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价问题是每一个时代最基本的社会问题，它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明朝申后期辽东地区米粮价格的持续上涨与辽东地区特殊的军事地位密切相关，其影响不仅局限于辽东地区，而且蔓延到整个中国。本文从辽东米价上涨入手，分析辽东米价变动的原因，探讨辽东粮食价格的变化在明末辽东地区乃至全国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作者简介]栾凡，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吉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吉林长春130033)。
[原文出处]《东北史地》(学问)(长春)，2010．3．65—72
辽东为明朝的九边之首，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所辖疆域东到鸭绿江与朝鲜接壤，北过开原、铁岭，南至旅顺口与登州、莱州隔海相望，西至山海关与京师相接。这里自古便是兵家百战之地，明朝政府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夺取全国政权伊始便不惜一切代价营建辽东的军事防御体系，给这一地区注入了诸多的军事色彩。这里的社会经济亦呈现军事经济的特征，任何经济指数的变化都与军事格局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米价的变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明代辽东地区米粮价格的上涨，对明末辽东时局的变化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呢?一有明一代，辽东作为军事重镇，其经济发展与军事部署密切相关，经济指数的变化不受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制约，而是以军事格局的变化为首要条件。作为经济发展基本指数的粮食价格的变化，是辽东地区军事格局变化的晴雨表，全面反映了明末辽东战局的变化。
全汉昇先生在《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一文中，对明代九边的粮食价格做了系统的比较研究。我们利用其中关于辽东米粟价格列《明代辽东米价变化表》【1】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明代辽东的米价自成化十四年(1478)以后呈长期上涨的趋势。正统五年(1440)，由于“辽东边境丰稔，银一两买米六石十石者”【2】，是辽东地区的丰收之年，米价较低。到成化十四年(1478)时，“今辽阳城中每银十两止籴米二石五斗”。米价有所上涨，其原因是“贼情紧急”，要增派军队，“恐缺军饷”，采取了“召商上纳”和“发银籴买”的措施。但是，“每官价银一两，作米一石或八斗，尚少人上纳”【3】。两年后，“辽东每岁粮草，以本部运送银及开中引盐于本处收籴，年丰银一两可籴四石。歉则二石，至于边堡或止八九斗者”【4】。这是比较正常的时期，米价回落。直至明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正月以前，米价都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此后，兵荒再起，米价略有上涨。“辽东米谷，先年银壹钱可籴五六斗，或三四斗。近因兵荒，斗米值银一钱，而军士月粮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则止实米二斗五升，兵食不足”【5】。嘉靖三十七年(1558)“辽东……今岁比大祲，斗米至价银八钱，民饥死者十八九”【6】。
