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00年前，黑海口的几个偶然造就今日世界（5）
凤凰新闻客户端主笔 唐驳虎
海滩上的战斗出现了僵持局面，而在达达尼尔海面和水下的战斗则激烈了起来。5月，1艘土耳其鱼雷艇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溜进英军锚地，击沉1艘英国战列舰“哥利亚号”，传奇的德国U-21潜艇又远道而来，接连击沉2艘英国战列舰“胜利号”和“威严号”。
当时主宰全球海洋的英国皇家海军，在小小的达达尼尔海峡，在围殴一个几乎没有海军的“欧洲病夫”的战斗中，几场战斗就共损失了6艘战列舰，重创多艘。而后来跟德国公海舰队的大决战日德兰海战也才损失了3艘战列巡洋舰和3艘巡洋舰。
英国舆论一片大哗。反对党猛烈抨击丘吉尔，指责他是一个“不求甚解的怪人”，“反对专家的政客”。在一片反对声中，丘吉尔被免去了海军大臣的职务。
5月底，海军这些大家伙们也彻底没了继续呆在达达尼尔的勇气，撇下还在滩头苦战的陆军灰溜溜地离开了。
英国也代之以潜艇进入海峡，驶进马尔马拉海和君士坦丁堡港外游猎，使土耳其航运遭受重大损失。一艘装了6000名部队的运输舰，在港口就被鱼雷击中。
土耳其的损失，计有1艘战列舰、1艘驱逐舰、5艘炮艇、44艘轮船、11艘运输舰和185只帆船。英国为这种破坏所付的代价，是在派来的13艘潜艇中损失了8艘，战果不错。但是，这种战术上的小胜利无济于事。
虽然40岁的丘吉尔下台后，自愿下放到法国前线的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第6营当营长体验战争，但其实丘吉尔先生最应该去的是他魂牵梦绕的加里波利，在那里，他倡导这场“海陆军联合”奇袭登陆并没有随着他的下台而结束，而是演变成和西线一样的战壕战。
很难理解协约国为什么在舰队撤离之后不但坚持将登陆部队留在半岛上继续伤亡，而且还不断向半岛加派军队。任何人都清楚：离开了舰炮的火力支援，协约国夺取半岛的希望比原来更渺茫了。协约国军队劳师远征，补给困难，士气越来越低落。
为了统治精英们的国际政治野心，协约国的士兵只好被驱使为当炮灰。双方的步兵连续数月在堆满尸体的烂泥里毫无意义地反复厮杀，所有的进攻和反击在到达对方的战壕跟前时都是乏力的。
加利波利半岛并不大，主战场更是极为狭窄。参战双方不断地增加兵力，争夺高地。就在这不到一平方公里的战区内双方阵亡的将士超过了50000人，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在拉锯式的阵地战中，随着地中海干燥酷热的夏季的来临，坡上遍地尸体，空气中充塞了恶臭，痢疾、腹泻和肠热等传染病开始迅速在战壕中传播起来。而舰队的离开也削弱了滩头阵地的医疗救治力量，战场上发生了大量的非战斗减员。
远道而来的协约国军队困守在海滩上苦不堪言，迫于无奈，为了防止可以毁灭双方的瘟疫，双方达成协议，商定在5月24日实行安葬休战9小时，以便安葬那些土耳其和协约国的死者。战争在这里似乎讲起人道来了！
简短的停战差不多是超现实主义的。在双方狭窄的无人地带，所有参加安葬的人都戴了白臂章，禁止携带望远镜、武器。但双方仍在趁机偷摸地相互窥探对方的堑壕防御体系。
对着他们的几千支步枪中间，敌对双方默默无言、紧张不安地开始挖掘深沟或公墓，但不久双方就互敬香烟，用蹩脚的土耳其语和英语交谈起来。在傍晚时候，最后一个死者被慢慢放进安葬的堑壕里。
在分手之前，许多人交换了口袋里的杂物。握手道别后，双方回到了他们的堑壕。几分钟后，战场上又再次响彻了枪炮声。
8月初，英国统帅部决定增派两个师的兵力，改变战役进攻方向。选定在澳新军团湾北边平坦、但是被盐湖阻隔，不利于推进的苏夫拉湾（Suvla Bay），用2个师开辟一个新的战场，进行一次新的大登陆。
8月6日夜间，哈密尔顿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攻势，第二次试图夺取达达尼尔海峡。
攻势的重点是在苏夫拉湾实施出其不意的1万人登陆。由于土耳其人认定苏夫拉湾不适宜登陆，防守兵力只有3个营，英军在登陆时未遇到太多抵抗。
但部队上岸后忙于无所事事的修整，优柔寡断的英国指挥官，包括汉密尔顿在内，都未能及时下令扩大登陆场、巩固滩头阵地和向内陆推进，宝贵的战机再次被错过了。
7号和8号，英军就在滩头阵地上安然度过了两天。2万士兵散落在海滩四处；前沿的士兵坐在浅浅的战壕顶上，有的在抽烟，有的在做饭，偶尔可以听到一、两声枪响；其他几百名士兵则在碧蓝的海湾里洗澡。
另一方面，老谋深算的德国人焦急得跺脚，他盼望着增援部队快速赶到堵上缺口，无时无刻不担心英军一举切断半岛。
奥托·冯·桑德斯7日凌晨紧急命令驻扎博拉耶尔后备的第16军增援苏弗拉湾，结果到傍晚获悉这2万土耳其军队要到9日早上才能勉强抵达部署地区，他一怒之下解除了第16军军长职务，凯末尔升任第16军军长。
