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波‖梦回青羊宫，依稀少年时

梦回青羊宫，依稀少年时

撰文/徐波

在吃住都成问题的年代，有时候住房最使人难堪。上世纪90年代有一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描绘70、80年代的城市居民的生活。剧中张大民一家住在逼仄的小平房里，结婚新房也是在院子搭建的小房子，婚床竟然中间隔着一棵树，这对我这代人是非常写实的。我出生在成都奎星楼街，听上去有文气，不晓得这与我后来学文科，成为历史老师是否有关。我父亲生前一直在成都西城区商业局工商科（工商管理科成为局那是改革开放后的事）工作，因为不是什么重要部门，工作人员的住房不可能解决得好。记得我家为了改善住房条件不断在搬家，先后在黄瓦街、后子门、石灰街住过。1969年春从石灰街搬迁到青羊宫，房子破但挺宽敞，所以在那里一住二十几年。搬到青羊宫时，我正读小学一年级，已经完全记事，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青羊宫全然没有了旧模样，而在我心中它从来新旧交叠，颇有时间的纵深。

上世纪90年代的青羊正街

我家在青羊正街102号，大致就是现在中国移动青羊营业厅那个位置，院子不小，住着同单位的三户人。那院子就是文革前的青羊宫市场，房子则是青羊宫市场的管理办公用房，离十字路口不远。当年的青羊宫远没有现在那么繁华，是成都的郊外，有乡镇味道。青羊正街是东西向的街道，与南北向的一环路西二段相交，形成一个大十字路口，路口西南有警察的岗亭，东南高墙上挂有一口大钟，定期有人上发条。这十字路口显然就是青羊宫“乡镇”的中心。我就读的青羊横街小学在家对门，后来上中学要远一些，在更郊外的成都市百花潭中学（当时学校门开在清水河边）。我与小学、中学的玩伴和同学们的活动范围向西一直到送仙桥以外的杜甫草堂一带，向东到琴台路、宝云庵附近，北到成都中医学院，南达一环路百花大桥外。这就是我青少年时代的活动天地，是我所谓青羊宫街市。

道观青羊宫

由于著名的道观青羊宫坐落在此，所以周围的的街巷都以“青羊”命名。青羊正街在青羊宫墙外，一直向西接成温公路。1987年建成一环路之后，将一环路西二段以内的一段保留为青羊正街，一环路西二段以外的一段改名为青羊上街。青羊上街南侧有青羊横街，北侧有青羊正街右巷，青羊正街以南沿南河有青羊后街。在如今的青羊上街有经营成都到温江客运的温江汽车运输公司，那里一直是成都最重要的长途汽车站之一。成都市自来水公司的修配厂和成都自来水一厂都在如今的青羊上街。

说青羊宫像一个乡镇，具有半城半乡的特色，是因为它毕竟是当时成都的西郊，接近乡村，除向东一面接市区金河、人民公园一带外，三面全是农田。省人民医院、中医学院都在田野中，省农展馆里外都是田，更不用说送仙桥以外的成都水电校、成堪院、成都煤干院、西南电管局中心试验所等单位了。因为接近乡村，所以在温运司附近有屠宰场和规模不小的农资供销合作社，早上能听到猪的嚎叫，老远就能闻到六六粉和煤油味道。从温运司往东才开始逐渐有城镇模样，说不上繁华，不过整个青羊正街确实有不少餐饮、干杂、百货、日杂等商店。

成都市动物园（如今的成都百花潭公园）

那个年代一切按计划办事，出门要有单位介绍信，人口流动非常有限。整个青羊宫平时除了当地居民外，能见到主要是附近乡下进城办事的，还有外州县到省医院看病的人。因为有文化公园（当年青羊宫与文化公园合在一起，是一个公园）、成都动物园（如今的百花潭公园）、杜甫草堂等公园在附近，逢年过节人会多一些，人们从城里、乡下、外州县来到青羊宫，于是有熙熙攘攘的景象。这时候才晓得为什么青羊宫地方不大，饭馆不少，只说国营馆子由西向东就有朴素饭店、醉花阴饭店、中和园和炳森园。这些大馆子不是本地居民经常光顾的地方，平时买个早餐，吃个便饭一般是在卖面条、包子、馒头、油糕的小吃店。