第二年，“斗米犹至七钱”【7】。这一时期，辽东遭遇较大的灾害，米价上涨，导致第二个米价上涨的高峰。达到1440年米价的6—7倍。隆庆元年(1567)“斗米银二钱”【8】。米价有所回落，至万历三年(1575)“蓟、辽连岁壁稔，斗米直三四分”【9】。由于连年丰收，米价迅速回落。万历二十九年(1601)辽东旱灾，“斗米银二钱，小米银一钱”【10】。万历四十六年(1618)涨到“斗值三钱”【11】。第二年，米价又回落到每石1．6—1．7两。泰昌元年(1620)八月，“辽自用兵以来，米粟踊贵，加以荒旱之余，石米四两，石粟二两”【12】。不久，米价涨到每石银7两。天启元年(1621)五、六月，辽东“彻日大雨，河上低湿，兵坐立泥淖中，腿皆生蛆。得升斗粮安置地上，风雨骤至，粮化为沙。斗米价一两二钱”【13】。八月，“广宁斗米八钱”【14】，是正统五年(1440)以来的最高值，也是第三次上涨的高峰。
从正统五年到天启元年以后，即15世纪中叶以后大约200年的时间内，辽东米价上涨了9倍多。其间，辽东米价有三次特别上涨的时期，即成化十四年(1478)、嘉靖三十七、三十八年(1558—1559)及天启元年(1621)，这三个时期的米价分别是每石银4两、每石银7—8两和每石银12两。这三次米价上涨的高峰呈倍数增长。即第二个高峰是第一个高峰的2倍，第三个高峰是第一个高峰的3倍。根据上述所引史料，三个高峰期皆为灾荒和战事之年，而且战乱所带来的米价变动要大大超过灾荒。
根据辽东地区的自然特点，对粮食的需求除米之外，还有粟(小米)。粟价的变化与米价亦有共同之处。现列《明朝后期辽东粟价》【15】如下：
根据辽东地区的自然特点，对粮食的需求除米之外，还有粟(小米)。粟价的变化与米价亦有共同之处。现列《明朝后期辽东粟价》【15】如下： 从上表可知，明朝万历初年及其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辽东的粟价上涨近十倍。“辽左僻居关外，北临虏，南临海，仅通一线之路与腹里通衢，有资易以羡补不足者，大径庭也。故岁丰则辽之粟不输于外，其价太贱而伤农；岁凶，则外境之粟不通于辽，其价太贵，而无所资脱也。再遇虏警，有主客数万之集，即斗金不能易一粟。未审司饷者于此如何处也?尝考往牒，如万历元年、万历六年、万历十四年，时值灾荒，米珠薪桂，斗粟银二三钱，有至六七钱者，视今日不啻十倍”【16】。辽东地区地处关外，北面是对明朝统治构成绝对威胁的蒙古，东北是明朝本打算“借以挟制蒙古”的女真各部，南面临海，只有山海关一路与内陆相通，丰年之时，辽东所产之粟不向外地输送，价格过低，对农民是一种伤害；备灾之年，外地米粟也不与辽东互通，导致米价过高。再加上辽东战事，集结大量的军队，对粮食的需求常常是求大于供，粮食价格就会上涨，即使是与万历元年、万历六年、万历十四年这样的灾荒之年相比，当时粟价是每斗二三钱，有的达六七钱，也上涨了近十倍。
从上表可知，明朝万历初年及其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辽东的粟价上涨近十倍。“辽左僻居关外，北临虏，南临海，仅通一线之路与腹里通衢，有资易以羡补不足者，大径庭也。故岁丰则辽之粟不输于外，其价太贱而伤农；岁凶，则外境之粟不通于辽，其价太贵，而无所资脱也。再遇虏警，有主客数万之集，即斗金不能易一粟。未审司饷者于此如何处也?尝考往牒，如万历元年、万历六年、万历十四年，时值灾荒，米珠薪桂，斗粟银二三钱，有至六七钱者，视今日不啻十倍”【16】。辽东地区地处关外，北面是对明朝统治构成绝对威胁的蒙古，东北是明朝本打算“借以挟制蒙古”的女真各部，南面临海，只有山海关一路与内陆相通，丰年之时，辽东所产之粟不向外地输送，价格过低，对农民是一种伤害；备灾之年，外地米粟也不与辽东互通，导致米价过高。再加上辽东战事，集结大量的军队，对粮食的需求常常是求大于供，粮食价格就会上涨，即使是与万历元年、万历六年、万历十四年这样的灾荒之年相比，当时粟价是每斗二三钱，有的达六七钱，也上涨了近十倍。
需要说明的是，辽东的米价在15世纪中叶以前不久才有记录，其原因是明朝政府在正统元年(1436)以后：“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17】银作为正式合法的货币来流通，市场上的物价改用银两表示，在文献中，北方边镇包括辽东地区的米粮价格也以银两来计算了。【18】二从米价表还可以看出，明代辽东米价的持续上涨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的，而且保持了长期上涨的趋势。其原因何在呢?
