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不久以后，两大主力红军决定实施部队混编，以便共同北上。
但是在混编的过程中，红军首长们发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拥兵8万余人的四方面军下辖四个主力“军”，而仅剩2万多人的一方面军，却又下辖四个“军团”，建制和番号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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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此时中央红军的“军团”建制级别，跟四方面军的“军”已经完全相同，都是下辖2到3个师，并且在单位兵力上，还远远低于四方面军：比如红1军团，在长征出发时下辖红1师、红2师、红15师共19800余人，而此时只辖有两个师（红15师撤销）7000余人。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彼时四方面军所属的红4军，下辖红10师、红11师、红12师共13000余人。
换句话说，在两大方面军会师之际，四方面军一个军的兵力，已经大大多于中央红军的一个主力“军团”，当然，这也与中央红军一路转战，损失较大有直接关系。
为了与兄弟部队实现序列的统一，中央红军随即进行了番号调整：红1军团改称红1军、红3军团改称红3军、红5军团改称红5军、红9军团改称红32军，其它序列不变。
最后一个军团之所以数字番号也变了，是因为四方面军也有个“红9军”，为避免重复只能另授番号。
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让许多历史爱好者误以为，红军时期的“军团”和“军”其实就是一回事，不过是各个苏区红军的编制和称谓，互相有所不同罢了，其实大谬也！红军的军团“降为”和军一样的级别，那是有时间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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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红军第一个军团建制的出现
众所周知，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稍后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时辖六个团和一个教导大队共12000余人。
客观来说，这也就是一个满编师的兵力，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我军使用较大的番号以壮声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年底，彭老总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也走上井冈山，红军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
至1930年6月间，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召开，作出了各地红军分别集中并“组建正规军团”的决定，于是以红4军为基干，以及新建的红6军、红12军，共同编组为“红1军团”。
这也是红军的第一个“军团”建制，朱老总担任军团总指挥（后改称军团长），毛主席担任军团政委，下辖三个军22000余人。
所以红军早期的军团，确实是下辖若干“军”的，级别也是“军”的上级单位，两个建制当然不能划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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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很显然，此时的中央红军，沿续了建军初期“小军小师”的编制原则，红1军团的22000余人，大约跟敌人的一个杂牌步兵军兵力相当，更有甚者如中央军嫡系第18军，在进攻苏区期间一度下辖五个师6万余人，缩编后仍有近4万人。
其实就军事常识来说，“军团”建制也确实是“军”的上级单位，比如北伐期间，蒋系第一集团军曾下辖四个军团共18个军，即每个军团编有若干个军；
抗战爆发后组建的军团，也是至少以一个主力军为基干编成的战役兵团，比如李汉魂第29军团即下辖第64军、第70军。
然而红军在建军和发展的时期，兵力规模还比较弱小，经常要面对强敌围攻，其编制和番号都有着“虚张声势”的作用，即能鼓舞民众也能迷惑敌人，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建制，跟敌人的“军团”建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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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8月23日，红1军团和红3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师，共同组成“红一方面军”，朱老总任方面军总司令、彭老总任副总司令、毛主席任总政委，下辖两个军团3万余人，此时中央红军的战斗序列是：方面军、军团、军、师、团等等。
一般来说，当时的红军由于缺乏重武器和其他兵种，部队仅以轻步兵为主，几百人就可以编为一个团、二三千人就可以编为一个师、五六千人就可以编为一个军，因此红1军团不过2万人枪，整个红一方面军才3万余人。
1932年底，中央红军曾进行了第一次整编，目的是减少机关人员并充实作战连队，当时整编的对象，主要是三个主力军团的所属部队，期间取消了部分军级单位，组建了九个主力师，另编有六个“小军”。
整编后红1军团下辖四个主力师、红3军团下辖三个主力师和一个“小军”、红5军团下辖两个主力师和一个“小军”，另有各地方军区所属的四个“小军”，方面军总兵力发展到7万余人。
可以发现，这一次的整编其实并不彻底，在军团之下，出现了“大师”和“小军”并存的现象。
训令
02
红四方面军未设“军团”建制
