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一生，倘若能得旁人一句“未有败笔”的评价，想必定会是无比美满的，就像王军。
他出生名门，自小接受良好教育，成年后却没有追随父母脚步，而是选择迈向截然相反的道路，凭借自身努力拼搏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王军用他自己的经历告诉世人：一直活在父母阴影下的小树苗，只要抱着一颗奋斗不止的心，总有一天亦能成长为参天大树，以自己的姓名傲立人间，彻底摆脱父母“附属品”的角色。
那么，属于王军的故事又是什么？
王军出生在1941年的湖南浏阳。他的父亲唤作王震，是中国的开国上将，少年时代长于佃户家庭，让其饱受旧时代黑暗压迫，萌生反抗念头。
14岁时，王震孤身至长沙当兵，后成为铁路工人，开始接触革命组织和进步思想。1927年，王震先后加入中国青年团及中共党组织，开启他的辉煌一生。
建国前，王震一直追随党中央奋斗在抗战第一线，立下无数汗马功劳。1949年以后，他接受上级任命，前往苍凉荒芜的新疆担任中央西北局委员、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等职务，始终贯彻党中央政策，严格执行“人民解放军既是人民子弟兵，也是工作队和生产队”的指示。
正因有王震的率领，昔年穷困偏僻的新疆地区才能成为一片生机勃勃的土地，北疆打破了“自古不种植棉花”的传统。
新疆工业总值稳步增长，1953年达到4年前的36倍；钢铁、纺织、发电等工矿企业逐渐开办……新疆人民真诚爱戴同样热爱新疆土地的王震将军。
1975年，王震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已经病重的周总理紧抓经济工作，支持邓小平开展全面整顿，恢复国民经济。
次年，王震在“拨乱反正”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历史转折的创造者之一。随后，他连任国务院副总理，当选国家副主席，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添瓦，付出辛劳，直至病故。
父亲的表率影响在王军的生命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记，哪怕他没有走上和父亲相同的道路，也一直坚守父亲传承下来的信念，为国、为人民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母亲同样是王军人生中不可缺少的“引路者”。他的母亲叫王季青，其幼时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养成了坚韧品性，从未被任何艰难打倒。
中学毕业后，刻苦学习的王季青考入北京大学，读历史专业。1935年，她加入中共组织；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拉开序幕，满腔热血的女学生直奔最前线，加入晋西北八路军，担任文化教员。
在王季青的身上，能看到那个时代里革命女同志特有的一份“柔情”和“固执”，她没有走上前线，而是留在后方，致力于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大半辈子，用无私之心为祖国培养建设人才。
她和王震的婚姻，颇具一股“传奇”意味，属于“先婚后爱”的典范，因为谁也没有想到，明明是上司见二人般配，执意搞出的“撮合”，反而成就了他们夫妻一世相伴、至死不渝的深情。
对王军等子女而言，父母即是“文武”结合的典型，父亲的英勇无畏教会了他们如何保持敏捷的行动力，当一名出色的“实践者”；母亲则培养了他们的学习方式及思维逻辑，帮助他们充分使用自己聪明的大脑。
非凡的家庭塑造非凡的灵魂，王军在如此优质的环境下成长，自然也会朝着更好的未来大步前进。
1960年，19岁的王军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的成绩优异，毕业后就被安排到江南造船厂当工程师。1967年，26岁的他转入武昌造船厂，继续担任工程师一职。
1977年，王军入伍，成为一名中国解放军海军战士。部队的生活，让深藏在王军骨子里的坚韧愈加明显，也给他的日后埋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978年，退伍的王军没有走上原定的道路，而是抱着“闯一闯”的心态，毫不犹豫地投身到改革开放的火热浪潮中。
他其实是有创业资本的，除了父母、学校教会他的知识，昔年王军还曾跟着华夏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周游全国，对轻工、重工、钢铁、机械、电子等领域都有一定接触。
再加上他的记忆力绝佳，故而说起这些内容，总能说得“头头是道”，让聆听者无不折服在他的魅力里。
不过，创业可不仅仅靠“说”便够了，它也需要恰到好处的“幸运”及坚持不懈的努力，刚好，王军全部占有。