辽东米价上涨与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特点有直接的关系。辽东，作为明朝的边防重镇，驻扎大量的军队，满足军队的粮食及各方面的需求，是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在《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记载明代辽东地区史料的文献中，几乎每一条关于米价的记载都和兵食问题密切相关。辽东的粮食价格大部分时间处于较高的水平，这是由辽东的自然条件、屯田废弛、京运年例银及辽东战事的变化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其一，辽东地区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这里的粮食产量大大低于江南地区。“其地早寒，土广人稀”【19】，“且种惟一黍，岁止一熟而雨旸【20】”。辽东地区的农作物每年只有一次收获期，与江南地区的两次收获相比，粮食产量自然低下。如果遭遇灾年，产量就会更低，米价也就随之上涨。现列《明代辽东灾害表》如下：
其一，辽东地区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这里的粮食产量大大低于江南地区。“其地早寒，土广人稀”【19】，“且种惟一黍，岁止一熟而雨旸【20】”。辽东地区的农作物每年只有一次收获期，与江南地区的两次收获相比，粮食产量自然低下。如果遭遇灾年，产量就会更低，米价也就随之上涨。现列《明代辽东灾害表》如下： 由上表可知，有明一代，是东北地区的多灾期，在几乎没有任何抗灾措施，完全依赖自然条件的情况下，自然灾害对农业的打击十分沉重。
由上表可知，有明一代，是东北地区的多灾期，在几乎没有任何抗灾措施，完全依赖自然条件的情况下，自然灾害对农业的打击十分沉重。
如上表所示，明代中后期辽东地区的自然灾害发生率较高，嘉靖三十七年(1558)“辽左地方，滨海临夷，水陆艰阻。往时虽罹灾害，或止数城，或仅数月。未有全镇被灾三岁不登如今日者也。臣被命入境，见其巷无炊烟，野多暴骨，萧条惨楚，目不忍视。问之，则云去年凶馑，斗米主银八钱。母弃生儿，父食死子。父老相传，咸谓百年未有之灾。于时布种人土，遗民盼盼方望有秋。乃夏秋之交，霪雨田虫交相为蠹。今西成在候，斗米犹至七钱。冬春之交又不知当作何状?”【21】这一次的灾荒是前所未有的，连续三年颗粒无收。
天启六年(1626)十一月，辽东“兵每月(银)二两，饷岂不厚?但不屯无粟，百货难通，诸物常贵，银二两不得他处数钱之用”【22】。当时辽东驻军士兵的饷银是每月二两，正常时期应该是够用的。但“辽自用兵以来，米粟踊贵，加以荒旱之余，石米四两，石粟二两，其一石尚不及山东之四斗，通计一百万之赏，分十五万之军，每名约为六两，于银不为不多。而此六两籴米，才一石五斗耳”。【23】
“辽地亢旱，闻山东小米大收，每石值银三钱。今请挪太仓银十万，给与山东沿海州郡买小米，共凑八万石。视豆价高下买豆，令足喂马之数”【24】。“辽地瘠薄，荒者十之六七。官兵止将近城堡田地开种，离城堡稍远者一望蒿荒。其在海盖四卫耕种稍宽。然近苦海运养牛之家，供役输挽耕耘无暇援兵，驻剳地方散在村屯，籴买不出，民间窖藏无余积”【25】。况且，“大兵之后，必有大荒，大荒之后，必有大疫。近据经略揭报，参以往来传闻，辽阳赤地千里，刍粟一空，人马倒卧，道路枕藉，则今日辽东之患，又不在无银，而在无用银之处。”对于辽东大旱之后的凄惨景象做了确切的描述，一句“无用银之处”反映了大灾之后辽东市场的萧条。“各丁月粮，河东一两五钱，尚有三斗本色，可以救死，河西一两二钱，尽以市米仅得三斗，而况无市处，日腾日贵，已不能支撑眼下，如何捱过冬春?”【26】说明辽东米价几乎每天都在上涨，军卒维生艰难。
除了灾荒、战乱时期的变化之外，辽东的米、粟价格还有季节性的变化。“大抵边镇米价，不论壁凶。冬月犹可，一人初春，日益翔贵，商贩以时废居，率致巨富”【27】，“且收成之际，多在于七八月，米价之贱，多止于五六钱……明年之春……于籴之日，则病于时估之涌腾，名曰八钱，实过一两”【28】。无论丰年歉年，秋收之后的米价往往处于较低的水平，进入青黄不接的春天，米价就会一路攀升。“各边谷粟之价，不论丰凶，十二月以前，其价尚可，正月以后，则日贵一日”【29】。商人利用米价的季节变化囤积居奇，能够达到巨富的程度。
