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的历史让人易懂，但历史的魅力却在于细节之中。谁能说，一条街道、一个社区的百年变迁不会比一本教科书上讲述的百年国耻、数十年之复兴来得更加真切？很少有学者能够如赛登施蒂克在《东京百年史：从江户到昭和 1867—198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中那样紧紧抓住一个异国都市的生存、搏动与呼吸，透过一些地方、景观的衰落与兴起，他不但写出了一个城市的社会文化史，更点出了一个异国城市的精神底蕴。从体现传统的下町到现代事物云集的山之手，赛登施蒂克仿佛站在那街头巷尾，将日本何以既传统又现代，既东方又西方的秘密向人娓娓道来。
以下文字选自该书第二章。
在明治时代发生的所有大火中，1872年的银座大火对东京城的影响最为持久，新银座正是诞生于这场大火之后。银座在商业气息浓厚的江户原本并不是最繁华热闹的地区。与更北边的日本桥相比，它面积狭窄，夹在西边德川江户城堡的外濠和大部分被贵族占据的海湾沿岸之间。大商人的房舍在更靠北的地方。银座只是艺术家和小商人店铺的天地。
W．E．格里菲斯曾对他在1870年看到的火灾前的银座有着生动的记录。里面虽然没有具体提及银座之名，但他是从筑地经新岛原（他错叫成吉原）一直走到了神田，因此他最先踏入的街道肯定是银座街区：
我穿过一条尽是售卖各种橱柜店铺的街道，又穿过另一条满是经营屏风商铺的大街，再通过一条开满了染坊的街道，里面放着木桶，散发着染料特有的臭气。在一家整洁的小店里坐着一位带着角质边框眼镜的老人，身旁放着一桶染料，他正在为一卷布料的下一次浸染做准备。另一条街只卖竹竿，多得已经可以造一片竹林了。有人正在锯一根竹子，我注意到他用双手朝自己的方向拉锯子。锯子的锯齿朝向和我们国家的相反。另一个人正在刨东西。他刨东西的时候也把刨子朝自己这边拉。我又注意到一个正在干活的铁匠： 他两手开工锤打着铁器，与此同时，他的脚则踩着风箱。他将若干铁条放在火里烧，又用余火烹煮自己的晚饭。制桶工人用脚趾按住桶缘。他们所有人都是坐着干活，真是好奇怪啊！或许这就是欧洲人和亚洲人的一个重要区别吧。亚洲人是坐着工作，而欧洲人则是站着工作。
我从堆满竹子的街道出来，来到主街大道上，这里是日本首都的百老汇大街，我认得它。这里的店铺更加亮丽，也更富丽堂皇；街道也更宽敞，挤满了人。
来到骏河町时，眼前是富士山的壮丽美景。我路过一家大的丝绸店和巨富三井的防火仓库。
银座边上的木挽町曾经聚集了许多歌舞伎小剧场，直至1840年代天保改革将它们强迁至北郊外。明治维新后禁令一解除，获准回归的剧院很快又回到了银座。不过作为一个繁荣的商业和娱乐中心的银座，要到火灾之后才出现。
1870-1880年代的银座
当时的统治者下定决心要让东京成为能够抵御火灾的城市，刚刚烧成一片焦土的银座刚好提供了开展这一建设工程的契机。英国工程师托马斯·沃特斯（Thomas Waters）受聘将银座打造成一整片红砖建筑区。市政府还资助成立了一家专门负责建筑工程施工和管理招租事项的公司。重建工作耗费了三年时间，而如果按旧的木结构方式重建的话，差不多只要一晚上就可以完工。除了将火灾自夸为“江户名物”之外，这座古老的城市对自己从火灾中恢复的速度也向来十分得意。
早在大火灾发生前，银座地区就已经有至少两座砖砌建筑，一座是仓库，另一座是商店。一位建筑界的杰出权威对其这样评价道：“连后来的公共厕所都不如。”当重建工作完成时，京桥区包括银座在内有差不多1000座砖砌建筑，其他城区则只有总共不到20座。一份1879年的名录显示，大多数其他城区都分布有西式或者说西洋化的建筑，只有山之手地区的四谷区一座都没有。
当时政府所希望的是东京全市能够以银座为榜样进行改造，成为防火的城市，但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只有主街两旁的建筑仍以红砖外观向世界展现“文明开化”的成果。而对改造计划的敷衍搪塞，使得建筑很快就出现了回归老样的倾向。从摄自明治晚期的照片中我们可以发现，“赤炼瓦街”(即两旁都是红砖砌的房子)绵延最长的地方是在今天银座的北部，但那里现在已经什么都不剩了。
