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的明君一面：总能一眼看穿问题，再用四剂猛药送它上路
前文提要：杨坚晚年凄凉，被杨广和杨素玩弄于股掌。杨广打败了所有竞争对手后终得继位，于是大兴土木，迁都洛阳兴建新京，又开凿运河南下江都。新都建成后，大业二年七月，出身望族弘农杨氏的楚国公司徒杨素亡故。而我们的主人公李靖，要到大业之后才被重新起用为县官。大业三年，炀帝对朝廷的整个官僚政治体制动了一次大手术。前面讲隋文帝的时候，曾经说到过开皇初年文帝废郡而以州统县的事情，而炀帝则更进一步废除州的设置，统统改称为郡。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中国地方行政架构中的郡县二级制形成于战国末期到秦代，而东汉以后，最初以监察区面目出现的州逐步扩充掌握行政实权，进而在地方行政架构中形成州郡县三级体制。当时东汉十三州平均每州辖郡十个以上。而东汉后期先是陷入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此后西晋统一不久又面临五胡乱华，直到南北朝几百年间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持久的战乱打破了原有的政治行政划分，而君主们为了笼络人心封官封爵越搞越大，州郡越设越多，州郡的辖区则越变越小（东汉户口最多的南阳郡超过五十万户，结果到南北朝后期绝大多数郡都缩水成只有几千甚至几百户了）。于是在州之上又设置都督区（北周的总管区）统辖数州，在都督区之上设置行台统辖数个都督区。在南北朝后期，北朝政权中出现了由朝廷、行台区、都督区、州、郡至县的六级军政体制。此时的诸州所辖平均不过三个郡，而每郡所辖也不过两三个县。州刺史早已不具备汉代州刺史的显赫权威。
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后，行台区、总管（都督）区这种战时体制当然不再需要，于是行台撤消（南北朝时候行台本来就是临时性的可撤销的，只不过那时候政权更迭太频繁，有时候政权的寿命比行台的寿命还短，所以行台的临时性不那么突出罢了），总管区也大大裁并，只保留四大总管的部分军政权力，而行政事务则由朝廷的尚书省直接统辖各州。由于州郡设置的重复性太大，郡的存在已无必要，隋文帝便撤销了郡的建制，裁并调整州的行政区划，而以州直接统县，此种做法也遏制了州的地位的进一步下滑。所以文帝时候还能维持上州正三品，中州从三品，下州正四品的高位。炀帝对于集权的热衷，比之文帝更甚，改州为郡便是这种嗜好的体现之一，炀帝于大业三年废州置郡，这当然不仅仅只是名称的改变，同时还裁并各郡，只剩下大约190个郡的数目。而郡的地位相对于文帝时代的州则普遍降低了一级——上郡从三品，中郡正四品，下郡从四品，长官的名号也由州牧、刺史变为太守。太守相对于刺史，不光是名称的改变，身份地位也相去甚远。粗看上去这便差不多又回到了西汉时候的状态。
当然仅就这件事情来说，这大概也是文帝准备要做的，只是文帝只来得及走出这第一步，而炀帝走完了第二步。第二是废除散实官、散号将军，合并充实文武散官序列。
散实官、散号将军的原型在西魏北周称为军号、戎号、戎秩。这是在北魏继承汉代军号序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西魏大统年间，由于西魏政权特有的股份制特征，高等级的戎号由于滥授形成的新的官阶序列，进而在隋初形成散实官、散号将军上下两套序列。在废除武官的散实官、散号将军以及八郎、八尉的同时，杨广整合出了一套自从一品至从九品的完整的并且文武通用的散官序列。这个事情，其实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我们知道，在此之前虽然散官这个东西的出现至少不晚于汉代，但是一直没有形成完整的品阶序列。西魏北周以及隋初虽然都有相关的制度，但是整个序列中间总是存在断层。也就是到炀帝大业三年，才算补完整了。隋炀帝推出完整的散官序列固然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项标志性变革，然而其背后所蕴含的种种矛盾，以至对这些矛盾的处理方法，却影响到了大隋的国运：其一，炀帝的散官序列是在取消合并原有的散实官、散号将军、文武散官的基础上建立的，表面上看是对文武官吏一视同仁，大家共用一套系统，实际上却是重文轻武，对武官实行歧视性的政策——炀帝的九大夫八尉，虽然也吸收了几个武散官官号，但是的整个的框架其实基本上采用的还是文散官的序列，其实就是把散实官、散号将军、武散官取消并入文散官。