辽东地区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这一地区的自然灾害较多，粮食歉收的情况经常发生，丰歉年景不同，米价自然会受到影响，只要年景改变，米价就会回落，米价表也表现出有起有伏的趋势。但从长期看。辽东的米价却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上涨趋势，便另有原因。
其二，屯田废弛，军饷问题凸显，亦导致了辽东米价的持续上涨。辽东驻军人数巨大，辽东镇原额官军94693人，现额官军83340人，原额马匹77001匹。现额马骡驴41830只。这只是平常的驻军，即主军部分，战时加派的军队。即客军还不算在内。这么多的军队和马匹需要有大量的军饷才能维持，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粮食便是军饷中最重要的一项。
具体来说，明代军饷问题的解决，主要有四种方式：屯田、民运、京运、盐引。其中，以明太祖所确立的以屯田养兵的基本国策为准。“太祖高皇帝尝日：吾养兵百万当不费百姓粒米，盖祖制屯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每五十亩征子粒上仓，以正粮十二石自给，余粮六石分给守城，一军之田足以瞻一军之用”【30】。太祖时期，养兵不劳百姓，由守城之军自行解决，一军屯田收入足以供给一军之用。制定了“三分守城。七分屯种”的守边之制，明朝初年，辽东驻军的粮食原饷额700000石全部来自于屯粮。至于“民运”、“京运”、“盐引”，虽然是屯田收入不足的补足手段，但在中期以后，随着屯田的荒废，这几种方式却成为辽东军饷供应的主要手段。
屯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卫所士兵的军饷和官员的薪俸，由于边疆地区距离内陆路途遥远，粮饷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内陆输送，只能以军屯、民屯和商屯来解决，所以边疆地区的屯田是十分重要的。朱元璋曾明确指出：“屯田以守要害，此御夷狄之长策”【31】，“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宁谧，边境无虞，若但使兵坐食于农，农必受弊，非长治久安之术，其令天下卫所，督兵屯种，庶几兵农兼务，国用以舒。”【32】
国子监祭酒宋纳曾献守边策，与朱元璋的思想完全相符：“备边固在乎屯田，实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当法汉……宜选其有智谋勇略者数人，每将以东西五百里为制，随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领卫兵以充国兵数，斟酌损益，率五百里屯一将，布列缘边之地，远近相望，首尾相应，耕作以时，训练有法，遇贼则战，寇去则耕，此长久安边之策也。”【33】即“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34】。边疆地区的卫所更是“三分守成，七分屯田”【35】。辽东屯田始于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命马云、叶旺在攻略辽东。增设卫所的同时，开始军事屯田。所谓军屯，就是军士边守城，边屯种。屯守的比例因时因地而变化，辽东地区的屯田开始是三分屯种，七分戍守，后来改为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在军屯中从事生产和戍守的军士称为屯田军，他们世代相继，被编在固定的卫所，不得离田。屯田军的农具、耕牛由政府拨给，而且还有奖励政策，如晚征赋税、有功者给银钞等，调动了屯田军的积极性。民屯是军屯的补充形式，也称为移民屯田。所移之民有四个来源，即，关内的犯罪之人，归附的高丽、女真民户，故元遗民，从女真、朝鲜索回的原辽东军民等，将这些人安置在屯田地区，给予田地，令其屯种。商屯是明朝政府利用食盐的专卖权，诱使商人将粮食运往辽东，换取盐引支盐。有的商人为了节省运费，便在当地招募无地的农民屯种，收获后就地换取盐引。
