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难，在范仲淹这次倡导的新政上面体现得淋漓尽致。改革必须触动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必须得罪他们，才能让国家革除积弊，凤凰涅槃。历数几千年来改革成功的实例，都是帝王带头全力以赴进行推行的。春秋时代的管仲改革、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的迁都改革，都取得了成功。当然，像商鞅后来被既得利益集团杀掉，也是在改革成功之后，至少死得其所。
然而，中华民族发展到后期，改革却变得越来越艰难。进入近古中世纪北宋时代的第一场改革，就以范仲淹被逐出朝廷、改革派全部被贬斥剿杀得一干二净而偃旗息鼓。这次改革如此短命，仅仅维持了8个月，突然上马，又突然消失，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谜团，让后人困惑不已。那么，就让我们掀开历史的迷雾，深入分析一下庆历新政背后隐藏的真相。
新政改革之策刚实施不久，反对派便开始了疯狂的绝地反攻。如今在朝中担任重要岗位的除了晏殊、章得象和贾昌朝之外，其余的人都是范仲淹新政的坚定支持者。晏殊属于官场老油条，左右逢源，谨慎存身，谁也不得罪，谈不上是能臣；章得象更是庸才一个，在新政实施期间，不闻不问，毫无作为。当张方平问他对此次新政的看法之时，他说道：“我就像看着一群无知的顽童跳跃玩游戏，没法禁止，等他们撞墙之后就会止步的。而如今他们刚刚迈步，势头正猛呢！”章得象属于典型的明哲保身骑墙派；而贾昌朝在新政后期，摇身一变成了攻击范仲淹最起劲的一位，变脸之快，连变色龙也自愧弗如。
现在，执政的改革派中只剩下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欧阳修、王素、余靖、蔡襄等寥寥数人。这些人虽然人单势孤，但是掌握着实实在在的大权，并且在朝野中的声望极高，反对派们想要轻易撼动他们，也不容易。那么，他们采取何种方法才能达到目的呢？只有一种方法最有效，以朋党名义将他们一网打尽！事实证明，仁宗虽然皇帝平庸无能，但是对于朋党，却始终怀有百倍的警惕，反对派这一招屡试不爽，再次击中了仁宗皇帝内心的最隐秘的地方。
其实，在庆历三年（1043年）10月份，新政实施期间，欧阳修担心仁宗被奸臣蛊惑，半途而废，就上疏专门给皇帝打预防针：“然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然而，这一针打得并不管用，仁宗还是起了疑心，一旦皇帝起了疑心，范仲淹等人的政治生涯也就要暂时终结了。
那么，首先用“朋党”做武器攻击新政的是哪位呢？就是被罢免枢密使之职、贬官到亳州的夏竦。夏竦被一竿子打到了亳州，心中愤怒已极，写了一篇万言书来为自己辩护，结果再次被御史台弹劾，弄得灰头土脸。接连的打击，加上个人名声被毁，夏竦迁怒于范仲淹等革新派，开始了疯狂的报复行动。他不断上疏给皇帝，称范仲淹等人是“朋党”，认为这些人身负大名，一同在朝，如果结成小集团，哪里还有皇帝陛下的好果子吃？这群人抓住了仁宗的命根子，便无休无止地持续攻击改革派。夏竦等反对派由此开启了规模浩大、牵连甚广的“庆历朋党”之争，也同时开启了此后数十年间接连不断的“新旧党争”、“元祐党争”的先河，白白浪费了多少股肱大臣的才华和精力，也将北宋王朝折腾了一个底朝天，大伤元气，为亡国埋下了隐患。仁宗皇帝一辈子就害怕朋党颠覆皇权，结果反而是由皇帝和佞臣不断挑起的党争，葬送了北宋大好河山！教训可谓惨痛。
夏竦在朝廷外面用“朋党”做武器向新政猛烈开火，那些朝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开始罗织罪名，痛下杀手，出力最多的就是御史中丞王拱辰。这个王拱辰可不是简单人物，他是仁宗天圣八年的新科状元，也是北宋时期有名的诗人，另外，王拱辰和欧阳修是连襟，都是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薛奎的女婿，但是两个人的政治理念和行事风格截然不同。欧阳修是革新派，王拱辰是反对派，并且攻击新政不遗余力。在此之前，王拱辰还死命咬住滕子京不放，想陷他于重罪，以至于被仁宗斥之为沽名钓誉。看来，有才能的人要是没有操守，比街头流氓更可怕。
王拱辰在以“朋党”名义开始弹劾行动之前，专门去游说韩琦，希望他能置身事外。宋人笔记中活灵活现描述了王拱辰的丑态，他一边劝说韩琦，一边像猴子一样跳来跳去，告诉韩琦，要像这样才能跳出朋党之外，明哲保身，然而韩琦不为所动。
