高级将领。但由于晋绥军始终被阎锡山牢牢控制着，分化工作不易实施，一旦实施又要开出新的条件。
晋绥军炮兵
1933年3月，蒋在石家庄向阎提出，将晋绥军一部拨归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指挥，以担任察哈尔省的防务。3天后，阎以“因指挥察绥军事有困难，请求察哈尔防务仍由北平军分会主持”这样答非所问的方式予以回绝[5](p.289)。1934年9月，蒋又提出晋绥军派兵到江西协助围剿红军，阎锡山决定派出第72师李生达所部以及独立第2旅周原健所部。
蒋介石早就有意策划收买李生达。中原大战结束后，蒋派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苗培成(李生达的同乡)联络李。1931年冬，李生达参加国民党中央三届五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蒋予以专门召见。1934年夏，李奉调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此次调出后，蒋立即升任李生达为第19军军长仍兼第72师师长，以示拉拢。李率军到江西后，蒋授意熊式辉、顾祝同、陈诚等以保定军校校友的关系对李多方拉拢。江西红军长征后，蒋任命李生达为徐(州)海(州)警备司令，企图使这支部队永远离开山西。1935年春，蒋要求阎派兵到陕北围剿红军，以图继续分化。阎答应出兵，同时又要求将李生达部调回山西。蒋于是改任李为陕北剿匪总指挥，令其率第19军进入陕北。然阎对蒋的分化已有提防，他以李生达部开回山西需要补充为由，改派孙楚率部进入陕北。
对于地方各军事集团，中央军若不进入其地盘，是无法实现真正整编的。1936年2月，红军东征进入山西，晋绥军抵挡不住，阎锡山向蒋请求调兵支持，这为中央军进入山西提供了一个机会，蒋介石先是派10多万部队开入山西，同时派其爱将陈诚到山西，协助晋绥军剿匪。红军东征回师后，蒋下令晋绥军选派10个步兵团和骑兵、炮兵各一部进入陕北围剿红军，并任命李生达为晋绥军剿匪总指挥[6](p.683～684)，以图进一步分化。5月25日，李生达在离石突然被害。次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陈诚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于太原设指挥部，指挥在山西和陕北的中央军，摆出了久驻山西的架式。但不久之后两广事变、绥远抗战和西安事变相继爆发，中央军一部开驻绥远，其余撤出山西。抗战前蒋介石分化晋绥军的计划未能实现。
三、抗日战争中：限制多于支持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晋绥军很快失去山西大部领土，其军饷和武器装备多依赖军事委员会拨发，但晋绥军的人事、指挥、调动权依然被阎锡山牢牢控制着。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在表面上支持晋绥军抗战，同时却设置种种限制，防止晋绥军乘机壮大。
为鼓励晋绥军抗日，晋绥察三省被划为第二战区，阎被任命为司令长官。晋绥军除原有的第19、33、34、35军外，又成立了第61军和骑兵第1军。在忻口会战和太原保卫战中，晋绥军损失巨大，据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报告：“此次损失，计晋绥军60余团，现合并不足二万五千人。”阎也电告蒋介石：“伤亡极大，各部尚有兵力……十九、六一军共约两团。”[7](p.552～553)经过整补“晋绥步兵原为68个团，战后整编为58个团，现又新成立10个团，共134398人。骑兵原为6个团，现仍为6个团，共6584人。炮兵原为9个团及1个炮垒大队，战后整编为6个团，现又新成立3个团1个炮垒大队，共15383人”[8](p.2076)。为利用其抗日的一面，蒋介石曾指示对晋绥军要“尽可能增发武器经费，加强实力，使能继续不断扩大展开游击战，以达成消耗敌人之任务”[9]。随后，晋绥军的番号有所增加，1939年7月，成立第83军和暂编第1军，1940年3月成立第23军和第43军。抗战期间，晋绥军先后拥有10个军的番号，但直到1940年底，依然只编有8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师②；1941年前后，晋绥军逐步将步兵旅改编为暂编师，先后成立了14个暂编师，番号从暂编第37师至暂编第50师，另成立骑兵第4师。
蒋介石虽增加了晋绥军的番号，但对阎锡山的指挥权限、晋绥军的作战地域及后勤补给方面却做出许多限制。在整个抗战期间，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所能指挥的只有晋绥军。抗战一开始，蒋提出派10万中央军入晋协助防守，被阎拒绝。1937年10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晋绥军招架不住，要求蒋派兵增援，卫立煌部等中央军和其他派系的军队又一次进入山西。部队开进山西后，由于军队隶属不一，蒋介石向阎锡山提出了统一军队指挥权：“据卫总司令文酉电节称……晋北各军单位虽多，但在第一线兵力，并非绝对优势，与敌决战在即，故第一线各军，必须统一指挥，始能适机运用决战，以期收歼敌之效。”当时山西面临存亡关头，中央军及其他派系的军队又多于晋绥军，阎只得将指挥权拱手相让：“此次晋北作战，虽区分中、左、右、两总预备军各四军，除十八集团军外，实际上则均归卫总司令指挥，并决定以后增加部队均归卫总司令统一指挥。”在太原保卫战中间又致电蒋：“……委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除第十八集团军及第六集团军外，均归其指挥。”[7](p.490、547)太原失守后，中央军退到晋南的中条山地区，卫立煌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身份，负责指挥第二战区内除中共军队和晋绥军以外的所有军队。