新银座在外国人当中的名声大体上并不好。早在1870年代就有人抱怨过城市面貌的“美国化”现象。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在1878年和1880年就形容东京不像一个东方城市，反而更像芝加哥和墨尔本的郊区。虽然她没有说她指的是东京的哪一块，但差不多可以确定是银座。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曾作为海军士官在1885年和1900年两度来日，也将赤炼瓦街形容为“美国的丑态”。就像格里菲斯把日本桥比作百老汇大街，导游指南作家、英国人菲利普·泰利（Philip Terry）也把银座比作百老汇，不过他的类比可不是出于赞美。“这类建筑大杂烩的明显特征是规模虽大，却无威严，虽然个体特征明显，却无端庄纯朴之感，与其说是追求整齐协调，不如说只注重方便”。泰利在1920年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赤炼瓦街当初的风貌已所剩无几了。只有其深受美国之害的印象还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而讽刺的是最初的建筑设计师并非美国人，而是英国人。
东京对新银座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心态，所有人都想来瞅瞅，但想住在里面的人就不多了。永井荷风在20世纪初的一个短篇故事里，把它形容为即将到来的那种生活的可怕象征。
最初的改造计划是按照江户商家的传统，一楼开店，二楼住人，让大家逐步搬入这些新式建筑。但人们不久便发现这些新式建筑通风不佳，潮湿、闷热，容易发霉，总之完全不适应日本的气候，在坚硬墙壁的包围下过日子，也与日本人的居住习惯完全冲突。虽然面朝大道、条件不错的地方最终找到了租户，但后街却很萧条，成了表演熊摔跤、狗跳舞之类杂耍卖艺的临时场所。而在那些还未放弃权利的土地所有者当中，很少有人愿意或者有能力偿还政府为改造街区而给予的补助津贴贷款。那些幸运地把房子租出去的人也是一样，因为后街仍有三分之一都处于闲置状态。最后空余的房子只能贱卖处理掉，让买者象征性地支付了一点钱。和原来的改造计划有关的欺诈行为在短时间里持续发酵。大多数江户商贩就连传统的防火货仓也买不起，而即便是新的砖砌建筑里最朴素的房子也比防火货仓贵十倍。于是东京在明治时代余下的时间里采取的防火改造措施仅止于拓宽街道，并在一块区域被大火烧光后征用它设为空地以防火。
虽然伯德小姐和洛蒂先生认为新银座不怎么样，不过新银座一定非常漂亮。不论它作为一个防火城市的样板房有多么失败，它作为文明开化的范例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个人都想去看一看，于是在银座消磨时光的风尚——“银座漫步”便应运而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间里风靡一时。
新银座也是版画家们最好的题材。他们在版画中像往常一样在灿烂的阳光下、盛开的樱花中展示银座。事实上，最初的时候，大道两旁是有樱花树的，那时在东京市内仅有银座拥有能通行铁道马车和电车的宽敞大道。除了樱花树外，路边还有枫树、松树、常绿橡树。松树位于十字路口，其他树则位于其间。
我们至今依然无法完全搞清楚，这些最初的树究竟是何时并且为何消失的，改种的柳树后来成为银座的一大象征。这一切发生的大致时间可能是在明治中期。最初的树木或许是城市化的牺牲品，也有可能是因为它们的枝叶四处蔓生、易折、易遭虫害，所以不适合作为行道树。总之，最后是柳树取而代之。柳树是结实强壮的耐寒植物，夏天在清风的吹拂下摇曳摆动显得十分凉爽，正是闹市区和名胜地所需要的。它长久以来一直是江户的象征，伫立在其江川运河两岸，这时又成了东京最新潮的象征。不过最后柳树也消失了。如今你若出城来到多摩川附近的郊区，还可以看到那些在关东大地震发生前从银座移至此处、最后一批柳树的幸存者，现在已是古木了。
由于新的火车站刚好建在与银座仅隔一条运河的南面的新桥，今天银座的南端（严格地说，这里当时还不是银座的一部分）最早繁荣起来。从明治时代中叶开始到晚期，这一带就像是现在所说的那种购物中心或是大商场。新桥旁边有两个集市，每个集市里都集中了许多小商铺。一位在银座土生土长的著名艺术家岸田刘生回忆说，银座的年轻人喜欢去那里转悠，因为从这一带的店铺后窗望进去，可以看到新桥艺伎们在为夜间的表演做准备。其中一个集市还把一条蟒蛇放在橱窗里展示。那条蟒蛇据说已经在地震中死亡。从明治晚期到大正时代，东京中央车站修建起来，并在大正三年（1914年）建成，取代新桥作为从南面驶来的东海道线火车的终点站。它坐落在京桥区的北部边界上。所以银座的中心又再度向北回归到了今天银座四丁目交叉路口一带。