王拱辰作为马前卒首先从苏舜钦身上开刀，开启了一系列的打击报复行动。那么，他为何偏偏要找苏舜钦的麻烦呢？因为苏舜钦本人的来头也不小。苏舜钦，字子美，他的祖父苏易简在宋太宗时参知政事。父亲苏耆，官至工部郎中、河东转运使。而苏舜钦也是北宋顶尖的大诗人之一，与另一位诗人梅尧臣合称“苏梅”。苏舜钦身为官宦世家，却耻于被荫官，主动参加进士科考试，一举中第，年轻时候就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先驱之一，提倡古文写作，要比后来的唐宋八大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曾巩等人早得多。除此之外，苏舜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枢密使杜衍的女婿。他还是范仲淹的挚友，是宣传和支持新政的得力干将。因此，王拱辰拿苏舜钦开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标直指另一个革新派人物杜衍。
王拱辰弹劾苏舜钦的罪名是，苏在进奏院祭神时，用卖废纸之钱宴请宾客，还请了妓女来陪酒，和妓女杂坐在一起的还有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
庆历四年（1044年）5月，反对派攻击的炮火越来越厉害，朋党论更是甚嚣尘上，弹劾奏章犹如雪片飞到仁宗案头。即使欧阳修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朋党论》，解释了不是所有的朋党都是祸害国家，以此想说服仁宗，但是丝毫不管用。担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感觉到了巨大压力，赶紧上疏辞职，后罢知邠州，而同为参知政事的枢密副使富弼则罢知郓州。庆历新政的两个核心人物先后被罢免，标志着新政已经彻底失败。而担任枢密使的杜衍，后来又担任宰相，结果被同在中书的陈执中诬陷，只在相位上呆了120天，便于庆历四年的6月份致仕回家。陈执中顺理成章当上了宰相。
由于王拱辰不屈不饶的弹劾，庆历四年（1044年）11月份，时任监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和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苏舜钦被除名，后贬官苏州，不久改为湖州刺史，在庆历八年（1048年）去世，享年40岁。王洙也当不成皇帝的老师了，被就地免职。除了苏舜钦和王洙之外，一同被处理、降职或者赶出京城的还有：太常博士兼集贤校理刁约、殿中丞兼集贤校理江休复、殿中丞兼集贤校理王益柔、太常博士周延隽、太常丞兼集贤校理章岷、著作郎兼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臻、殿中丞周延让、校书郎兼馆阁校勘宋敏求、将作监丞徐缓等人。王拱辰对自己的辉煌战果颇为自豪，大言不惭地说道：“这些人都被我一网打尽了！”
革新派一下子被除名这么多人，韩琦挺身而出劝谏仁宗皇帝：“昨天听说宦官拿着文符，大肆搜捕馆阁的人，朝野上下一片惊骇。苏舜钦等人只不过喝酒过量才犯了这点小错误，怎么能够让有司治罪呢？陛下圣德向来仁厚，为何要这么干？”仁宗皇帝自知理亏，面有愧色，但是依然故我。
范仲淹和富弼退保地方之后，反对派仍旧不依不饶，继续罗织罪名，想致他们于死地，甚至还造谣富弼与契丹勾结，犯了叛国大罪。如果任由这些人继续胡说八道，富弼即使有十个脑袋，也会保不住的，因为叛国是死罪，不官你是不是文臣，非杀不可！在这种危急时刻，枢密副使韩琦再次挺身而出，为富弼和范仲淹辩诬，结果仁宗根本不听，韩琦心里忐忑不安，恳求补一个地方官，离开朝廷是非之地。仁宗皇帝没客气，随之罢去了韩琦的枢密副使的职位，加资政殿学士，让他知扬州。
韩琦被罢免之后，担任谏官的欧阳修也舍身上疏，言辞激烈，进谏不已，为被贬的革新派据理力争，他的行为引起了反对派的切齿痛恨，便纷纷将炮口转向了欧阳修，大肆罗织罪名，想置他于不义。反对派为了将革新派及其支持者全部清洗掉，各种损招、阴招无所不用其极，多下流的招数都敢用。这次他们罗织了一个“欧阳修与妹夫的女儿私通”的罪名。要知道，欧阳修美名在外，并且廉洁奉公，他身为谏官，在庆历新政中属于置身事外的人，反对派们无法用朋党罪名扳倒他，思来想去，这帮人便从名誉上面做文章。欧阳修妹夫的女儿（不是其妹所生）张氏，嫁人之后与小奴私通，被告到了开封府，不幸的是，开封府的主管是杨日严，而欧阳修曾经因为谴责杨日严贪渎行为而得罪了此人。杨日严便授意手下编造欧阳修与张氏私通的罪名，想一举扳倒他。幸运的是，处理这件事情的两名官员良心未泯，没敢这么做，而是编造了一个欧阳修用张氏的钱购买宅第的罪名。最终，欧阳修被弹劾贬官到安徽滁州，在那里，他写下了著名的《醉翁亭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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