这张老照片不是青羊宫，不过画面情景相同，尤其是那粪水车

青羊宫街上往来的各种车辆不多，只是每天傍晚农民进城掏粪的车浩浩荡荡，那是一大风景。由于流动人口不多，居民之间朝夕相处，彼此熟悉，民风纯朴，看不出省城街道的排场，绝对的乡镇街市模样。谁家的儿子找到了好工作，谁家的女儿嫁了好女婿，谁家买了新自行车，这类家务事大家都明白知晓，没有秘密，也保不了密。青羊宫街市上除了居民平静的日常生活外，也像别的乡镇一样，有长期逗留于此的混混儿或流浪汉，给居民们提供些闲聊的话题，甚至可以说调剂了止水般的生活，成为当地人抹不掉的家乡记忆。

青羊宫街市在70年代有两大流浪汉，一个是“小庆”，另一个叫“何将军”。我相信当年在那一带生活的居民，不可能不知道这两大名人。小庆高大肥硕，一双斗鸡眼，笑起来有些羞涩腼腆，随时都像没有睡醒。他浑身上下的懒散是入了骨的，并且具有感染性，会弥漫到周围，与他说话，注视他的举止，不知不觉你也懒洋洋的了。他夏天在树荫下睡觉，冬天在阳光里逮虱子，一副无忧无虑，天塌下来都不关他事的神情。

“小庆，今天在哪家馆子吃饭？”有人打趣地问他。

“在炳森园吃。”他揉揉眼睛，无精打采地回答。

“不到对面中和园吃一盘？换换口味嘛。”

“不跟他争。”小庆抬起头，笑一笑，伸了个懒腰说。

小庆口中的“他”就是何将军，他们好像划分了“势力范围”，井水不犯河水，各人在不同的饭馆吃顾客的剩饭菜，有时候也看到他们饭后帮饭馆扫扫地。何将军其实没有他的称呼那么威武，个子不高，样子甚至有点儿猥琐，一身皱巴巴的破军装，胸前总佩戴有领袖像章和别的什么勋章。有人说他是退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不过从没听他述说从前往事，永远不知道英雄的出处。只因为他身着军装，佩戴勋章，所以有“将军”的称呼。何将军经常出现在中和园和我们青羊横街小学傍边，敞开油腻腻的衣服，身边放着酒瓶，也好那么一口。

小庆和何将军混迹青羊宫那么多年，附近居民对他俩没有恶评，没听说过他们作恶害人，算是很善良的街头浪人。我17岁离开了青羊宫，他们不再出现在我眼面前，但从来没有从我的记忆消失。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年回家过春节问起小庆，母亲告诉我：“居委会曾出面把小庆安排到隔壁生产组干活，希望他能自食其力，结果他懒散成性，不可救药，干了几天就跑了，继续过他的流浪生活。前不久，他好像是感冒了，蜷缩在我家后门外巷子头，我给他几颗药吃，病好了他还晓得来道谢。人不坏，就是太懒！”从此我再没有听说过小庆的消息，至于何将军，同样是英雄不曾问来处，更不知道其下场如何！

在我印象中，青羊宫的居民非常朴素，国营理发店只有一家，叫“更新理发店”，大多数人都在那里理发，发式基本统一，小孩子一律马桶盖，成人一般剃圆寸头或平头，大背头只有极少数讲究的人才做。街上还有一家国营照相馆，叫“新风照相馆”，附近所有人的证件照、结婚照等由其负责。街坊邻居的衣服都出自一位裁缝之手，裁缝店在正街西侧靠近文化公园那边，裁缝姓毛，清瘦斯文，衣着整洁，为人和善，是我老同学的父亲。当然，这不是说当年街市上就没有时尚，没有美女招摇，其实青羊宫街上也有美丽的传说。记得在70年代在百花大桥以外有工人新村，那个地方出了一个美女，叫耿老七。年龄较大的小伙子觉得她美得出奇，说她皮肤如何白，眉眼如何迷人，身材多么好，打老远看见她走来他们总会高声发怪叫，而在她真正走近时又寂然无声了，默默地行注目礼，一走远那怪叫声又起来了。因为我年龄太小，那时候对女性美感受不深，只是觉得她个子不矮，穿着有些讲究，如此而已。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小伙子的表现没有恶意，也不淫邪，不过确实出自非常基本的冲动。在时尚被镇压，美遭受摧残的禁欲时代，人们从来没有泯灭对美的欣赏和追求，街市上有美丽的传说！

