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辄说“国民性”，真的存在“国民性”吗？

川上人曰：

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为剑桥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他关注现代世界诸起源及特性的比较研究，研究对象覆盖西欧、喜马拉雅地区和日本等三大文化区域，已经出版四十多本著作，在国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2021年夏天，围绕日本近现代历史的几个重大问题，我对麦克法兰先生进行了一次书面采访，麦克法兰先生详细阐述了他对明治维新、战后转型、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关系、国民性等问题的看法。这是本访谈的最后一部分，欢迎朋友们关注。

世界真的存在“国民性”吗？

——马国川专访麦克法兰之三

麦克法兰教授在接受采访（上图）

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是否兼容

马国川：日本既实现了现代化国，同时也保持着浓厚的传统文化。但是也有人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障碍，必须排除。那么，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传统是否必然与现代化相矛盾，能否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其独特的文化传统？

麦克法兰：从我对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已经能部分推测出我对现在这个问题的回答。曾经有人认为，“西化”意味着全盘接受西方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体系。然而历史从来不是这样的。看待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比较西方曾经出现过的两种帝国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了这两种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扩张模式。

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这些欧洲大陆帝国建立在一种非现代的、四者不分的观念之上，这种观念认为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必然是融合一体的。所以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南美，或者法国人到北非和印度支那时，他们相信，他们在那里通过军事征服得到的一切，都必须成为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如果你当时住在越南，你就立刻变成了一个法国人，有权作为正式的法国公民去到法国。你在越南的法国学校学法语，吃法国食物，喝葡萄酒，你最好是个天主教徒，很可能和一个法国殖民者结婚，生育几个混血儿。

而在英国传统中，早在英国人在北美和加勒比海建立第一批殖民地之前，文化与社会就已经实现了分离。例如，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疆域如此之庞大，土著人口如此之众多，即使英国人有这个意愿，他们也不可能把治下的数百万印度人吸纳到他们的小岛上。但实际上，无论如何，英国人长期以来享有一种传统，即政治、法律和经济、社会、文化，包括生活方式、信仰和其他一切，都是分离的。所以在印度，你必须遵守英国法律，允许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渗透进日常生活，保持和平，成为英国政治组织的一部分。然而，你的信仰、饮食、衣着以及你的大部分习俗和宗教（除了某些陋习，如烧死寡妇或童婚），都由你自己决定。

这证明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在今天，我们可以遵守一套全球普及的法治观念、一套普遍和公认的经济规则，甚至可以设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世界政府，但与此同时，又允许并高度重视地方文化传统和特性。

如果我们看看日本的情况，在日本现代化开始一百五十年后，其深层结构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思想家丸山真男称之为“执拗的低音”，就像一曲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萨满文明在今天仍在回响，我在我的书《日本镜中行》中也描述过。自1868年以来，日本的家庭制度和文化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变化不大。我相信这也是中国可能将要发生的事情。

中国人不会放弃他们的哲学传统——它混合了道教、佛教、儒家和祖先崇拜。他们不会变成一神教，也不会相信有“宗教”这样的东西（这个词在中文里其实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对应），也不会相信存在着造物主——一位全知全能的、如上帝般有着个人形象的至高无上的神。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饮食、书画风格、文学特别是诗歌传统、音乐风格、审美趣味，他们也不会停止将群体置于个人之上，这是一种古老的“机械团结”——而不是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有机团结”——在这种团结中，重要的是关系而不是个人。他们不会放弃他们的阴阳思维方式，而转向衍生自希腊的二元逻辑。他们将是世界公民，但在核心上，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就像日本人就是日本人一样。

世界存在“国民性”吗？

在中国，有些人习惯用“国民性”来分析历史或现实问题。您在研究日本时，有没有总结过日本人的特点，它们是日本独有的“国民性”吗？在您看来，“国民性”是否存在，如何对待“国民性”问题？

麦克法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让两个明显矛盾的想法并存。一方面，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人类学家已经证明，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民族性格是不存在的。基因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一个人喜欢中国菜或英国菜，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更喜欢用文字而不是字母。如果你把一个英国婴儿在刚出生时就带到中国的一个中国家庭抚养，他或她将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是中国人，把一个中国婴儿带到美国同样如此。所以，并不存在天生的“国民性”。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观察每一种文明，就像我在我的书《中国、日本、欧洲和盎格鲁世界》中试着对四种文明进行比较研究那样，你会发现，每一种文明都展示出一些相互关联的特征，这些特征在一瞬间就能告诉你，某个人是英国人、中国人、日本人或其他什么人。例如，我遇到的所有日本人，正如我在《日本镜中行》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不同地区的日本人有些细微不同，但所有日本人都有着一些家族相似性。

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很有礼貌，对上很恭敬，但对下却往往很霸道，正如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Chie Nakane）在她那本极富洞察力的《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中所说的那样，日本是一个纵向社会。他们都比较害羞，往往喜欢沉默而不是说话。人与人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所谓的“纳豆社会”。正如思想家丸山真男所描述的那样，日本是一个“章鱼壶型社会”——人们联系在一起，但每个人又都是独立而孤独的。他们不相信合同是有约束力的，除非是那些基于个人关系的合同。他们相信人类与生俱来的善良。他们热爱美，这体现在他们的园艺、陶器、仪式和其他许多事物上。他们的共同特征还有很多。

所以，各民族是存在特色的。然而，当我们谈到英国人和中国人时，我们必须加上限定条件。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明智地指出，英国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民族性，因为他们的来源非常不同：“因此较之普天之下的任何民族，英国人拥有的民族性是最少的，除非这个特点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民族性。”

如果在十八世纪中叶这是真的，今天更是如此。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大量不同民族背景的人涌入英国，使得这一点更加明显。除了许多（但非所有）人对足球充满热情，喜爱讨论天气、吃炸鱼薯条和喝温啤酒，具备一定的幽默感，普遍爱排队之外，英国人还有什么特点是普遍的呢？一个苏格兰北部人和一个南部康沃尔郡人之间、北部城镇的一个穆斯林商人和南部海岸的一个白人基督徒农民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也是如此。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将中国统一起来的因素很简单。一方面是书面语言和教育，另一方面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但在此之外，庞大的少数民族群体（今天有超过一亿人，分属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有些民族还有许多亚群体），南北之间、东西之间、满族/蒙古族聚集的华北地区和广东人居多的华东和华南之间，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休谟的话也适用于此。

因此，英国和中国提供了一个人类未来的可能缩影。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体化的世界文明，在这里，我们都承认我们共有的人性——平等、博爱和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每个部分和子群体都可以自由地维护自己的身份和传统，不会被迫成为美国人或者中国人。（全文完。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马啸女士对本采访提供的无私帮助，感谢刘波先生、王昉女士审校翻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