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YEONHISTORY
著名旅行摄影家杰森·兰利镜头下的石硖尾公屋
文｜王残阳
香港“古惑仔”系列电影的片首有这样一段话：“1956年（应为1953年），石硖尾大火，港英政府为安置贫民，大量兴建徙置区。随着战后一代迅速成长，数以万计家庭生活在狭小单位中，加上父母为口奔驰，填鸭式制度又不完善，很多少年因此走上歧途。徙置区球场是他们发挥精力的英雄地，也是培养古惑仔的温床。”
在香港九龙半岛西部的石硖尾寻找电影中那些熟悉的场景，这里有属于一代香港人的共同记忆，这里也是香港公屋政策的起源。
全港仅存的第一代公屋
研究20世纪40年代香港人口变化曲线，就可以看到一条明显的先降后升的线条。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后，为了维持侵略战争、减轻供给负担，日军推行“归乡政策”，采取多种途径逼迫港人返回内陆，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香港人口已由战前的161万人锐减到60万人。
而40年代末期，大量的人口又涌入弹丸之地的香港，使其人口迅速增长。至1950年，据估计当时香港人口已经达到了230万之多。
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首先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就是住房。当时香港的建筑很大一部分在战火中遭受破坏，有限的房屋价格高企，很多新移民都负担不起，他们就在政府的默许下，在荒无人烟的山脚边使用木材、铁皮等物资，搭起了一个个木屋（亦称寮屋）。
虽然条件十分简陋，但好在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遮风挡雨的“蜗居”。这些木屋大多顺着山势搭建，为节约地皮和建筑成本，一栋木屋紧靠着另一栋木屋，绵延很长的距离，形成了柴湾、石硖尾、渣甸山、钻石山大磡村等多个木屋区。
这些木屋区担负着当时香港近1/4人口的居住需求。“一张木床几人睡”的现象，是当时很多木屋住户简陋生活条件的真实写照。
木屋主要使用木头建造，而且房间内放置了大量杂物，自然最怕发生火灾。当时的香港市民称火灾为“无牙老虎”，意指一旦失火，即可吞噬一切，损失极为惨重。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木屋区多次发生火灾。
1953年12月25日，是一代香港人记忆中的又一个“黑色圣诞节”（此前为1941年12月25日，港督向日军投降）。当天晚上9时半，九龙白田村八家坡众安道124号二楼的一间木屋内，为生计而忙碌的一名工人正在房间内制作鞋面，他在点煤油灯时一不小心打翻了灯，火苗点着了沾上灯油的棉胎，引发大火。
起初大火只烧着临近的30多间木屋。然而，天不遂人愿，忽然刮起了一阵强烈的北风，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开来，越发不可收拾。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整个白田村已经陷入火海。
慌忙中逃跑的居民们迅速把狭窄的通道堵得水泄不通。眼看着火舌迫近，慌不择路的居民纷纷翻上木屋，在屋顶间跳跃、奔跑着逃命，可这些屋顶也很不牢固，承受不了这么多人的重量，好几个屋顶发生坍塌，摔落许多市民。
石硖尾消防局派出的救火队员虽然奋不顾身地扑火，但无奈火情太过紧急，于是赶紧上报求援。香港消防局长丝毫不敢怠慢，立刻抽调香港岛的两架灭火车渡过维多利亚港救急，又召集所有预备消防员前往火灾现场救援。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木屋区道路通行条件很差，加之这些住宿区基本没有消防设施，消防员只能瞪眼干着急，没有办法高效救援。
这场大火烧了足足5个小时，至26日凌晨2时半左右才得以控制。大火过后，除整个白田上村、中约、下村付之一炬外，附近的窝仔村、石硖尾村、大埔道村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波及，过火面积达近250亩，烧毁木屋2580间，造成3人死亡、51人受伤，1.2万多个家庭合计58203名市民流离失所。