明初的辽东屯田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不仅壮大了军事力量，而且使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为明朝经营东北奠定了基础。但这种局面没有维持长久，明中叶以后，屯田出现危机。“辽东极边。地方广阔，军马众多，粮草俱凭屯种供给。近年都司卫所官往往占种膏腴，私役军士，虚报子粒，军士饥寒切身，因而逃避。亦有管军官旗，倚恃势强，欺虐良善，无所控诉。”【36】“辽东各卫近城膏腴田地多被卫所官员占种，却将累年放免充军名下未蠲之粮，分派贫乏余丁老幼。其富实余丁，官豪仍旧私役，以致人无控诉。”由于官豪对屯田及生产者的侵夺和役使，屯田的直接生产者不胜层层盘剥，纷纷逃亡，加上兀良哈三卫和女真各部向辽东地区的侵扰，造成辽东屯田的废弛和崩溃，辽东驻军的军食问题便日益严重起来。“岁不足七八万(石)之数，较于旧制，屯田之法，十不及一。”【37】“不知始自何年，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38】址成化年间到嘉靖时期，屯田逐步废弛，至万历以后，屯田已经被彻底破坏，粮食生产严重不足。在屯田政策实行较好的时期，即洪武、永乐年间，辽东地区每年的屯田收入是70万石，到明朝后期的万历四十一年(1613)至四十二年(1614)时，每年屯田收入只有17万石。“及嘉、隆以来，累清屯田，虽时盈时耗，而较其见存之数，大约损故额十之六七。”【39】由于屯田废弛，在辽东地区出现了粮食求大于供的状况，米价自然上涨。屯粮供应严重缺失，辽东驻军的所有开销全部依赖国家财政支出，可这时的明朝财政早已是人不敷出，频繁的战争在吞噬了辽东大片明朝领土同时，又将明朝财政逼至崩溃的边缘。
其三，辽东屯田荒废，军食的需求基本依赖内陆的供应，为维持驻军生活，不得不从京城运输银子接济辽东，称为年例或年例银。但路途遥远，交通困难，运输费用非常之大。如遇战事，加派军队，则军食需求更会猛增。运输成本之高必将加入米价，使原本居高不下的米价更加难以回落。明朝后期，辽东战事爆发，明朝政府又加派了辽饷，将更多的白银投入辽东市场。
辽东的京运年例银始于“自屯粮不足加以民运，民运不足加以盐粮，盐粮不足加以京运”【40】。屯田废弛以来，军饷不足则由民运补充，民运不足便采取开中盐粮的方式，仍然不能满足军饷需求，只好运送银子来补足。但京运年例的数目不断上涨。据统计，嘉靖以前，明朝拨给辽东地区的年例银为10000两，嘉靖年间为203000两，万历二十一年(1593)仅一年就拨给辽东年例银600000两。【41】这些白银可以由卫所籴买粮料发给军士，也可以直接发白银，由军士自己购买自己及家庭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
无论是运输粮食还是银子，都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近因贼情紧急，巡抚总理粮储官不得已恐缺军饷，会议于定辽、金、复等处十一卫军余输运，动调一万余人，往回一二千里，每米一石，顾脚盘费，多者要七八十钱，少者亦不下五六十钱，河东之地，远近骚然。各官虽用心催攒，但山涧险阻，车辆不通，只是牛畜驮负，力疲财殚，卒难毕集。事势至此，尤为可恨欲减米数，恐亏损官银，欲增脚钱，恐库藏缺乏。即今传报声息不绝，设若大军屯驻日久，转运艰难，逼迫紧急，使余军逃窜山林，疲饿累死，不惟重伤人命，亦且大误边储”【42】。这样在原来的米价里就要加上运费，而且路途艰险，运输人员怨声载道，甚至疲饿累死。“其输边塞者，粮一石费银一两以上，丰年用粮八九石，方易一两。若丝绵布帛之输京师者，交纳之费过于所输，南方转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43】这条史料对转运粮食的费用作了计算，运输费用之高，亦是辽东米价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后，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伐明，辽东战事爆发，明朝政府又加派了辽饷。泰昌元年(1620)十月，“户部奏，辽东新饷，自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起至泰昌元年九月止共发过一千五十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三两有奇”【44】。万历四十七年(1619)八月，吏部报“自有辽事迄今一年有奇，而解发该镇者已四百余万”【45】。天启元年(1621)正月，户部尚书统计：“自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二十五日起，至泰昌元年十月十七日止，共发银一千九百九十三万二千五百六十两零；自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起，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止，共发银二十五万五千八百六十两。”【46】
