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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不低头的帝国骑士,哈特曼的十年苏军战俘经历



本文作者:汪冰

本文编辑:Southland


哈特曼和格拉夫等军官于1945年7月28日被送往莫斯科东北约500英里处的基洛夫附近,被关押在第307号战俘营。这里是苏联腹地,一处地图上根本找不着的无名之地,有大片的原生态沼泽地,其空旷荒凉足令任何逃跑的举动都将成为徒劳之举。无止境的艰辛劳作、不足果腹的食物供给、被世界遗弃的凄凉感,一天天侵蚀着战俘们的意志和身体。整个战俘营关押着1500多人,据说第一个冬天过后,这里只剩下200余名幸存者。幸运的是,哈特曼和格拉夫在8月17日即离开此处,被送往莫斯科东北约250英里的格里卓维茨(Gryazovets),三天后抵达这里的第150号战俘营时,哈特曼和格拉夫都已成为身体虚弱、精神颓丧之人。

 

1943年被俘的王牌飞行员哈恩(Hans‘Assi’ Hahn)就被关押在第150号战俘营,他在获释后出版的著作《我说出真相》(Ich spreche die Wahrheit)中,曾详细描述过这里的状况:“……战俘营里有一座医院为犯人们看病。这里还有一个小公共浴室。营地里有很大一块地方是白桦林,战俘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里面溜达。一条小河把营地分为两半,横跨在河上的小桥附近有个咖啡馆,犯人们可以在那里喝到只要一个卢布的纯正咖啡。营地里还有个乐队,他们在白桦林里举办露天音乐会,每逢周日还在咖啡馆外面演出。那里甚至还有一名摄影师,犯人们可以到他那里去照相。犯人们每个月获准往德国寄一封25个字的明信片,他们也可以把摄影师拍的照片用作明信片……在格里卓维茨,至少你觉得自己又像是个人了。”

 

摄于1955年,获释后的哈特曼正在回家的中转站里,据信这里是下萨克森州的弗里德兰(Friedland)难民营。图中的哈特曼虽只有33岁,但岁月留下的痕迹已经非常明显


格里卓维茨的第150战俘营被称作“模范战俘营”,其目的自然是竭力说服被俘军官们与苏方合作。战俘营内成立了“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盟”等组织,其成员有的支持苏联,有的支持反法西斯运动,有的则是顽固的民族主义者。对政治毫无兴趣且又非常天真的哈特曼,发现自己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到这些团体的争斗拉拢之中。苏方为把哈特曼拉过来,特意安排他到轻松自在、又有足够食物的厨房干活,希望他能放弃拒不合作的立场。哈特曼发现身边有不少军官是告密者和阴谋家,还有支持苏方者反复劝说他忏悔罪行。最令他震惊的是,他素所仰慕的格拉夫,竟然也同意与苏方合作,当格拉夫劝说他站到苏联这边时,哈特曼怎么也无法把眼前的格拉夫与1945年5月8日拒绝飞到西方控制区的那个联队长联系起来。哈特曼告诉满面羞愧的格拉夫,从这天起他们各走各的路,一道天堑就此横亘在曾经亲密的两个人之间。苏方要求哈特曼暗中留意一批高级军官的言行,尤其是他们犯下的战争罪行,但哈特曼坚决拒绝了,还回答称“宁死不当告密者”。哈特曼于是被关进狭小肮脏的禁闭室,但独处暗室却给了他思念妻子和家人的机会,对妻子的爱、对家庭生活的向往,无形中为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令弱者崩溃投降的暗室,对哈特曼来说似乎根本不算什么。

 