在政府临时设置的安置点外，灾民们拖家带口，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领取政府的救援物资；一些走投无路的灾民，则在马路旁、大楼边搭建窝棚暂时居住。
1953年，香港石硖大火后，灾民在石硖尾轮候领取救济金。
这场史无前例的火灾，一时间成为全球新闻报道的焦点。1954年1月，时任港督葛量洪给英国政府上报了标注为“机密”的报告，详细报告了火灾的发生过程和严重程度。这场事故也成为港英政府住房政策的转折点。
此前，港英政府对待新移民基本上采取不闻不问的“不干预”政策，让他们自谋生路、自求温饱，但面对这场严重的灾难，他们再也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肩负起为民众特别是灾民提供住房的义务。
港英政府相继成立徙置事务紧急小组委员会和徙置专员，专职负责灾民安置事宜。1954年2月，在火灾发生后53天，香港政府在石硖尾废墟上兴建了一大批两层平房来安置灾民。
这些仓促间建起的房屋虽然比较简陋，但其材质以水泥和石砖为主，防火性能得到了较大提高，并设有公用自来水和公共厕所，因此受到了居民们的欢迎。这些楼房以时任香港工务局局长包宁的名字命名，被称为“包宁平房”。
虽然政府兴建了大量包宁平房，但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只能向天上发展，兴建高层楼房来安置居民。
经过快马加鞭式的设计、勘探和施工，1954年10月，8栋7层高的徙置大厦正式投入使用，当时人称“徙厦”，每栋可容纳约2000人居住。这就是香港最早建成的第一代公屋，大部分为联合国捐款兴建。
至1963年，石硖尾地区相继建成了29栋徙厦。后来，这些7层的徙厦被改建成更高、更大的公屋，仅剩编号为第41座的美荷楼外观基本保持原貌，经由政府“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2013年改造为青年旅舍，其住房的内部结构已经被改造，舒适的住宿条件与当年居民们拥挤不堪的生活已不可同日而语。
一代香港人的徙置区记忆
从上向下俯瞰石硖尾最早的8栋楼房，可见它们都呈现出独特的H型，又称工字型大厦。长长的两翼，密布着“鸽子笼”一般的房间。
每一侧都背靠背排列着两排房间，每间面积仅有11.14平方米，按照规定要住下5口人，10岁以下的儿童只按半个人头计算，所以一家八九口人挤在一间小房间里也是常态。
为了能够让这么多人都有个睡觉的地方，当时的父母们可是各显神通。有的在房间高处搭起隔板，堆出一个小阁楼，就成了小朋友的床、书桌和储物柜。
房间里没有厨房，所以家家户户都在狭窄的走廊放一个煤炉，由于火力太小，加之人口又多，经常煮一顿饭都要消耗半天时间。晚上，家里实在睡不下的孩子，就在走廊上搭一个尼龙床，勉强睡上一觉。这时，楼道里横七竖八都是床，晚归的人要想回家，都得侧着身子艰难挪步。
居民们打水、上厕所，都要前往连接两翼的中间连廊处的公共洗手间。每层楼至少320名住户，共同使用仅有的3个男厕位和3个女厕位，所以居民常常在厕所门口排起长龙阵。厕所的卫生状况很差，污秽不堪，以至于要上个厕所，都得先带着报纸铺在地上，才能踩得下脚。
在香港湿热的夏季，想冲个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层楼只有十几个淋浴龙头。每晚6点至7点是冲凉的高峰期，经常是几十个人排着长龙等着进浴室。一些小姑娘只得晚上11点再相约一起去冲凉，还要轮流守着浴室门口，防范有人偷窥。
雪上加霜的是，20世纪50、60年代，香港爆发了严重的水荒，每逢干旱炎夏必定缺水，政府多次宣布控制用水，实行间隔式供水。
1963年香港出现了严重的水荒，自1月起规定每天供水4小时，后来更改为每4天供水一次。居住在徙厦的人们，一到政府集中供水的日子，就提着水桶、水盆和各种铁桶，全家齐上阵打水回来洗衣做饭，自然是苦不堪言。
有学者研究指出，今日香港的排队文化，就是起源于石硖尾大火后排队领取物资和制水期间排队打水。