——既然国家都承平这么多年了，调整国策偃武修文本来有什么错呢？但是炀帝偏偏把握不好这个“度”——这种事情，文帝杨坚以前就干过——杨坚当年开国之初就把北周末年居于九命的八阶戎秩调整下来拉到二品三品四品的位置上，也并没有引起大的反抗，那是因为杨坚顺势而为，没有损害到官员们的实际利益，但是杨广的搞法就不一样了。我们以散实官为例，前面说过，每个散实官还有一个幕僚团，虽然和北周时候相比级别和规模都差一些，但是至少还是个秘书处和副官处。杨坚的时代散实官还是终身制的，只要不是被褫夺了军职，就算老干部转任它职或者离休也还可以带着这个副官处，这大概也是当时武官相对于文官的优势之一吧。但是被炀帝转成散官之后，武官离休就要享受和文官同等的待遇了，除了靠着一张老脸弄点经济待遇外什么副官处啊秘书处啊的统统撤销。老子为国作战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连个副官处都要收回——私下里不满的肯定大有人在。杨广这个手段如果站在千年的长远历史中来看，那当然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几百年后，宋明两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就把武将看的很死，不要说自带司令部或者副官处了，光杆儿上任还要被派监军呢。只不过杨广大概是玩穿越计算错了时间早穿了几百年，在刚刚结束南北朝乱世的时代把武官集体踩在脚下那是行不通的。其结果只能带来大乱子。第三，调整行政系统和监察系统的职权划分，改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为尚书、门下、内史、秘书、殿内五省。原隋文帝时代的内侍省改为长秋监，而新增的殿内省则从原殿内监改组而来。隋文帝的内侍省其职能主要有三大块：其一是充当皇帝由内廷向外传话和接收外廷信息的传声筒，这一块主要由内常侍、给事等人负责。其二是内廷管理内廷日常事务和皇帝生活起居，也就是主管内廷诸局。其三是设置专门的太监队伍监察外廷——大家都知道明代用太监搞特务统治的肮脏历史，不过其实其发明者不是明成祖朱棣而是七八百年前的隋文帝杨坚。隋炀帝取消内侍省之后，原内侍省的三块职能就分别被分给了三个部门——长秋监负责传声筒，殿内省主管内廷诸局，而内廷的监察权则交给了新成立的谒者台。杨坚的时候，内侍省基本上是由宦官——也就是太监把持的，到杨广改革以后，这几个新成立的部门基本上就是混合使用太监和一般士族了，这倒是一大进步，至少避免了宦官专权。
关于监察部门的问题，这里也有必要做一说明。中国封建史上的大多数朝代都是以御史台系统掌管监察系统，而隋炀帝则新成立了谒者台和司隶台，把监察权分给了谒者台、司隶台、御史台三个部门。传统御史台的职能当然基本还保留，而谒者台自从脱离内侍省之后基本上也不再由宦官担任其中的职务。三个部门的职能划分大概是这样的：御史台主要负责对政府尤其是三省系统的监督；谒者台的监察方式则有些类似后来明清的六科给事中，虽然品级不高，但是独立向皇帝负责，所以还保留了一定的代表内廷出巡慰劳的功能；而司隶台属官的功能非常类似于西汉时期的刺史，即由中央派出不定期巡查地方的监察官，这显然是隋炀帝试图模仿汉武帝旧制的一次尝试。炀帝置司隶台大夫一人，别驾二人，刺史十四人，诸郡从事四十人。大致上是平均每个刺史负责十三四个郡大约相当于汉代一个州的规模的样子。
大约在大业三年以后，李靖的一个族叔，名叫李伟节（李氏族谱中记载叫李传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司刑太常伯李公（乾祐）墓志铭》中记载叫李伟节，所以应该还是叫李伟节吧）的，就担任了司隶台的司隶刺史——这是一个六品的监察官——新唐书记载说李伟杰为隋司隶州刺史，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隋代就没有司隶州这么个地方，说句不太尊敬老前辈的话，显然欧阳修先生的唐史基础并不怎么牢靠。