苏军对哈特曼的拒不低头非常恼火,但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因为整个战俘营几千双眼睛都在看着这位年轻领袖的表现,攻破了哈特曼这座堡垒,就差不多攻陷了整个战俘营的人心。在一次审问中,苏军审讯官问哈特曼是怎么成为战绩最高的飞行员的,哈特曼以一种有意激怒对手的语调说自己“根本不算是最成功的,我只击落过苏联战机和不多的美军战机。我们在西线有个叫马尔塞尤的飞行员,他击落过158架英军战机。在我们那里,1架英军战机被认为等于3架苏军战机,所以我并非最成功的人”。审讯官听出了弦外之音,对哈特曼有意贬低苏方的言辞非常愤怒。这位军官反复追问,他的头发明明是金黄色的,为什么却被称作“南方黑魔”。哈特曼不屑地说:“那是因为你们的飞行员怕我,我的机头上有个黑色郁金香图案。你们的人一看见这个图案就远远躲开了。”这次审讯又为哈特曼赢得了48小时禁闭。苏方还曾威胁,要到斯图加特把哈特曼的妻子绑架到苏联,这显然戳中了哈特曼的痛处,但他决心不让对手利用自己的弱点和恐惧,只见他竭力压抑自己起伏的情绪,直视着对手说:“……你们可以做任何事。你们有权力这样做。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我不会为你们工作,也绝不会背叛被拘押的战友。”

 

摄于苏联格里卓维茨第150战俘营,拍摄时间不详。哈特曼在一片白桦林里高兴地端详妻子的来信和近照。



苏方并没有在肉体上摧残战俘,他们认为那不仅不管用,还是示弱的表现,他们要在精神上令德国人屈服。拦截信件是苏方惯用的手段,一开始苏方还允许战俘们每月写一封25个字的信,到1947年后,甚至只允许写5个字!哈特曼的妻子10年间大概写过350至400封信,但哈特曼只收到过不足40封。1946年5月,哈特曼得知自己有个儿子,但几年后才得到儿子未能幸存的消息。哈特曼的父亲于1952年去世,他也是一年后才获知这一噩耗。苏方可谓想尽办法令哈特曼屈服,想让他承认战争罪行,但后者坚决不在供认书上签字。与此同时,苏方也诱使哈特曼为自己和东德工作,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极出色的飞行员,狱中的表现已证明他还是其他战俘的精神支柱,如果他能转变立场,那不仅将是苏方的巨大成就,也可以为缺乏有声望领导者的东德空军解决实际困难。哈特曼的回答是:“……在谈论任何工作前,不管是为东德空军工作,还是做咨询或政工工作,你们都必须先释放我,让我作为自由人回国。我回去后你们可以再提供一份正式合同。”战俘营长官简直无法相信,这些话是从一个命运完全不在自己手中的战俘嘴里说出来的。脸涨得通红的那个长官恶狠狠地说道:吨降到1吨;在布良斯克附近的一个村庄屠杀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80名平民。一直微笑的哈特曼对这些指控一一自辩:“就像苏军飞行员也击落德军战机一样,我是击落过你们的不少战机,但这是战士的职责,根本不是战争罪行。”在得知那个面包厂位于斯摩棱斯克附近时,哈特曼略带嘲讽地说:“那是JG-54的战区,我从未到过那里,我一直随JG-52在南方战场。”对于第三条指控,哈特曼称自己从来只是在空战中与红军飞行员决斗,从未滥杀过任何平民,更勿论妇女儿童了。哈特曼要求法官出示证据,法官却说:“你参加过那么多空战,你的子弹和炮弹有时会错失目标。这些弹药掉到地上也会杀人,你难道不明白吗?”有些理屈词穷的法官要求旁听者全部离开,想最后再争取一次。法官对哈特曼说:“你是个聪明人,难道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政治吗?你的辩词都是徒劳。莫斯科已经下令,只要你签字就可以回家。我们会帮你在西德快速晋升,而后才会找你联系。我们只会在你升到相当职位后才找你,你知道我们对西德政府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哈特曼闻言反问:“如果拒绝会怎么样?”法官皱起眉头,有些不解地答道:“如果拒绝,你永远也别想离开这里。”哈特曼盯着法官看了好一会,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不会签,现在不会,永远都不会。我要求你现在就枪毙我。我不怕死,我想要一颗子弹。”恼羞成怒的法官咆哮起来:“你这个死硬的罪犯!25年苦役。带走!”

 

摄于1955年秋,哈特曼抵达西德黑勒斯豪森(Herleshausen)时,有关方面要求他换上整洁的衣物和皮鞋,因为将有许多人前来迎接。哈特曼的表情似乎是在说,我真的自由了吗?