阎锡山
除对阎锡山的指挥权限做出限制外，蒋介石也不断缩小第二战区的作战区域。1938年11月军事委员会对战区重新划分，将绥远省划归第八战区，第二战区改辖山西全省和陕西省东北部。1938年12月，蒋要求晋绥军吞并由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建立的“青年抗敌决死队”。1939年12月，晋绥军发动了对“决死队”的军事进攻，遭到“决死队”顽强抵抗。军事委员会以支援为名，于1940年2月命令胡宗南派出第90军渡过黄河，进入晋西[10]；原驻扎山西的中央军也趁晋绥军作战失利之际进驻晋东南。晋绥军战后只能退到晋西和晋南地区。1941年5月中条山会战失败后，中央军及其它派系的军队陆续撤出晋南，晋绥军则全部蜷缩于晋西一隅，直至日军投降。1943年4月，属于第二战区的陕西东北部也被划归第八战区。晋绥军除作战地域狭小外，在装备、兵员和经费上均不充足，1940年3月据阎锡山反映，第二战区领到的军饷不足标准的1/4[11]。中条山战役之后，晋绥军主要的任务是牵制晋西南的日军，防止其渡过黄河、进犯西北，采取的主要作战方式是游击战，而晋绥军以大部兵力集中在晋西十几个县内，实属没有必要。
抗战期间，蒋介石将傅作义部从晋绥军中分化出去。抗战全面爆发后，阎锡山将傅作义部从绥远调入山西境内作战。1939年3月，蒋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设立副司令长官部，率领第35军进入绥西河套。蒋介石同时命令晋绥军的第61军跟随傅作义入绥，但被阎锡山拒绝[6](p.544)。傅作义从此脱离阎锡山，自立一派。傅作义初进绥远，所部第35军只有第101师一个师的番号。7月，扩编了新编第31、新编第32师。1940年初，傅部收复临河、五原等整个河套地区，为嘉奖此次胜利，蒋介石为傅部增加两个军的番号：暂编第3军(辖暂编第11、暂编第17、新编骑兵第3师)和暂编第4军(辖暂编第10、新编骑兵第4师)，但由于兵员和武器装备的匮乏，这两个军缺编严重。抗战胜利后，骑兵第4军(1942年10月由暂编第4军改称)及新编骑兵第3师裁撤，保留2个军7个师。
抗战期间，蒋介石几次试图将阎调离山西。1938年11月，蒋提出让阎出任西北行营主任，移驻南郑或天水[8](p.2112)。194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故，蒋请阎到重庆任国民政府主席。1943年夏，又一次请阎出任西北行营主任，移驻兰州，指挥华北抗战部队[6](p.638)。上述建议均被阎拒绝。在晋绥军的高级将领中，阎锡山除信任杨爱源、王靖国等少数人外，对其他将领都多有牵制和提防。为防止部下握有重兵，阎锡山不断调配部队的建制，因此在各地方军事集团中，晋绥军的建制变化是最为复杂的。晋绥军的控制权仍掌握在阎锡山的手中。
四、内战中的扶植与覆灭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面对军事上的节节败退，蒋介石对晋绥军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抗战胜利之初，阎锡山曾利用伪军编成了5个省防军。1945年底到1946年初，随着全国军队的裁减，阎锡山被迫取消省防军的番号，官兵补充其它部队；晋绥军也缩减到5个军共15个师，撤销了第23、83军的番号，骑兵第1军的番号撤销后，原班人马改称第33军[6](p.573)。取消了3个骑兵师和6个暂编师的番号，即骑兵第1、2、4师、暂编第41、42、43、47、48、50师(暂编第1军于1940年底被裁撤) ③。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就从山西的南北两个方向堵住了晋绥军向外发展的出路：胡宗南的第一战区以帮助晋绥军抢占军事要地为名，出兵晋西南；1946年夏，在山西的人民解放军向晋北和晋西南地区同时发动进攻，晋绥军此时刚刚完成整训，无法南北兼顾，胡宗南又一次派兵弛援晋西南，随后临汾以南的晋西南地区就被划归胡宗南的第一战区；8月，晋东北的大同地区划给了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12月，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傅作义出任总司令，蒋介石还一度将山西省划归其管辖范围。1947年春，在解放军的进攻下，晋绥军被压缩到同蒲铁路沿线和晋中盆地。1948年3月，胡宗南部为防守关中而从晋西南撤军，6月晋中战役失利后，晋绥军主力退守太原。7月，阎向蒋求援。面对各地军事的失利，蒋介石与晋绥军的命运联在了一起。蒋亲飞太原，命令空运西安的整编第30师和榆林的整编第83旅到太原支援作战，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1949年4月24日，晋绥军大部在太原被歼，29日，一部在大同投诚。
傅作义