整个帝国的命运都交给了这个百年前的标准“80后”，仅仅34岁的年轻军长（1881年生人1915年任军长）。
穆斯塔法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比任何人都严酷得多地驱赶着自己精疲力竭的士兵，他一直留在前线指挥作战，还曾经被一颗流弹击中了胸部，幸好被他口袋里的一只怀表挡住了，否则的话，土耳其这个国家甚至都不会出现。
在他的领导下，土耳其人抢先在萨里巴依尔山脊设置了一道临时防线，成功遏制了协约国军队前进的步伐。
用丘吉尔的评价，“回顾英国陆军漫长而多变的历史，其中最令人心碎的片断就是苏夫拉湾战役。眼见着就要取得辉煌战果，但转瞬间化成泡影，一些人表现得勇敢机智，另一些人却表现得庸庸碌碌，一些人竭尽全力，另一些人却麻木不仁，两个极端同时并存，战场上展示的噩运是我们历史上罕见的特色。”
与此同时，在原先的滩头阵地，澳新军团湾，为了再度试图达成原先的战役目的——把半岛切成两半，他们把目标对准“澳新联军湾”上面的萨利贝尔高地。
然而，象刀子一样陡立的山脊，难以逾越的崎岖沟壑，致使澳新军团在黑暗中极易迷失方向，最后不得不与土耳其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最终土军发动了一连串的反击，使这次行动又失败了。
而在赫勒海角，一个由英国人和尼泊尔人组成的混合营在夜间经过了悲壮的厮杀之后，到达了制高点，终于能俯视达达尼尔海峡了，但他们却受到一阵爆炸力极强的炮火轰击，而这炮火很可能是来自自己的舰队。
总之，英国的进攻在各处都在没有取得重大收获的情况下结束了。
到8月10日，土军(14个师)完全阻止了英法的进攻，把协约国军队逼回海边，并令其不得不扔下3万具尸体落荒而逃。虽然英军在苏弗拉湾开辟了一个新的登陆场，但仍只得到了一条无法推进的战线和一连串新的伤亡数字。对峙双方谁都不能再取得突破了。
但无论如何，此时战壕中的士兵已经明白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消耗战，僵持期间双方逐渐变得不那么以命相搏，很多距离仅有几十米的战壕时常心照不宣地停火数天，甚至还互相朝对方的战壕内投掷香烟和牛肉罐头等补给品表达友谊。
此时，协约国军队在赫勒海角有戴维斯将军指挥的3.5万人；澳新军团湾有伯德伍德将军指挥的3.7万人；苏夫拉湾有斯托普福德将军指挥的2.5万人的部队负责的进攻。
加上各海岛上的后备力量和海上部队约2万至2.5万人，一线战斗兵员总计大约12万人。
但土耳其已经调集了更加强大的部队：在赫勒海角部署了4万步兵和94门火炮；在澳新军团湾部署了3万步兵和76门火炮；在博拉耶尔部署了2万步兵和80门火炮；在亚洲海岸部署了2万步兵和大约60门火炮。
总体而言，包括防守海岸各处的小部队在内，土耳其已经布置了20个师，约有12万一线战斗兵员和330门火炮。
8月16日，伊恩·汉密尔顿打电报给基奇纳说，要求再增加5万步兵和4.5万名特遣部队，否则无法继续进攻。而英国再也无力提供这些了。
一位在前线随军采访的澳大利亚记者基斯-默多克把汉密尔顿及其下属们的种种失误写成稿子发回伦敦，英国舆论再度义愤填膺。这位30岁的年轻记者因此名声大噪，声誉鹊起。他子承父业的儿子鲁伯特则最近刚与传出绯闻的华裔年轻妻子邓文迪离婚。
10月14日，陆军指挥官汉密尔顿被召回并被解除了指挥权，新任的查尔斯·门罗（Charles Monro）将军10月28日来到达达尼尔海峡，到了29日他和他的参谋人员什么也不讨论，只讨论撤离。
战争史有很多例子证明，撤退比进攻更难，撤离往往会演化为全军崩溃的灾难，因此汉密尔顿将军原先就担心，“认为撤出加利波利而能不损失总兵力的一半，那是不智的……”
11月，地中海气候转入多雨又寒冷的冬季，在雷暴雨之后下了24小时的倾盆大雨，充沛的雨水甚至冲塌了双方的临时工事，双方各有数百名士兵被塌方的战壕活埋。
继之以雨夹雪，然后转入眩目的暴风雪，地上雪深半米。协约国对这种天气全然没有准备；没有储备额外的保暖衣服，超过16000人冻伤，有人甚至冻病死亡。
当然，大自然也并没有宽待土耳其人。土耳其军队的士兵都是贫苦的安纳托利亚农民，蹲在冰冷的战壕中固然苦不堪言。但是，对于从温暖的南半球阳光下远道而来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军队来说，冬季的加利波利简直是地狱！
僵持的战线和恶劣的气候让加里波利半岛变成了一个不断吞噬生命和物资的黑洞。
到了1915年底，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丘吉尔的战略意图已经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了。这场战役动用了近50万英法士兵，伤亡近15万，而协约国部队仍停留在4月份占领的位置上。土耳其人投入了相同的兵力，伤亡情况两倍于协约国，但他们守住了达达尼尔海峡和加利波利半岛。