1950年5月,哈特曼被运往罗斯托夫北面的沙赫蒂(Shakhty)劳工营服役,这是他待过的第6座战俘营。那里的犯人要去附近的煤矿从事每日12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哈特曼坚决不去,为此,他与劳工营指挥官展开过激烈辩论:“……上校,5年前你的国家赢了战争,而我是战败国的一名军官,我不是什么罪犯。你们的列宁曾经说过,任何拘押战俘6个月以上的国家都是帝国主义者,都是堕落的。”指挥官很惊讶这个“死硬纳粹”竟然知道列宁的著作。哈特曼接着说:“……我读过列宁的所有著作。他还说过,强迫战俘劳动的国家是附在战俘身上的寄生虫。我要求国际法庭调查战俘营的状况。如果不行的话,我要求枪毙我。我希望被枪决,因为我决不去干活。”哈特曼的强硬又为自己换来了单独监禁的待遇。几天后,战俘们发现他一直没有回来,他们的愤怒情绪在超负荷的劳作和终日饥肠辘辘中爆发了,他们在两名军官带领下制服了警卫,并将哈特曼解救出来。当骚乱的人群意欲逃离时,哈特曼冷静地制止了这种将带来屠杀的举动。他说服大家不要逃跑,但坚决要求莫斯科派员视察战俘营,还要求国际法庭检查此处的状况。迫于压力,苏方下令暂停工作5天,并派员立即改进战俘营状况,但把哈特曼视为危险分子,指控他不仅煽动战俘造反,还鼓动沙赫蒂附近的居民反对政府,于是把他和带头闹事的两名军官一起转移到新切尔卡斯克(Novocherskassk,位于沙赫蒂与罗斯托夫之间),关进一座安全防范措施更严密的营地。

 

哈特曼在新营地待了很久,直到1952年5月被押送到乌拉尔山区。后来,他先后在阿斯别斯特(Asbest)、迪特卡(Dieterka)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 叶卡捷琳堡的旧称)等三座战俘营辗转,其中,在迪特卡的时间最长 (1952.11—1954.8)。当哈特曼抵达迪特卡时,沙赫蒂暴动的消息早已传遍大小战俘营,迪特卡的战俘们给予他热烈的欢迎。迪特卡营地按照警戒的紧疏程度分作几个区,哈特曼被关在措施严格的特别区,但还有安全级别最高的重犯区,包括希特勒的贴身副官京舍(Otto Guensche)在内的重犯都被关在那里。

 

哈特曼战后坦言,他之所以能熬过战俘营的漫长岁月,是因为他对母亲和妻子的思念支撑着他,是她们决不放弃的信念,帮助他忍受着身心两方面的折磨和重击。他的亲人们也一直在努力帮助他早日出狱,西德在1949年5月立国前,他母亲伊丽莎白就曾致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但皆杳无音信。后来,伊丽莎白写信给总理阿登纳,请求政府出面营救已被关押多年的哈特曼。她收到了阿登纳的亲笔回信,总理称自己和政府非常关注在押战俘们的命运,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帮助他们早日出狱。1954年10月,哈特曼被转往之前待过的新切尔卡斯克战俘营,在那里所受的待遇已有所改观。1955年9月,阿登纳访问莫斯科时与苏联达成贸易协定,出于西德经济的崛起和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签约条件之一就是释放包括哈特曼等在内的大批战俘,苏方在当年10月终于释放了哈特曼。


本文摘自

《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

本书内容简介

1941年7月创设的“钻石双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曾被纳粹德国视为表彰战场勇敢行为和成功指挥的勋饰。尽管此后的战火愈演愈烈,但这一盛名的德国军事荣誉直到二战结束前也只颁授给过27名军人。《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这套四卷本著作以这27名军人为主题,试图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和丰沛的历史图片,较为全面、相对客观地勾勒出他们的传奇人生和战场经历。他们中既有竞相突破空战里程碑的飞行员,也有隐伏于印度洋和地中海的潜艇艇长;既有以战役胜利苦撑帝国危局的统兵将帅,又有凭借战术成功跃上军旅之巅的装甲指挥官;尽管成长经历各不相同、战后命运大相径庭,但他们的战时经历无一例外地丰富多样,他们的传奇、故事和传说,时至今日仍回荡于众多的军人、战史研究者与爱好者之间。他们效力的固然是一个邪恶的政府、参与的也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但从纯军事角度来看,这些军人无疑构成了战争史上独具魅力的一个人物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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