在2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明朝政府运往辽东的银子已达20188366两。辽东的年例银或辽饷，来源于明朝政府的财政支出，而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自全国各地的税收或其他方式的收入。随着屯田、民运粮折色，开中纳粮改纳银，京运年例银的大幅度增加，各边镇饷额出现了一个以银两为主的局面。大量银两投入辽东市场，增加了对粮食和其他物品的需求，破坏了正常的经济规律，价格必然随之上涨。
综上，明代辽东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与辽东地区特殊的军事地位密切相关。建元伊始，明朝政府就清楚地认识到辽东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戍守”【47】，因此对辽东地区的经济投入力度也较大。但是，越是害怕失去，反而越容易失去，明朝最后的灭亡恰恰就是由辽东开始的。三民以食为天，兵以食为命。对于百姓而言，粮食价格的高低决定生活水平的高低；对于军队来说，则是“食足则兵强，兵强则守固矣”【48】。只有兵食充足才能保证军队的强大，军队强大了，边疆才能稳固。“夫兵以卫国，食以养兵，未有有兵无食而能强其兵者也。故筹边者，筹兵要矣，而足食急焉。”【49】军队是保卫国家的，军粮是用来养兵的。只有军队没有军粮或军粮不足是不能使军队强大的。要想稳固边疆，招募军队是必需的，但军粮却是急需的。因此。辽东米价的上涨，对军食问题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并由此引发了诸多方面的问题。
辽东军粮一直是明朝政府的重大财政负担。“卫所军旅，凡九万九千八百七十五员名，除新募应援兵不计，区区止借山海关一路馈饷。我朝北都燕，而远漕江南粟，又自京师达于辽阳，飞挽不继，边卒辄叫呶待哺，甚至凶荒，士卒相食，万一难守，密迩畿辅，倭寇之人，兼以虏骑乘间，何以御之。此其患，不在兵之不强，而在食之不足。食足则兵强，兵强则守固矣。”【50】辽东军粮来源主要仰仗明朝政府从山海关一路运输饷银，江南地区的米粟，经过漕运到达京师，再由京师运抵辽阳。路途遥远，不能如期到达，如遇凶荒之年，甚至出现士卒相食的现象。将士们的体力难以保证，守卫边疆从何谈起。带来这样的祸患，不是军队不强大，而是军粮不充足。军粮充足则军兵强壮，军兵强壮则战斗力增强，边疆的防守才能稳固。
“虽然政府调拨的款额巨大，但仍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军卒有钱但无法购得粮食，由于粮食缺乏，军兵即使拿到足额的饷银，也无法买到充足的粮食。“今日辽东之患不在无银，而在无用银之处，何也?辽自用兵以来，米粟踊贵，加以荒旱之余，石米四两，石粟二两。其一石尚不及山东之四斗。通计一百万之费分十五万之军，每名约得六两，于银不为不多，而此六两籴米才一石五斗耳。纵是富人，未免抱金饿死。”【51】
另一方面是政府已拨款项不得下发。军兵拿不到足数的饷银。“一议兵饷，以保危镇。辽东一镇乃蓟门藩篱，数年以来，虏犯无时。人少田荒，节蒙湛恩，汪濊渐加，至四钱矣。又以战马无措，内除五分为朋银。是每军每月仅得三钱五分耳，米粮腾踊，饔殆不饱，又安望得其欢心而令之出死力耶?【52】辽东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长期遭受北方少数民族的进犯。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每名军卒每月能领到四钱的饷银，又要扣除五分作为战马的费用，只剩下三钱五分的饷银，在米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根本不能饱食，哪里还能得到军卒的忠心，并命令他们奋力出击呢?“今辽阳小米、黄豆斗值二钱七分矣，草一束值二分五厘，葛柴一束值一分五厘矣。每军一日连人带马须得一钱三四分方能过活，而所领月饷及马止于八分。军兵如何盘缠得过?如何不卖袄裤什物?如何不夺民间粮窖?如何不夺马料养自己性命?而马匹如何不瘦不死。”【53】根据当时辽阳的物价，每个士兵连人带马每天需要一钱三四分才能应付日常开销，但所领月饷只有八分，没有达到最低标准，军兵怎样算计都无法满足最低生活标准的需求，只好变卖衣服和其他物品以果腹。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去抢夺民间的粮窖，甚至与马争食，导致马匹瘦弱而死。其直接后果就是军兵和马匹的战斗力严重受损。