协约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笨拙表现，先是把旁边的保加利亚彻底鼓动到德国那边去，塞尔维亚随之被其摧毁；而后德国和保加利亚在巴尔干的联手，又把做为协约国前进基地的希腊搞得意乱情迷，也有了倒向德国的苗头。罗马尼亚则保持恐惧的中立，不敢动弹。
最为关键的是，随着保加利亚加入协约国阵营，德国-奥匈-保加利亚-土耳其四个同盟国连成一线，土耳其人将能得到各类物资的大量供应，尤其是水雷、重型大炮和弹药。英军驻扎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的部队，将遭受大大加强的炮火威胁。
11月23日，英国国防大臣基钦纳勋爵视察战场后，不得不下令按阶段秘密撤离加里波利。
近代史告诉我们，英国人在撤退方面的天赋是无人可以企及的，从12月19日开始，在门罗将军的指挥下，14.5万人，1.5万匹军马和400门火炮，21天的撤离行动有条不紊无声无息，整个撤退过程中，伤亡不到10人。
从每个旅到人数最少的梯队，都是按照他们同四个上船码头的远近，排定撤退时间的。六人到十二人一个小组，列成纵队越过几十条小沟渠，每组殿后的人往往是个军官，由他留下定时导火线，爆炸坑道中的地雷。
没有灯火，也不准吸烟，士兵们每一单行不停顿地向指定码头进发，脚步声被一条用沙袋铺的路捂住了。将军们和列兵们都挤在机动驳船里，每条驳船装四百人。小心的点数保证不使一个人掉队。唯一的声音，是带着战败的回忆朝大海行驶的驳船发出的阵阵颤动声。
土耳其军完全被蒙住了，他们在几天后还在向空无一人的协约国阵地开炮开枪和扔手榴弹，全然不知对手已经坐船远去。这些应付了事的炮弹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下半年半岛上的战斗是多么乏味无聊和缺乏目的性，以致土耳其人在开火前根本不想知道那边有没有敌人。
1916年1月9日，当最后一船协约国士兵离开加里波利半岛，这场伤亡总数几十万的无谓屠杀终于结束了。陆上和海上的失利，使得协约国军队争夺达达尼尔海峡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丘吉尔在自己用诗歌般语言写就，并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这还是挺扯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写到：
当黎明降临时，花费了昂贵代价才夺得的那些战壕和著名的阵地上已经空无一人，就像环绕在它们周围的坟墓一样寂静，面容憔悴的土耳其士兵们和他们不屈不挠的长官们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的地位，他们国家的地位以及他们以英勇顽强保卫的这个国家的首都，转瞬间从极度危险转变为更新的和复活的力量。尽管他们在数量上和各类资源上都处于劣势，尽管他们的地位从战略上说具有天然危险性，但是高级指挥部牢固保持信念、决心和争取胜利的意志为他们赢得了保卫战的胜利。我们的权力顶层缺乏这样的品质，从而使攻击者未能赢得对全世界有重大意义的应得的胜利；他们压倒性的潜力和资源、他们实际的人数和装备、他们的勇敢、他们的献身精神和他们遭受的可怕牺牲，他们应该有权赢得胜利。
丘吉尔所支持的这一计划，其实施结果糟糕透顶，所以直到现在仍备受各方谴责。但他在回忆录里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正确、大胆而有远见的计划，但却被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错误给断送了。
但当时在伦敦，人们都在嘲讽：这里有个傻瓜，他曾想夺取东方。他对这个原本应该让他获得史诗般胜利的战场显得非常不满，穿上陆军军服，在法国当营长直到1917年，他又重新被任命为军需大臣，后来还历任过陆军大臣、殖民地大臣、财政大臣。1929年后因保守党败选淡出政坛10年。
1939年9月，在二战爆发后几小时被张伯伦邀请，再度出任海军大臣，并于次年5月接替张伯伦担任英国战时内阁首相（1940-1945），领导英国参加二战。他战后再度复任首相（1951-1955）至80岁；最后活到1965年，终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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