美荷楼的生活有苦也有乐。这些徙厦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楼顶的天台用作学校和操场，或者建设社区中心，有多个志愿者团体和教会组织在这里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艰苦岁月赋予了这些孩子坚韧、执着、拼搏等人生正能量，美荷楼等徙厦中走出了一大批名人。
“天台学校”老照片
著名导演吴宇森的人生轨迹就在石硖尾发生了转变。1951年，吴宇森随家人从广州迁移到香港，暂住在石硖尾木屋区。经历黑色圣诞夜的大火，一家人的身份证件、行李物品统统被烧毁，只能栖身在徙厦之中。
那个时候，他曾经跟流氓地痞打架，流着血回家，母亲没作孟母三迁，父亲平和如昔地教导他做人要有风骨、有承担，对人心存有爱，不能有恨。
他曾经送过外卖，卖过小食品，结交过各种朋友，经历过人生百态。这样的童年经历，对于他“暴力美学”的拍摄风格有很大影响。
吴宇森对石硖尾充满感情。他说：“在这里，我们曾露宿街头，一家人拿着碗筷等待救济；在这里，我曾经夜间睡在公用走廊的帆布床上看星星，发着电影梦；在这里，写了第一篇散文，写过第一首诗，演出过第一部舞台剧，然后直至我26岁第一次成为电影导演，所报的地址仍然是九龙石硖尾邨……”
1990年，吴宇森拍摄了影片《喋血街头》，由梁朝伟、张学友、李子雄、任达华主演。电影描述了三个在石硖尾徒置区长大的青年，为了兄弟有钱结婚而去冒险夺金的故事。其实，这部电影的前半段，就是吴宇森与他的朋友经历的真实写照。
名噪一时的“80年代拳王”陈文义也是美荷楼的老居民，他在这里练出了一对铁拳头，20世纪80年代多次击败英国、日本、泰国等国家的泰拳高手。他回忆说，小时候家里很穷，经常为了节省一毫子（一角钱）的车费，就徒步半个多小时回家，这让他从小就明白了奋斗的不容易。
而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石硖尾徙置区浓浓的人情味最让他们怀念。那时的邻里关系十分亲密，街坊之间会共享冰箱、电视，有人生病了大家都会去探望。有时肚子饿了，就从邻居家的煤炉上吃几口粥，别人也不会介意。
连廊厕所旁边，是徒厦仅有的公共空间，居民们顶着臭气熏天，支开桌子打起了麻将。到了晚上，居民们还会自己组成巡逻队，带着竹棍、急救布袋四处巡逻。夜不闭户，是那个时期徙厦的共同景象。
公屋建设计划
1954年建成的石硖尾徙厦，掀开了香港大规模建设公屋的历史。此后，港英政府还在大窝口、大坑东和李郑屋一带兴建徙置大厦，逐步安置灾民和迁移木屋区住户。至1974年，香港累计建成了25个徙置区，118万居民入住徙厦。
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了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1972年开始，香港政府开始对第一代H型徙厦进行改造，把原来的两间房屋打通为一套，在室内设置洗手间，一侧的走廊改造为厨房。由此开始，美荷楼的居民们终于告别排队如厕的窘境。
在兴建徙厦的同时，政府于1957年开始兴建北角等廉租屋村。1961年，香港推行“政府廉租屋”计划，兴建西环邨、苏屋邨等多座廉租屋大厦，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但其租金较徙置屋要高很多。当时苏屋邨廉租屋的租金为66港元，而石硖尾徙厦的租金只有44港币。
1973年5月28日，香港房屋委员会成立，负责统一管理徙厦和廉租屋大厦。这时，石硖尾邨也被区分为廉租屋大厦的上邨和徙厦的下邨。
1979年，香港地铁首段开通，石硖尾站为公屋居民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至1984年，所有的徙厦都改造完毕，上邨和下邨也再次合并为石硖尾邨。
20世纪70年代至今，政府先后陆续出台了“十年建屋计划”“夹心阶层住屋计划”和“租者置其屋计划”等一系列有关公屋建设计划，逐步形成了今日系统完备、保障有力的公屋系统。
参考资料
梁美仪：《家：香港公屋四十五年》、曾敏捷：《美荷楼懒小孩发奋成教授》、张帝庄：《美荷楼记》、刘祖云、孙秀兰：《香港公屋政策的历史沿革及其对内陆的启示》、蔡利标：《香港公屋政策及其启示》、朴子：《香港公屋六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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