我们知道，东汉全国有十二个州，而在首都洛阳附近的七个郡为中央直辖，不属于任何一个州，东汉朝廷向每个州派出一个刺史，共有十二个，而中央直辖的七个郡则专门派出一位司隶校尉治理，所以这七个郡又合称为司隶校尉部。由于其职能和州基本类似，所以后世有时候也称为司隶州。但是隋代尤其是大业三年以后，已经撤销了州一级的建制，所以肯定不会有什么司隶州。所以李靖的这个叔叔就是负责监察一道的监察官，至于到底是哪一道呢，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当然说李伟节是李靖的族叔的话估计知道的人也不多，不过如果说他有一个孙子名为李昭德的乃是后来武则天时代的一位著名宰相应该还是挺有名的。这么算下来也就是说李昭德是李靖的同族堂侄。根据《李乾祐墓志铭》的记载，李乾祐的曾祖父名为李众庆，曾经担任西魏的奉朝请、雍州大中正、宁朔将军、奉车都尉、新城、永安二郡太守，祖父李亮，担任过北周的仪同三司，京兆郡大中正，雍州州督，宕渠郡守，司藩大夫，光州刺史。父亲李伟节，担任过隋朝的殿中侍御史，菊潭县令，侍御史，岐州渭滨县令，司隶刺史，朝请大夫，洛阳县令；和唐朝的通直散骑侍郎。由于西魏新城郡在西元556年即改称昌城郡，直到后来北周时都是这个名字，因此李众庆任新城郡太守必定是在西元556年之前。而北周设置永安郡是在北周明帝二年即西元558年。也就是说李众庆的任职履历，大致是在西魏后期到北周前期那一段时间。根据西魏“九命”制度，奉朝请为四命官，相当于从六品，奉车都尉为五命官，相当于从五品，宁朔将军为六命官，相当于从四品。因此李众庆基本上只能算一个中层官僚。传到李亮这一代人，先后在长安附近（京兆郡大中正，雍州州督）和巴西一带（宕渠郡守，前代的新城郡附近）任职，后来又入朝廷担任负责外交接待的司藩大夫（相当于主客侍郎），到最后担任光州刺史，显然活到了北周统一北齐之后——光州位于胶东半岛，即后来的莱州，差不多是北齐的东部边境地区了。至于这个李伟节，主要的经历基本上是在中央担任各类监察官的角色，（品级基本上在五品到七品的职务，基本上算是中层，相当于现代国家公务员的司法系统的巡视员、调研员之类的。）而根据李靖家族的几份墓志，李靖的爸爸叫李诠，爷爷叫李崇义，曾祖父叫李欢。结果和李乾祐家的长辈名字没有一个对的上的。不但如此，各种墓志和史籍资料记载的官职基本上也都对不上号。因此李靖和李乾祐之间，其长辈显然不是统一支系的，即使有血缘关系，也是至少四五代以前的事情了。但是诸位应该注意到的一个情况是，李崇义、李众庆、李亮这三人都担任过长安地区的大中正这一职务——李崇义和李众庆都是雍州大中正，李亮是雍州下面的京兆郡大中正。由于这是一个和家族背景直接相关的岗位，因此大该也更加确定他们都是出自雍州本地的土著豪强。总的来说，李靖这一系的祖先，相对于李伟节的祖先们还是要更加强势一些的。第四，废除总管制度，取消总管区。在说第一点的时候我们提到过，北魏后期形成了朝廷——（大行台区）——行台区——都督区——州——郡——县的六（七）级军政架构。（北魏前期有一段时间地方实施三长制，即每个州郡县各置三个刺史郡守县令，以相互制约；并且郡一级相对虚化，郡守不临民（不直接治理百姓））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去由于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加文明进化导致的社会分工细化之外，最主要的是在南北朝普遍的战时体制下，实施军政合一的制度，造成行政机构弱化为军事机器的附属衙门，从而给予地方军政长官以最大的权限调动辖下的一切资源以期获取战争胜利为最高目标。这么做的一个坏处就是掌握地方的军阀实力派由于缺乏制约在所统辖的区域内能够轻易搞成一言堂，容易尾大不掉形成事实上的割据乃至反叛。如高欢反尔朱氏，侯景反东魏都是很典型的例子。东西魏的时候差不多依然是这样的情况，不过东西方出现了相反的发展路线。西魏——北周是先架空行台，然后取消行台区，最后以总管制取代都督制，从而将六级架构压缩至五级——其做法是自然淘汰，李虎死后不再设陇右行台，王思政投降东魏后不再设东道行台。东魏——北齐则是反过来强化行台机能，使其由临时机构演变为准常设机构，都督（征讨都督）则放弃行政职能，演变为纯军事将领。殊途同归，北齐的军政架构也压缩至五级。在西魏——北周取消行台制的同时，都督区却出现了分级的现象——较小的都督只统辖一二州，而较大的都督则可以统辖数十州。