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人类的初民时代，面对未知未明的自然现象，缺乏足够的理解能力，内心充满了恐慌。于是，人类通过对超人力，无意志的自然进行拟人化，进而神格化，由此内心通过虔敬—庇护的交换形式和自然进行有机的勾连，达到安顿人心的目的，这就是宗教产生的根源。
谁能够“沟通”自然乃至于“驯服”自然，谁就可以安顿人心，进而获得拥护，成为统治者。在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所罗列的案例表明，早期的人类政治统治存在着大量的巫王统治——统治者的宇宙功能和社会功能是彼此不分的，这就是最原始的宗教政治学。
最初的神祇仅仅是一种超人力的自然现象的拟人形象，充满了自然性暴戾无情，不可理喻的形象特征。并且，在一个交通闭塞的时代，每一个部族都存在自己的私属神祇。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这种原始的宗教会出现两种危机。
第一种，即巫师解释的失败。因为大自然的现象本身并不会受到人类意志的影响，所以当巫师解释的兑现力一再失效之后，这种原始宗教，必然被人所抛弃。因此，从功能上来说，需要通过想象一个不必即时兑现，超越此世的彼岸，才能继续保持人类的信服。
第二种，当人类的合作关系进行扩展之后，互不统属的两个族群身份，由于缺乏制约的惩罚机制，存在着交换的困境。促使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轴心突破，产生了道德观念。通过道德上的“超我”，人类重新塑造了具有普遍道德意义的神祇，来降低超部落之间的交换成本。
在这两种危机诉求上，人类宗教就产生了2.0版。
Ⅱ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断言：“每一个政治社会之上都奉有一个神。”所以，当苏格拉底试图通过他的理性“新神”来取代城邦“旧神”时，城邦选择对他这种“蛊惑青年”的行为处于极刑。从这起人类思想史上的悲剧事件中，完全可以看出宗教和政治的紧密关系，进而也不难理解，宗教之间的竞争，和政治之间的竞争一样，贯穿了一部人类的历史。
宗教通过战争传播，也通过互相吸收进行融合。但是，任何武力征服都存在边界，任何信仰体系都会达致自洽完满。因而，随着人类彼此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中，各自的宗教最终会演化成为一种互相不能兼容的形态及其政治文明。这种互相不能兼容的宗教体系，反映在社会层面，也就是韦伯所说的“诸神之争”，而在政治层面则陷入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
神的存在，就是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凝聚核心。神绝非是一个形象符号，而是一整套对于政治共同体身份伦理、社会秩序、身份伦理政制结构的安排。否弃一个神，意味着政治共同体将面临生存危机，随之而来的共同体异质化，在个人层面将会身份迷失，社会层面将无法维系秩序，在政治层面将无力做出决断，生存共同体最终会松动、瓦解、重构。
虽然尼采宣称“神已死”，只不过是一种观念史的陈述，以及试图树立“意志超人”填补神格的空白。但站在政治学的立场，“神已死”，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是对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末日宣判。
Ⅲ
在持续数百年的神文主义退潮过程中，新教所主张的神—人之间的自由心证，不可避免的将人的观念驱向于个体理性主义，进而使得人类对于社会本体的想象从旧秩序中彻底解放出来，最终成为社会本体论上的原子化个人，也就是社会本体想象的所谓的“大脱嵌”。在旧有的秩序纽带断裂之后，如何组建新政治秩序的问题时，自由主义的哲人们提出一种可以被清晰界定的，独立于人类历史的个体意识想象，然后通过契约的方式组建新的政治共同体。
但正如休谟所嘲讽的那样：“如果一个哲学家一旦抓住了某个他喜爱的原理，而这个原理也许能说明许多自然现象，他就会把这个原理扩大到说明整个世界。”虽然这种政治秩序的建构，极大的拓展了人类生存的法权空间，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依赖个体本位为前提，对于秩序的唯理建构，又容易割裂原本有机、整体的政治想象。
虽然康德曾鼓励人大胆的运用理性，但是康德也说过：“人必须限制理性，以便为信仰留出空间。”所以，当人类将“个体—理性—契约”原则成为现代政治的圭臬，以一种唯逻辑的进路建构政治，那么共同体就将面临无机离散化；作为一种“共同体动物”，人需要一种有机的情感和认同才能得以维系共同体，单纯的理性并不足以维持共同体。从而陷入意识形态各自为战的的“否决性政治”。
主演：克里斯·帕拉特 / 布莱丝·达拉斯·霍华德 / 拉菲·斯波
Ⅳ
施米特在《政治神学》中曾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现代国家理论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但是，无论是宗教崇拜，或是世俗化的国家崇拜，其实从人的心理结构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人的政治始终需要树立一个权威来维系共同体的存在。
如果说，人用道德崇高化的“超我”建构了一个神祇，那么所谓世俗神圣的国家崇拜，只不过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之后，挣脱神学束缚的“自我—本我”的同构扩大而已。当人在审美上，不再追求“超我”的德性，而只是将“人”自己作为参照的尺度，那么意味着政治的罗马帝国化，最终无可救药的腐化堕落——“人的指引，还是神的指引”？
事实上，无论是道德神的规束，或者是世俗的个体理性，均是人类生存的智慧。当我们习惯于政治共和之后，似乎忘记了，“共和”的根本应该是一种复合的结构，如果单一的，仅仅将自由主义作为唯一的合法性理据，那么恰恰是背离了一种“共和”的平衡。只有重新意识到神学的意义，人类不放弃对“超我”的追问，在一个“价值共和”的状态下，树立一种“复合合法性”价值结构，才能使得政治共同体可持续的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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