由于各苏区之间的交通遭到敌人严密封锁，加之横向通讯不畅，遂使几大苏区的红军在发展过程中，大多数时间都是建制和番号自拟，并没有形成全军统一的序列，这是由当时艰苦和困难的环境所决定的。
其中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在建军初期就实行了“大军大师”的原则，比如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正式组建时，下辖红4军（番号与中央苏区出现重复）和红25军共3万余人，表面来看，四方面军跟中央红军的编制和兵力相仿。
其实却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当时红四方面军只辖四个作战师，即主力红4军下辖三个师，而红25军只辖一个红73师，如此计算下来，四方面军每个师的兵力，至少在7000人以上，已经基本达到了那个年代步兵师的普遍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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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四方面军在其后的发展中，继续沿用了“大军大师”的编制原则，笔者个人感觉，也应该与四方面军的部队中，黄埔一、二期毕业的将领较多有一定关系，这些科班出身的红军将领们，比较推崇编制部队的正规化。
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终于补齐了红25军的“三师制”，新建了红74师和红75师，而且方面军总兵力也同时发展到45000余人。
那么两个军六个师平均下来，每个主力师仍有6000到7000人的兵力，与同一时期中央红军的各“小军”实力相近。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遭遇重大挫折，主力部队被迫撤离大别山区，不久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并连续大败前来围攻的川军，部队迅速得以恢复和壮大，至1933年6月重新整编时，已经下辖红4军、红9军、红30军、红1军3四个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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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四方面军的总兵力高达8万余人，加上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等接近10万人马，期间始终没有采用“军团”建制，且每个军的兵力也相对充实，读者很容易计算出来，四方面军每个军的兵力已接近2万人，与中央红军的“军团”兵力规模完全对等。
比如著名的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是由总部直辖的，组建时即有2000余人，完全符合团级建制的普遍标准；而在中央苏区，后建的红10军团虽下辖三个师，总兵力却只有7000余人，平均每个师才有2000余人。
也就是说，由于四方面军从一开始就没有采用“军团”建制，而是中规中矩地遵循了方面军、军、师、团的战斗序列，才造成了两大红军部队，在编制和番号上出现了不一致，也让不少历史爱号者出现了困惑。
说明：由川东游击队改编的四方面军红33军属于特例，兵力规模较小，两大红军会师后，干脆缩编为师合并入红5军（原红5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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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中央红军实施第二次大整编
1933年1月，一个重要人物从上海来到了红都瑞金，那便是“总负责”博古同志，不久以后，“洋顾问”李德也到了，他们全盘否定了“朱毛红军”之前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理念，同时要求部队实施“正规化”整编。
第二次大整编的原则，就是要把原来军团以下，“小军”、“小师”、“大师”的混编模式，统一调整改编为“大军大师”，这项工作交由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落实。
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刘帅，在参考了苏军和当面之敌的编制后，拿出来几套整编方案待选。
经过李德的选定和同意，最终于1933年5月底，确定了中央红军的整编方案：红军取消几乎所有的“军”级单位，按军团、师、团的序列进行整编，仍以“三三制”为部队编组原则，同时规定了各级建制的火力配备标准：
每连应辖一个轻机枪排（配备轻机枪1挺）、每营应辖一个重机枪连（配备重机枪2挺）、每团应辖一个重机枪连（配备重机枪3挺）、每师应辖一个特务连（主要装备驳壳枪）及一个迫击炮连（配备迫击炮2至3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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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的整编方案，红军每个主力师满编员额应为6000人左右，每个军团满编员额应在19000至20000人左右。
于是红军三个主力军团的部队，以及各军区所辖的七个军，共同整合改编为七个主力师：红1师、红2师、红4师、红5师、红13师、红19师、红34师。
其后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扩红”，以各军区所属的独立师、独立团、游击队为基干，增编了红3师、红6师、红14师、红15师、红20师、红21师、红22师、红23师、红24师等九个师，进而又增编了红6军团、红7军团、红8军团和红9军团。
中央红军完成第二次大整编后，作战主体为15个“大师”约10万人，平均每个师的兵力确实达到了6000人左右；师辖三团，平均每个团的兵力也接近2000人。