新银座时期的建筑，至少有一座被保留到了今天，那就是位于庆应大学三田校区内的“演说馆”。福泽谕吉创造了“演说”一词，他把辩才视为日本追赶世界列强时必备的素养。演说馆于1875年建成，现在作为重要文化遗产受政府保护，曾是有抱负的青年演说家们的论坛。它是在地震后，从原址搬到庆应大学正门附近的。这是一幢中规中矩的建筑，不那么吸引浮世绘画家。它的门窗和室内一样都是西洋风格的，但外部包括菱纹墙以及用瓦平铺而成的屋顶都是明显的传统日式风格。筑地的侯泰卢馆看起来想必也是这个样子的吧，只不过规模要宏大得多。
在明治时代最著名的火灾中，1911年的吉原大火堪比1872年的银座大火，但两者都不是最具破坏性的。银座大火虽然烧得很猛，但没有持续焚烧人口密集地区。1881年的神田大火才是最具破坏性的，它终结了小林作为浮世绘画家蒸蒸日上的岁月，所造成的房屋损毁远胜于明治时代的其他火灾。但即使如此，它仍比不上江户时代的大火以及1778年的京都大火。就像许多别的火灾一样，有人怀疑1881年的大火是有人故意纵火引起的。这是一场引人注目的大火，甚至连水都无法像扑灭银座大火那样扑灭这场火灾。它从神田开始烧起，在冬季强风的煽动下，一路横扫至日本桥，又经两国桥跃过隅田川，向东蔓延扩散，留下一片焦土，一直烧到开阔的乡村地带才逐渐平息。
从明治早期到中期的15年里，日本桥周边各处被火灾烧毁了三次。大火灾在一年的最初几个月里（1月至3月）最为易发，这时候的天气是一年当中最干燥的，而且时常刮强劲的西风和北风（1945年美军的东京大空袭正是利用了这些条件）。1873年的火灾烧光了江户城堡的剩余部分，因而明治天皇在其统治期间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里都只好待在纪伊德川家的府邸，也就是如今赤坂离宫的所在地。直到1889年，他才回到宫里。吉原则是在1871年、1873年、1891年和1911年都发生过火灾，当然也包括1923年。
虽说如此，近现代时期东京最易着火的地方仍是神田。1880年中央消防厅成立后，明治时代的五次火灾有四次是从神田开始烧起来的，其中在1881年的短短几个星期里就发生了两次大火。顺带一提，第五次火灾就是吉原大火。而到了大正时期，大火的数量已有所减少，除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引发的那场火灾之外，可以在规模上与明治时期的大火相匹敌的只有一次，而它也是发端于神田。除此之外，大正时代的其他火灾根本无法与明治时期的火灾相提并论，火灾这朵“江户之花”也最终走向枯萎凋谢。
进入大正时代，消防部门才开始有足够的人手救火而不再需要普通百姓的帮助。即便如此，旧的志愿救火队要到关东大地震之后才解散。不过他们的仪仗队如今在“初出式”活动中仍然还占有一席之地。消防部门首次投入卡车搬运水泵始于大地震前五六年，而地震使卡车损失半数。
下町学会了去适应火灾的威胁。当时只有富人才造得起防火的仓库。底层的老百姓都在显眼的地方准备好了应急篮子，又在地板下挖洞并设置了巧妙的机关： 遇热就会浸水。万一遇到火灾他们就将贵重物品扔入篮中，再放进洞里，希望这样能保护好被及时藏起来的贵重物品。
年少的谷崎润一郎和他的小伙伴们发现了这种篮子的一个有趣玩法：
这种叫“用心笼”的箱篮，那时每家都备有一两个。这种长方形的篮子是用竹子编成的，大小和盛衣箱差不多。它们被放在显眼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在偕乐园，篮子被保存在一间储物室里。我们做游戏时，就把它当成是花魁的房间，在里面摆两个枕头。我们中的三四个人轮流在篮子里扮作花魁和客人。小源和我好些时候都是扮演花魁和客人，我记得我们也没干什么，就是两个人面对面躺下几分钟，然后轮到另一对“男女”互相凝视偷笑。
我想这个游戏可能起源于小源从厨师那里听来的关于洲崎一带游廓的传闻。不管怎么说，那时我们觉得很好玩。我们会日复一日地玩这个我们管它叫“用心笼”的游戏。
有人会说：“喂，今天也玩‘用心笼’吧！”
明治时代在日本帝国大学任教的美国动物学家E.S.莫尔斯在火灾和消防知识方面是一个行家：
几乎每幢房子的屋脊上都有能登高远望的地方，可以通过几截台阶上去。人们可以在此尽可能地观察一下大火的走势情况……当受到不断逼近的大火威胁时，人们会关上沉重的窗户挡板和防火建筑的门，在门缝等地方抹上泥土。在全部封闭之前，还在地板上一个安全的地方点上许多蜡烛，这样逐渐消耗掉所有氧气，减少着火的几率。
莫尔斯最初对东京的消防措施嗤之以鼻，但随着对后者了解的逐渐增多，他由鄙夷逐渐转向佩服。在记录他目睹的第一场火灾时，他最初这样轻蔑地写道：