抗战胜利前夕，为抢占战略要地，蒋介石将傅作义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改称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并任命傅为司令长官。1946年10月，傅作义部奉令攻占了连接华北和东北的战略要地张家口，随后蒋任命傅为察哈尔省主席，并将第十二战区改为张垣绥靖公署。其时，在国民党华北战场上，保定和北平的防守兵力捉襟见肘，为利用傅作义的部队固守华北，同年12月蒋把张垣绥靖公署与保定绥靖公署合并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1948年初，蒋又给了傅作义一些番号以扩充部队。傅作义先后成立了第111、暂编第4军，将原保定绥署所属的新编第2军改称第101军，安插自己的亲信。在原有7个师的基础上，先后改编和成立了14个师，计第7、210、267、269、271、272、273、309、310、311、319、320、326、333师等，另有若干骑兵旅和一些特种部队，总兵力达30万人。除上述部队外，傅作义还以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名义指挥中央军及其他派系的部队约30多万人。
设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之初，蒋介石只赋予傅作义指挥其嫡系部队的指挥权，而没有赋予其人事、后勤、补给等权力，并派其亲信陈继承担任华北“剿匪”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以牵制傅作义。此时傅作义尚能听命于蒋，1947年夏季，遵令派遣第35军到保定支援孙连仲部，秋季又调暂编第3军等到东北支援陈诚。随着战事的日益不利和自身军事实力的增强，傅作义已不大听从蒋的调遣，1948年10月，东北战场上国民革命军形势不利，蒋到北平，要傅作义率主力部队增援锦州，遭到傅作义的拒绝。11月间，蒋要傅作义放弃平津，海运青岛，出任徐州剿匪总司令；如傅作义不向南转移，则须集中兵力，踞守天津等海口。傅作义答应放弃热察绥，蒋授权傅可以直接接受美国援助，拥有党政军及经济全权(包括中央银行的支付权)，组建渤海舰队[12](p.84)。
同年年底，傅作义开始同人民解放军磋商和平解放北平，蒋介石派徐永昌到北平，要求傅作义将军队南撤，并希望傅作义本人能南下。随后，又相继派其次子蒋纬国、国防部次长郑介民等到北平劝说傅作义，并允诺傅：出任东南军政长官[13](p.261)。上述劝说遭到傅作义的拒绝。为防止傅作义投向解放军，1949年1月26日，蒋介石决心将在华北的所有中央军交给傅作义，以图挽回局面：“(甲)中央各军，分途突围……(乙)如甲项已不可能，则要求傅负责照原定计划，先让国军空运南撤。(丙)如乙项不可能，则必须将中央军各级官长空运南撤，而将全部士兵与武器交傅编配。”[14](p.215～216)当蒋介石将华北军队放手之时，也是他垮台之日。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蒋介石对付晋绥军的办法不外乎：或利用其他派系予以牵制，或分化其内部将领。蒋介石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制度来规范、消除地方军事集团。他对地方军事集团的取舍均以个人统治的需求为标准。内战中随着军事上的日益不利，他又重用地方军事集团；致使他曾经采取的内部分化政策，成为一把双刃剑：到头来是培植了傅作义这一新的派系。蒋介石不能消除晋绥军，归根到底是由于蒋介石的私心所致，他提出统一全国军队，并不是站在消除军队私有的高度，他的目的只是消除异己，壮大自己。军队不是要统一在国家之下，而是要统一在他本人手中，蒋介石对晋绥军如此，对其他军事集团也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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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蒋经国.蒋经国自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注释：
①经晋绥军内部商定:孙楚部编为正太护路军;周玳为炮兵司令;赵承绶为剿匪司令,将晋绥绮兵编为3个旅,由赵承绥指挥。
②1939年曾成立暂编第1师,不久撤销。
③第19军下辖第68、暂编第37、暂编第40师。第33军下辖第71、暂编第38、暂编第46师。第34军下辖第73、暂编第44、暂编第45师。第43军下辖第70、暂编第39、暂编第49师。第61军下辖第66、69、72师。1948年9月上述暂编师依次改称第274、277、275、280、278、279、276和283师。
本文原刊于《学术探索》2004年第11期
作者简介：李宝明，山东临沭人。先后毕业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军事史研究。主持完成北京市社科基金研究基地项目“北京抗战遗迹历史文化价值及利用研究”等多项课题。主要学术论著包括《“国家化”名义下的“私属化”——蒋介石对国民革命军的控制研究》《国民革命军陆军沿革史》等。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民国军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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