1979年，是王军此一辈子中非常清晰地“分水岭”之一。那一年，他的“老邻居”荣毅仁在邓小平“可围绕改革开放进行一些实际工作”的指示下，向党中央提出了《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的意见书。
当年6月，党中央批准荣毅仁的意见书。10月，在荣毅仁的领导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挂牌成立，荣毅仁担任董事长及总经理职务。
荣毅仁算是见证王军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长辈，因此他对王军的未来非常看好，最初筹备建立中信集团时，即向王军抛出了橄榄枝，为王军创造了实现愿望的途径。
别看王军在一众老先生的衬托下，显得仿佛一只尚未展翅飞翔的“小鸟”，实际上，诸如荣毅仁等前辈，对王军的评价可是相当高的。
他们说：“王军的家庭及成长背景，造就了他严谨务实的品性，也培养了他出色的记忆能力和学习能力。”
王军确实没有辜负长辈们的厚望，咬紧牙关，与成员们共同奋斗，夜以继日、从不停歇。
累了，就在房间地板上铺一张地毯，躺到上面小小打个盹；饿了，便随意在附近找家餐馆填饱肚子。
中信集团的业务部，在他的领导下，越来越好，最终成长为这个庞大公司旗下多数子公司的最初雏形。
同事们皆说：“王军的精力之充沛旺盛，着实令旁人'自愧不如’啊！”他喜欢把出差行程安排在晚上，交通工具上休息、白天落地继续忙工作，坚决不浪费一丁点时间。
偶尔，王军也会享受一下难得的“闲暇”出差时间，只不过，他的“享受方式”稍稍有点儿特别。某一回，常振明陪同王军到东京出差，正巧旅店附近有一家小小的烤串店，王军便主动邀请他一起前去品尝。
烤串店主要经营鸡肉，每一个串上大概有4块，王军吃了50来串后，听老板说店里已有记录是60串，王军只要再吃几串，便能破了这个店铺保持了80余年的记录。
心血来潮的王军果然兴致勃勃要老板再上10来串烤鸡肉，直接高出店内记录10余串，成为新的记录保持者。
有人想不明白，王军怎么这般“疯”呢？其实，他在中信集团内一直有一个“疯子”外号，不只生活方面，工作领域中的王军同样“疯态”不改。
1993年，荣毅仁从中信领导位置退下，王军接手，成为中信第二代领导人。此时大市场环境并不理想，王军及中信集团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危险。
一来，“大企业”开始消肿计划，中信集团未有例外，直接和600余家投资企业“断绝”联系；
二来，中信内部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一个3万余人、拥有13个直属公司、7个子公司、6个下属公司、7个海外子公司的大集团，竟然账面上只有200万元，仅够支付总公司员工1个半月的工资，实在是太“离谱”了！
王军没有办法，只得在某次活动上找到中信国安的领导李士林，请他尽快帮自己筹集1500万元。李士林一头雾水，问王军：“你是不是要开展什么新项目？”
王军无奈叹息一口，回答：“给员工发工资……”
李士林震惊地瞪大双眼，为王军的答案感到“荒谬”。实际上，不仅李士林觉得“荒谬”，王军亦“想不通”，从来没有感受过失眠的他开始整夜整夜无法入睡。他尝试过市面上流通的大部分安眠药物，却依旧无法缓解内心焦虑。
有一次，王军的助手给他递上一份中信集团国内投资项目相关的报告，王军甫一翻开，立刻无语至极：到底是多差劲儿，1000余个项目，发展良好的居然没有几个。
幸而王军天生乐于挑战，敢于朝着困难前进。他一边抓紧摸清资产结构、理顺资产关系，一边紧急召唤子公司负责人来京，要求他们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利润指标、连本带利归还向总公司申请的贷款。
同时，他找到当时担任机关党委书记的温晋平，请他召集机关内部年轻人一同开几场战略研讨会。王军告诉大家，一定要实现“刺刀见红”的目的，不能光谈成绩，而是必须切实解决问题。
“脱虚就实”的几场研讨会开完，王军终于找到了问题根本：
一是战线过长，影响投资效益；
二是总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不当；
三是资金运行方式容易造成人民币贬值的负面结果，且需公司自己承担此种压力。
他开始绞尽脑汁想解决方法：向经营状况良好、资金充沛的子公司借钱；对公司业务进行优化、整合、删减等工作。
就这样，王军硬生生把已经“站”在“悬崖边上”的中信集团拉了回来，让它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王军的成功，令他走入上层领导的视线，真正在中信集团站稳了脚跟，赢得了一票群众基础。1995年，王军正式出任中信集团董事长一职。
1996年，世人眼中理应“成长”的王军再度重犯“疯态”，他第一次独断专行，果决让出中信泰富将近20％的股份，使得国有资产直接损失36个亿。此一结果，导致王军被中央领导约谈，并差点儿失去董事长的职位。
但事后种种证明，王军的决定没有错误，他让中信获得108亿资金补充，支撑集团平稳度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没有向国家伸手要钱。
