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兆熊说曾国藩一生三变，由辞赋之学转向程朱之学，这是第一变；由程朱之学转向申韩之学，这是第二变；由申韩之学转向黄老之学，这是第三变。第三变发生于咸丰七年、八年（1857、1858）曾国藩为父亲曾麟书（1790-1857）居丧守孝期间。从江西战场的焦灼与困顿之中脱身而出，他在家乡迎来了反省和蜕变的契机。此前他自负太过，锋芒太露，待人太苛，行事太急，以致四面树敌，四处碰壁，“江西数载，人人以为诟病”；经过这两年沉潜，他则意识到以圆化方、以柔克刚的至理，故而复出之后，姿态大变，从此“意存趋时”，和光同尘，委曲求全。同治六年（1867）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信，回首往事：“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已、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丁已、戊午大悔大悟”，即指第三变而言。
此信所云能立能达，“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所云不怨不尤，取怨天尤人之反义。说到天，我们需要注意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第三变之后，曾国藩书信当中谈天事、天意、天命的次数，渐渐增多。其实在此前夕，苗头已经浮现，如咸丰六年（1856）九月二十九日他教育儿子曾纪鸿：“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大悔大悟之后，他谈天命的口气，愈发谦卑。如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初三日致信曾国荃，一面称“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一面道“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而无所容心”。同治二年（1863）七月二十一日，他在致曾国荃信中重申“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劝弟弟不必“代天作主张”。
更堪玩味的是曾国藩对人力与天命的作用之分成。“半由人力，半由天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云云，可谓五五开。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十二日他致信曾国荃，则改作三七开：“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这一论调，就此固定下来。后来他致信刘蓉，亦云：“……国藩之愚，以为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为无命，虽大圣毕生皇皇而无济于世。”（这封被选入《皇朝经世文续编》的《复刘霞仙中丞书》，还谈到文章之道：“文章之成否，学问居其三，天质居其七，秉质之清浊厚薄，亦命也。”这令我想起赵翼论诗的绝句：“少时学语苦难圆，只道工夫半未全。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看来人力与天命的三七开，早有成例。）
天命、天意等，在曾国藩口中和笔下，还有一个说法，叫“运气”。据朱克敬《瞑庵杂识》：“曾文正公尝谓吴敏树、郭嵩焘曰：“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他任捃饰，铭辞结句吾自有之，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这虽是谦辞，却可见曾国藩对天命的敬畏与尊崇之深。
话说回来，曾国藩的天命观，大抵还是处在儒家的范畴，与程朱的距离近，与黄老的距离远。黄老之学属于道家，清静无为，适合治世，曾国藩所处的乱世，必须有所为，所以他信仰天命，却不放弃人力。就此来看，曾国藩的第三变，并非彻底投身于黄老，而是一手儒家，一手道家，刚柔并济，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儒家早有“五十而知天命”的格言。这里的知天命，我的理解，毋宁是一种人生观，即通过对世界与时代的认知，以确定个体安放的位置：在天命的主宰之下，一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人力能决定什么，不能决定什么，由此，人类的目光，从天命回归人事，从结果回归本心。所以说知天命的要义，不在天而在人，不是认命，而是重新认识和规划人生。此外，还得注意，“丁已、戊午大悔大悟”的曾国藩，时年四十六、七岁，恰在“四十不惑”与“五十而知天命”之间，正契合了圣人之教，这绝非巧合，而印证了一个圆满的人生该是什么模样。
从学问谈到人生，更有助于我们领悟曾国藩的天命观。洞悉了天命的永恒与无常，并非要匍匐于苍天与命运的脚下，陷入宿命论的悲观、颓唐和自欺欺人，相反，曾国藩一面赞颂天命，一面发扬人事，要言之，正因天命从来高难问，才要把握好人事，因为唯有人事可以自主。如咸丰六年五月初九日曾国藩致李元度信中云：“我辈办事，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主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这是曾文正公嘉言钞中，读来最为振奋人心的一段话。
也许，深受唯物主义教育的国人，不喜“天命”这样的说法，那么不妨换成“势”“潮流”，或者借用一位长者之言，叫“历史的进程”。这些概念，与天命一样，都是客观存在，不以人力为转移，对于事功的成就，它们的作用往往要超过人力，诸如“形势比人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等闳言高论，与曾国藩所云“尽其在我，听其在天”，恰有异曲同工之妙。
倘以势置换天命，曾国藩的天命观，更易为人理会。为什么越到晚年，他越强调天命和运气呢？除了思想的圆熟，这则与其经历有关。平复太平天国之乱后一年，曾国藩奉命北上剿捻，因其战略过于持重，收效缓慢，引来谤议，只好自请开缺。李鸿章继任，两年后剿平捻军，使用的大体还是他的战略。这是典型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曾国藩立功不成，反受骂名，与人力关系不大，只能归结于天数或运气。此后在直隶总督任上，处理天津教案，他依然持重，选择向法国妥协，以致舆论哗然，指为卖国，“白简纷纷，举国欲杀”，连其本人都感慨“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萃六州之铁，不该铸此一错”。继任者还是李鸿章，其人抵津未久，即报结案。这是人力缘故么，如时人所云，李鸿章的外交能力超出曾国藩？萧一山《曾国藩传》则称道李鸿章的好运气，“因为恰逢普法战争开始的时候，法国人那里还有闲功夫管这些小事呢？”结合这两个案例，可知什么叫天命，什么叫运气，什么叫势，什么叫顺势者昌，什么叫“运去英雄不自由”；更可知一世英名差点毁于一旦的曾国藩，何以越来越信天、敬天。
既然说到势，姑且引申开来。有人把势分作四种：造势、借势、顺势、逆势。最不明智的选项自然是最后一种，难度最大的则是第一种。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殊不知还有一种英雄，可造时势。太平军起义，属于借势；曾国藩组建湘军，与之作战，看似逆势，实则于残局之上，别开生面，可称之为造势。最终造势者战胜了借势者，大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这能不能说明人力超越了天命呢？让我们的目光掠过南京城的兴亡，掠过一时一地的得失，纵观百年，聚焦于“历史的进程”，则知曾国藩终究不能逆天改命，反转一个王朝的命运。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晚，他与幕僚赵烈文对谈，论及时势与未来，赵烈文预言“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即大清王朝撑不了五十年，他则以为“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孰对孰错，孰是孰非，等到辛亥革命那一年，便见分晓。是时纵起曾国藩于地下，怕也只能换来一句“尽人事而听天命”罢了。
2017年2月27日
供思考者iThink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