此后，“洋顾问”不仅要求红军编制正规化，作战也要正规化，开始跟优势的敌人死打硬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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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保留“军团”的编制和番号，而选择撤销军一级建制，主要还是考虑到三点因素：第一是保持高级建制的传承性，比如林、彭、董等军团首长，之前已经担任了“军团长”的职务，再改为“军长”不太合适。
第二不仅可以壮大红军的声势，也给未来的发展和“扩红”留下空间；第三当然还是“惑敌”，让敌人摸不透红军的兵力虚实。当然，也不是所有军团都达到了编制标准，毕竟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有限。
比如长征出发前，红1军团下辖三个师19880人、红3军团下辖三个师17805人、红5军团下辖两个师12168人、红8军团下辖两个师10922人、红9军团下辖两个师11583人，后面三个军团的建制中，都缺编了一个师。
也就是说，到1933年6月实施第二次大整编以后，中央红军的“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军”，虽然番号名称不同，但在编制和级别上已是完全对等的了，因为中央红军主力不再有“小军”的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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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红二方面军也有“军团”建制
贺老总领导发展起来的湘鄂西苏区，距离中央苏区较近，因此该区红军的编制和番号，大体与中央红军相同：1928年成立红4军（番号也重复了）、1930年初再成立红6军，两个军于1930年7月合编为“红2军团”。
不过在1931年以后，随着夏某的到来，红2军团损失极为严重，不仅丧失了洪湖根据地，部队也仅存5000余人，被迫缩编为“红3军”。
直至1934年10月，从中央苏区出发的红6军团杀到黔东，与红3军胜利会师，情况才有所改观。
红6军团出征前下辖两个师9000余人，一路血战，突破敌人多道封锁线，与贺老总的队伍会师时，部队还有3000余人。
为了实现统一指挥和管理，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但实际兵力仅4000余人，所以红2、红6军团会师总兵力不超过8000人。
在这个时间点上，贺老总的队伍也取消了“小军”的建制，改以军团直辖师的方式，只不过缺编较为严重。
其后在湘鄂川黔边区的十个月转战中，红2、红6军团多次取得重大胜利，部队发展到2万人以上，这才基本恢复到满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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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红2、红6军团奉命撤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北上开始长征，出发时两个军团总兵力约18000余人。次年7月在甘孜与南下的四方面军会师，正式组建“红二方面军”，原红2军团、红6军团分别改称红2军、红6军。
期间又把滞留在四方面军的红32军，转隶红二方面军指挥，因此红二方面军实际下辖三个军：红2军、红6军、红32军。
这个红32军前文有所说明，它是由一方面军的红9军团改称而来，亦成为唯一一支先后隶属过三大方面军的部队。
至此，三大主力红军在长征期间，已经全部取消了“军团”番号，统一调整为方面军、军、师、团的战斗序列。
期间由于战损较大和补充不及，各军、各师、各团的兵员普遍缺编，再用正常的编制和兵力进行比较，自然失去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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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红军创建和发展之初，由于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处于“各自为战”的境况，两者的具体建制和番号名称是不统一的，中央红军采取了“小军小师”的编制原则，因此“军团”一度是“军”的上级单位。
而四方面军采取了“大军大师”的编制原则，自始至终都没有编组“军团”建制，因此其军级建制之上，便是方面军总部了。
在两大方面军实现会师之前，这样的不同也没造成什么不便，毕竟打败敌人和壮大自己才是第一位的。
直到1933年6月，中央红军实施第二次大整编以后，取消了绝大部分“小军”的建制和番号，其“军团”的建制级别和兵力规模，才与四方面军的“军”完全相同，但是番号名称仍然保留了自身的特色，属于特殊时期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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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三大主力红军，在长征期间先后实现会师，那么建制和番号的统一成为必需，于是红一、红二方面军取消了“军团”番号，分别更改为“军”。
至于为什么是向四方面军看齐，主要原因还是四方面军当时的兵力最多，动少总比动多要便捷。
“草地分兵”以后，红1军、红3军组成的“陕甘支队”单独北上，到达陕北后与徐大将的红15军团会师。
还是出于同样的目的，“陕甘支队”旋即恢复了红1军团的番号，与红15军团合编再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不过当时的红一方面军，全部兵力不过14000人，再讨论编制级别毫无意义，那已经是特殊时期的一种斗争策略了，了解军史和革命史的读者，自然是一点即透，笔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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