他说：“我当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就算我被撤职，公司能安然无恙，亦是值得了。”
2003年，王军再度遭遇艰难抉择。彼时，中信银行正处于改制前期，累积不良资产超300亿元。
如果想要解决相关问题，就必须要求助于其他机构来填补资金缺口，把“3钱”当成“2钱”贱卖了，再用“3钱”卖“5钱、10钱”的方式进行引资。
他倾尽整个集团之力，停止了3年内全部行业的投融资金，向中信银行集中注入资金，令其以净资产3倍的价格引入了西班牙对外银行，跃居当时外资参股中国银行最昂贵交易之一。
同时，王军又率领中信集团以开设新公司的方式扩大经营规模，完成了中信集团成立以来最大“手笔”的跨行业重组，塑造了属于中信整合的灵魂。
当然，王军的“奋斗目标”可不只中信集团，深受父母影响的他，也把视线放在了国家建设方面。
鸟巢建设开始前，王军特地交代员工：“国家体育馆对中国而言是一件大事，能够参与其中，会让中信赢得超出商人标准的巨大荣誉，所以即使我们赔本，亦必须拿下这个项目。”
要知道，鸟巢身为国家级建筑项目，所需要的成本是无法预估的，且聚焦全世界的关注，任何方面皆不可出现丝毫差错。
因而许多商人都担心自己承担不起这般责任和风险，拿不到可观利润，于是纷纷“临阵脱逃”。
唯有王军一人主动迎难而上，“自投罗网”般强势参与当中。这份责任感和使命感，谁又敢说不是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
除此外，王军还是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首任董事长，该俱乐部正是他一手创办的。虽然中国足球前景始终不容乐观，但王军在此之中的努力却值得人们铭记。
国安的口号“永远争第一”就是出自王军之口，这句话，不仅代表了他对国安俱乐部及中国足球的期望，也是王军对自己、对中信集团的基本要求。
王军从来没有掩饰自己对“第一”的野心，一直奋力奔跑在“更好、更棒”的道路上。
2007年，早就将骨血融入中信集团的王军告别了相伴27年的“老伙计”，为自己的中信“生涯”画下一个完美句点。
有人说，王军本可以继续待在中信集团，可他为了让集团领导班子能平稳过渡，到底还是选择了“事了拂衣去”的洒脱。
他说：“我相信常振明，相信中信的未来，我很放心，一切皆是我想要的结果。”
没有退休前，王军对自己晚年生活的构想是：“找一家高尔夫球场，当一名草坪修理师父。”
为了让自己能够达成此“愿望”，他在早年间便建立、收购了7家高尔夫球会，设计及建造了50来个高尔夫球场。
对王军来说，高尔夫不但是他最青睐的运动，亦是促进人际关系、和世界接轨的方式之一。他对中国高尔夫行业的发展具有绝对的推动功劳。
他对朋友说：“高尔夫可以改变人的性格，让你慢慢归于平和。”
那退休后的王军，真如他自己所愿成为了一名“闲人”，尽情享受自己的爱好了吗？
其实没有，除了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席、亚巡赛名誉主席外，王军又出任了深圳市朝向管理集团的董事长、金榜集团的主席及中国天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等等。
他依旧没有停下“奋斗”脚步。
2007年，王军决定跟随父亲的步伐，对新疆进行为期3年的投资。他打算让中国天然计划入股乌鲁木齐的商业银行，取得绝对股权。
再在乌市头屯河区建设一个大型的国际会展中心，以10亿元收购、扩建3个煤炭生产基地，进行20亿到30亿元的煤炭化工与煤电项目的投资工作。
就像王军向记者说得那样，新疆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喜欢新疆的一切，关心新疆和新疆兵团，即便他口上自称已成“一介闲人”，也无法掩饰他对新疆建设的付出和努力。
2008年，中信泰富又遇危机，挂心中信的王军二话不说，直接跑到集团总部与常振明、孔丹商讨“究竟救不救”、“如何救”等问题，并告诉常孔两人：此次危机乃是中信所面临最严峻一次，必须下定决心，果断、狠心、迅速地处理。
78岁那年，王军因病于广州逝世，结束了他的传奇一生。
纵观王军的一辈子，会发现源自父母的“革命精神”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无惧任何险阻，始终迎难而上，以充沛精力和清醒、客观、理智的态度面对人生所有难题，似乎是一位永远无法被打倒的“巨人”。
正如中信员工对他的评价，王军此生确实没有留下丝毫“败笔”，但他的“完美”与他的出身、幸运无关，而是他凭借自身努力创造的。
王军的坚韧、刻苦、谨慎、务实和永不言“放弃”是他身上最值得世人学习及敬佩的精神；“事了拂衣去”的洒脱、对祖国的责任感和失明感则加深了他的传奇色彩。
文/南宫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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