消防泵喷出去的水柱大约只有一支铅笔那么粗，而且它们都是从一连串各管各的喷口喷出，因为他们的水泵不像我们美国的手压式水泵那样有气囊。而且东京的抽水泵成方形，而非圆柱形。在阳光下晒了几个星期后，抽水泵就被晒裂了，从裂缝中喷出的水比水管中射出的水还多……消防队由私人设立，每个组都有一位领队。领队要待在尽可能接近火场的地方，有时甚至爬到着火房子的顶上，如此证明领队在场的情况下，消防队才好从被救的房主那里领取报酬。
等到这份日记作为书出版时，了解情况的莫尔斯加了几个注释，大意是消防员的主要工作不是灭火，而是阻止火势蔓延。而水泵喷出的水流之所以很小是因为这些水不是用来灭火的，而是用来保护消防员的。
到了1879年，莫尔斯对东京消防工作的态度已经转向佩服，这一年4月的一天早晨5点钟，他还特意赶了两英里路去火灾现场观摩：
从过火面积就能看出这场大火的蔓延速度是多么快，而木制房屋只是部分烧毁这点，可见东京消防员的工作并没像外国人认为的那样无足轻重，在狂风中阻挡大火肯定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并且要有高超的技巧。事实情况是日本的房屋非常脆弱，以至于火一烧起来就会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因而，消防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市民的协助下将一间屋子上所有能剥离的东西都剥离掉……看他们掀掉厚厚的屋顶瓦片——一间房屋上唯一具有耐火能力、能够压住火势的东西，似乎很可笑，但这也使得他们能够扯掉屋顶下的木板，你会发现这样一来，火就无法经由屋椽从一间屋子蹿到另一间屋子。观察得越多，你就越能意识到我们对东京消防员的第一印象是错的，很快会对他们的技术肃然起敬。
考虑到大部分消防员都是木匠，人们可能会怀疑存在某种利益冲突。但看起来他们还是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勇敢出色地完成了工作。
随着日本由明治时代进入大正时代，火灾造成的损失开始逐年下降。而在江户之子看来，与之相伴的是传统建筑和谐感的丧失。永井荷风对此感到痛惜，他的弟子，小说家、剧作家、俳句家久保田万太郎也是如此。久保田是一名真正的江户之子，他于1889年生于浅草（谷崎润一郎则比他早三年，生于日本桥），家里是制作贩卖布袜的。他在浅草一直待到1923年大地震火灾之后被迫离开。虽然他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原处，但在余生4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辗转住在下町各处，用他擅长的各种写作形式进行写作，包括小说、戏曲、徘句，主要内容是抒发自己对下町因近代世界的侵蚀而走向消亡的感伤。从他的出身以及一生始终不渝的对下町的热爱来看，他或许可以算是那群能说会道的江户之子当中最有力的代言人了。谷崎是一位更优秀的小说家，但他谈到他土生土长的下町时基本是发牢骚。久保田则在1927年的作品中哀叹了“火之见”的消失，他所说的“火之见”，是指负责火灾警戒的人，以及莫尔斯前面提到的住家屋脊上面可供登高远望火情的地方：
那些不知何时从东京街区彻底销声匿迹的事物中，“火之见”便是其中之一。我指的不是消防梯或者消防观察员塔，而是火之见本身。我对山之手地区了解不多，但在下町，尤其是在闹市区和繁华地段商店的屋顶上，一直都有“火之见”，它不仅仅是容易起火的江户的纪念品。在土仓样式被作为理想的日本建筑风格的时代，火之见与木板栅栏、阻挡强盗的尖刺、天水桶一起，都是赋予日式房屋造型的不可或缺的元素。想起它就仿佛置身于柳影婆娑的古老东京的南柯一梦中。
为“火之见”这种有力地诉说着整个城市极易失火的建筑消失无踪而感到悲伤，似乎有些愚蠢。但久保田的评论和其他一些哀悼江户者（如永井荷风）的类似评论还是有他们的道理的。尽管东京没能成功地以银座为样板推广防火建筑，它在防火能力方面还是稳步提升，然而这也使它过去的美丽折损大半。“大君之都看上去就觉得美丽。”在幕府将军统治的最后时光里，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勋爵曾这样评价江户。尽管如今东京各处仍有名胜美景，但没有人会把我们这个时代的东京称作美丽的城市。有时当你在街角撞见一片江户时代或者明治时代遗留下来的屋宇时，在屋瓦和老木头酝酿而成的昏暗但和谐的色调中，你会不由得感叹江户已经消逝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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