到北周施行总管制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情况。在北周之后，紧接着就是隋文帝上台，立国之初，隋于全国设置有28个总管府。开皇二年，杨坚“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以晋王广为尚书令。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于洛州，以秦王俊为尚书令。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于益州，以蜀王秀为尚书令。”
这是兼采北周北齐制度，在总管府之上重新又设置了行台。当时派出担任行台尚书令的都是杨坚的亲生儿子。其目的也无非就是巩固占领区的既有统治，弹压叛乱以及为南下灭陈作物质上的准备而已。所以平灭南陈之后，隋文帝就又撤销了行台，而改为大总管。由于在此之前的开皇六年原河南道行台秦王杨俊已经调任襄州道行台，而河南道之地已经纳入中央直辖。所以平定江南之后，隋朝的四大总管府设置为：益、荆、扬、并。分别主管长江上游、中游、下游以及河套以东黄河以北四大战略区。行台改为大总管府，不光是名称的改变，其权限也大大的缩小了。行台是尚书省的临时派出机构，与尚书省辖有的六部相对应的，行台也辖有相应的六部机构，不过其在编的职数略小于尚书省而已。一般来说，在设置行台的时期，行台是明确作为州县的上级行政主体单位存在的，也就是朝廷和州县的行政事务上传下达一般都要经过这一层级，不能直接绕开。说起来这个东西和我国建国初期的大区比较相似——我国建国之初，在全国范围内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还设有大区一级政府，分别为华东区西北区东北区华北区中南区西南区六个，每个大区都辖有若干个省，大区的行政机关相当于小型的政务院，内部也下设很多个部委。
而大总管府相对于行台其行政职能是不完全的，改制为大总管府以后，不少原先行台制时代需要按照朝廷——行台——都督区（总管区）——州这个程序来走的行政事务可以越过大总管总管这一层级实现朝廷——州的简化模式。
这个事情，说起来和我国现阶段搞省管县的思路很有些类似：现在的做法是力争以县为基本单位，行政事务大部分由省向县直接下达，县对省直接负责，绕开地级市一级。
当然改总管制之后也不是一下子就把总管府给干晾那里了，一切权力一下子都给他取消了。这里面有一个缓慢的过程。比如在行政方面，先把你总管的人事任免权控一下，再把财政预决算大部分收归中央。这样一来总管们在地方上的权威就不会无限膨大了。再比如军事事务上，隋文帝设置了十二卫、散实官等多套系统，空头的散实官即使贵为上柱国，既没有强大幕僚团，又没有财政和人事全权，更没法掌握十二卫架构下的府兵。大大减少了侯景事件重演的几率。
隋文帝后期四大总管有三个是自己的儿子——主要还是作为君权的代表，象征性的成分较多，还有一个韦世康是文官出身的亲信，显示大总管府的军事色彩也在淡化。
隋炀帝一上台，干脆直接取消所有总管府和大总管府。行政层级直接恢复到西汉时候的样子。取消总管府的直接原因是炀帝上台之初的并州总管汉王杨谅反叛事件，这次军事行动虽被勘定，隋炀帝却因此对那些集军民治权于一身的总管们极不放心，就有了大业元年正月初一“罢诸总管”之举。其意在削夺地方官员的权力，改地方集权体制为分权体制，以防其跟中央对抗。。但在罢废总管府之后，隋廷面临着管理三百余州的政区格局，如何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已是十分紧迫。大业二年正月，隋廷启动合并州、县两级政区的举措，分遣10位大臣赴各地“并省州县”，先后废掉134个州，保存183个州。与此同时，分离州刺史之职权的工作也在进行，此年二月在各地“置都尉官”，掌管地方武装，负责驻防、捕盗、讨逆诸务，解除了州刺史的军权，导致地方的军权与政权分离。隋炀帝杨广就像一个怪郎中：他的眼光是如此的精准，以至于不管什么疾病他都能一眼看穿，但是他开出的药方又是那么的奇怪，每一味药材不是用错就是严重过量,以至于任何一剂药吃下去都会产生致命的副作用。所以四项改革到最后统统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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