军卒生活贫困不堪，不仅极大地影响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会导致其他事端。明朝士兵的军饷包括月粮和行粮，月粮属于常规军饷，行粮是出征时的补贴，此外还有一年赏赐一次的冬衣和布花，衣服和鞋三年赏赐一次。对于士兵而言，赖以生存的就是月粮。由于米价猛涨，士兵生活困苦不堪。王崇之在《辽阳时政疏》中写道：“夫衣食切于人身，不可一日有缺，今迟以数岁不能补给，致此处有饥寒之苦，彼处积无用之地，陆路既称难来，海运见今无船。则穷边官军，何所仰赖哉。臣闻辽东旧时收成，粮食颇贱，商贾贩卖，易换有无，尚不免于饥寒，今兵荒相仍，商贾少通，使军士号啼饥寒。以此饥寒之人。不惟难驰锋镝之下，亦恐生意外之虑。”【54】说明衣食对于士兵异常重要，尤其是辽东地区，即使不在战时，粮食价格较低，可以通过商贾买卖互通有无的情况下，尚不免于饥寒，何况在兵荒马乱之时。如此吃不饱穿不暖的士兵，不仅是在战场上无法征战，恐怕也会生出其他意外之事。“然兵以食为命”，只有军食充足，“庶士饱思奋，不战而气自倍矣”，【55】才能保证军队的战斗力。按照平时的防御标准，“大约行间用一步军，岁费十金，用一马军，岁费二十金，此寻常防御之概也”。在平时，供养一个步兵，每年花费十两金子，供养一个骑兵，每年二十两金子。在战时，命令军卒“冒锋镝，蹈白刃”，冲锋陷阵，没有“厚糈丰犒”，怎么能让军卒奋力而战呢?而且军士的月饷并不包括“安家买马制器等费”【56】，其负担就更是可想而知。
万历四十八年(五月己卯)，江西巡按张铨上言：“自古国家之乱，起于民穷财尽。国家自有奴患以来，军兴繁费，司农束手，不得不履亩加赋。然亦当斟酌轻重之间，稍留不尽之意，乃三厘未已而七厘。七厘又未已而九厘。穷民何以堪此?盖天地止此利薮，民间止此物力，正额尚苦，况于加徵；加徵已难，况于增益?长此安穷，谁阶之厉?职以为即不能减于七厘之内，断不可溢于七厘之外。譬之一身，辽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借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则危亡可立而待。竭天下以为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先危。为今日计，正在联人心以固根本。岂可复腹削无已，驱之使乱耶?则诸臣之为国谋者非也，皇上之自为谋更非矣。大内积金过斗，以有用之物，置无用之地，与瓦砾粪土何殊。而发帑之请，叫阍不报，加派之议，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岂财为皇上之财，而民非皇上之民耶?夫有人而后有财，民散财谁与守?伏乞轸念民生，熟维国计。敕下户部将加派田亩酌量减免。并乞慨发帑金以给辽饷，则民心联而元气固，士气奋而神气张，外患内忧立刻消弭矣。”【57】这篇奏疏认为国家之乱起源于民穷财尽。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就是努尔哈赤的兴起。为了镇压努尔哈赤，大量军队派往辽东，军费大增。政府没有办法，只好加征田赋。但天下资源、民间物力都有定数，正常的赋税已经使百姓难以承担，何况加征，甚至增益?如果把国家比成身体，辽东地区属于肩背，天下为腹心，肩背有患，还能借腹心的血液滋养。腹心如果先行溃败，那么国家的危亡就指日可待了。竭尽天下的资源支援辽东，辽东也未必能保全，而天下的危机则是不可避免了。
综上，辽东米价的变化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下图所示。
综上，辽东米价的变化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下图所示。米价问题是经济范畴的问题，却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由辽东米价上涨导致军饷购买力下降，军粮严重不足导致军队战斗力降低，明朝政府只好加派军饷，导致财政负担增加；努尔哈赤伐明导致辽东战事吃紧，明朝只好增加兵力、继续加派军饷，导致运输负担加大、援辽军士负担加重；为了筹集军饷加派辽饷，导致全国百姓生活困苦，引发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在农民军和清兵的双重打击之下，明朝走完了276年的历史进程。
（栾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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