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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西欧独特的王权制约制度促进了产权保护和法治发展，导致了早在工业革命前几个世纪的持续经济增长。众多学者把西欧这种独特的制度特征称作“欧洲制度例外主义”（European institutional exceptionalism）。一系列的研究表明，欧洲制度的例外性是由封建制孕育出来的。Blaydes 和Chaney于2013年发表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的大文“The Feudal Revolution and Europe’s Rise: Political Divergence of the Christian West and the Muslim World before 1500 CE”，利用了公元700年-1500年西欧和穆斯林国家统治者在位时长数据，对欧洲制度例外论的封建制起源假说做了详细的经验分析。
典型事实作者利用Bosworth（1996）和Morby（1989）两位学者汇编的统治者年表数据（BM 数据），发现西欧与穆斯林世界存在政治分流的典型事实，即在公元1000年后，前者统治者在位时长显著高于后者（图1）。作者也用另一学者汇编的历史地图数据（Nussli，2011），做进一步的交叉检验，发现在控制了一系列地理、历史、气候特征后，西欧仍然在1100后和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在位时长存在显著差异。那么，统治者的在位时长是否表现了政治稳定性呢？作者利用统治者是否被推翻下台的信息，发现统治者被推翻下台的概率与在位时长显著地负相关，表明西欧国家在11世纪之后相对伊斯兰享有更高的政治稳定性。
图1：西欧与穆斯林世界统治者在位时长趋势历史叙事到13世纪议会制度已遍布西欧，但这种代表制、限制王权的政治制度孕育于西罗马帝国崩溃时。当时分裂出来的西欧国家，由于财政的脆弱，无法为军费筹集资金，不得不寻求其他供养军队的办法。其中，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的查理曼大帝（768年－814年）要求地主阶级直接提供军队而不是资金，标志着一个重要转变。这种转变至少以两种方式增加了大地主的权力，并产生了地主贵族。一方面，小地主为了规避军事服务而把土地并入大地主以获得耕作保护，并把军事服务的重负分散开来。另一方面，马镫创新使得骑兵成为战争的主角，骑士阶层随之出现。他们自筹资金组建装甲精良的骑兵部队为国王参战，并以获得国王土地授予作为回报。统治者用提供土地或其他特权来换取军事服务的这种组织方式被称为封建制（feudalism）。在这种制度下，拥有独立军队的地方精英或地主贵族具有了与国王讨价还价的能力，使得王权受到了约束。随后，慢慢演化出了国王通过召开制度化集会，与地方精英共议大事，最终导致了1215年英国《大宪章》颁布，建立议会制度。反观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不是封建制而是奴隶兵制（mamlukism）被采用成为了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独特制度。这种制度在9世纪被阿巴斯王朝（Abbasid，公元750年-1258年）引入之后，迅速被伊斯兰世界政体所采用。由于统治着最富有的前罗马帝国省份，伊斯兰统治者不像西欧统治者那样受到弱财政的约束，因而能够绕过地方精英，通过买入奴隶兵（mamluk）来获得军事服务。奴隶兵从小从周边的非穆斯林部落买入，并经受多年的军事训练和对苏丹忠诚的灌输。他们被严格的隔绝开来，冠以土耳其名字，讲土耳其语言，娶来自同一国家或部落的女奴隶，以防止他们与地方居民产生联系。伊斯兰苏丹依赖奴隶兵来征税、维持秩序，执行经济和政治控制。与此同时，奴隶兵也被授予土地，但是这些土地只能暂时持有，不能遗传给后代。因而，伊斯兰国家没能发展出类似于西欧的地主贵族来约束统治者的权力。在这种奴隶兵制下，苏丹依赖奴隶兵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反过来，苏丹也受到奴隶兵威胁和挟持，并通常被那些不受控制的奴隶兵篡夺权力或推翻，从而建立新的奴隶兵制国家。
图2：西欧和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制度演化理论假说历史的叙述表明，西方和穆斯林政治模式的分流开始于罗马帝国的崩溃。西方自查理曼大帝时开始采用封建制，并扩散到整个西欧，由此衍生出了地主贵族，使得国王的权力受到了制衡，最终产生了议会制。而在同时期的穆斯林阿巴斯王朝却采用了奴隶兵制，没能产生分散权力的地方贵族。结果，分散的地主贵族相对于奴隶兵而言，他们的协调成本变高而推翻统治者的收益下降，因而使得西欧的政治比穆斯林的相对稳定。因此，基于两者的对比，有三个可供验证的理论含义：（1）随着封建制的引入，统治者的在位时长会在欧洲政体间增加；（2）统治者在位年数的增加应该开始于卡洛林帝国部分的区域，因为这些地方最开始进行封建制改革；（3）更长的统治者在位时长应该与对王权的约束相关。经验证据首先，作者利用BM数据中的西欧样本计算了匡特似然比统计量（Quandt likelihood ratio），发现公元790年统治者在位时长存在最显著的断点，这正好是在卡洛林王朝的中点，与文中第一个推断相一致。作者也利用该样本对比了公元800年属于卡洛林帝国领地的国家与其他西欧国家，发现查理曼大帝之后的两个世纪（公元900-1100年），前者统治者的在位时长显著高于后者，直到1100年之年两者才趋同。这与第二个假说相一致，即统治稳定性的增加最开始于卡洛林帝国的边界内，然后在1100年左右扩散到西欧其他国家。接着，作者在西欧样本中，结合van Zanden et al.（2012）或Stasavage（2010）的议会召开年份数据，在两个数据集（BM和Nussli）中都发现了议会召开与统治稳定性的正相关性，尤其是在议会出现的头两个世纪。为了更进一步验证西欧统治的稳定性是由于制度还是个人能力的作用，文中还对比了西欧和穆斯林国家每个王朝的前八位统治者的在位时长差异。计量结果表明，穆斯林王朝的第一位统治者平均在位时间为18年，之后急剧下降到第8位统治者的10年，而西欧王朝不同次序的统治者在位时间并没有表现出急剧下降趋势。这说明西欧的政治稳定是由于其政治制度的形式所致，而与个人特征的相关性不大。最后，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检验排除了西欧与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分流不是由其他因素的差异引起，这包括宗教文化、地理、气候、统治者的预期寿命、婚姻和继承制度、以及军事技术和外敌入侵等。
文章来源：Blaydes and Chaney, The Feudal Revolution and Europe’s Rise: Political Divergence of the Christian West and the Muslim World before 1500 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7, No. 1 Februar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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