那时候生活是非常艰辛的，只有计划的供给，没有自由的市场，米面油肉及所有副食都凭票供应，到处是“打击投机倒把，取消自由市场”的标语。计划供给意味着极度的物质匮乏，乡村在饥饿中，城市在饥饿的边缘。为了生存就要靠黑市，即所谓自由市场。当年成都流传一讽刺对联：“市场繁荣双桥子，物价稳定二级工”，意思是说工资长期不涨，同时只有东郊双桥子一带物价很高的黑市繁荣。实际上，成都四门有黑市，青羊宫街上一早有黑市交易。我经常配合我父亲在自由市场上采购生活物资。我父亲是工商管理干部，肯定不敢知法犯法，但每人每月半斤菜油，无论如何都不够吃的，只有求助自由市场。黑市购物操作起来颇为惊险，像特工执行任务：我和父亲清早出门，他走前面，我故意走得慢些，在后面离他有段距离。他看见大十字路口路边上有插着草标的菜油瓶，马上给我递眼色，我赶紧走到油瓶前，于是有躲在附近的卖家悄悄过来问：“买油哇？”“嗯，咋个卖，好多钱？”我问价时仍机警地看看四周。黑市交易一般是两种交易方式，现钱交易和粮票交换，当年粮票是很值钱的，有货币功能。我问到价后，回过来告诉父亲，这样一来二去几个回合，交易就成了。

当然，自由市场购买只能是补充，日常生活品主要靠国家供应。文化公园侧门对面有一家粮店，米面不贵，粮票有限。大米买一毛多一斤，但粮票在黑市上可以卖到4、5毛一斤。除粮油肉外，几乎所有的副食都凭票供应，所以那些副食品商店看着琳琅满目，其实摆设而已。新风照相馆对面是一家国营糖果店，有好吃的酥心糖、奶油球糖和葱油饼一类的东西卖。凭票供应的高档副食非逢年节不得食用，所以打交道最多的不是糖果店，而是干杂店和酱油铺。青羊宫最大的干杂店在十字路口的警亭后面。这家国营干杂店占了几间铺面，卖的东西不少，包括油盐、佐料和烟酒。烟酒也是凭票供应的，当年有这两样嗜好的人回想起来肯定有不少心酸事。我父亲烟酒茶占全，每月的供应远远不够，自然要到黑市上购买烟酒票，这就很容易遭遇假票。家里一般打酱油，买豆瓣酱是我的任务，但有时父亲会叫我去打酒，这不是我喜欢干的，又要拿钱还要带票，很是麻烦，最怕的是遇上假票。

一次，父亲给我五张票，每张票二两酒，叫我去打一斤酒。一进商店，接待我的是圆脸秃头，面相凶巴巴的高个子老头。他戴着深度眼镜，先不接钱，而是举起每一张票对着灯光仔细检查：“这一张是假的哈。”说着把那张放到柜台上，轻轻地推给我。“这儿还有一张是假的。”说完又向我推来一张票。“两张假票，三张真票，只能打六两酒。”这才慢慢收了钱，用二两的酒提子，速度很快地打了三提酒，把瓶子递给我，嘴角露出得意的笑。他刺人的神情，我在人面前的尴尬，至今记忆犹新。

我收回了那两张假票，没有吱声，提了六两酒回家。“票有两张是假的，只打了六两。”我告诉父亲。

“又是那个光头儿？”他没好气的问。

“嗯，是他给我打的酒。咋个又有假票哦？”我嘟嘟囔囔地把酒瓶放到桌上，把假票递给他。

父亲接过假票，露出很丧气的表情：“倒霉，买到假票了。”说着拿起酒瓶看了看，顿时发火了：“买到假票倒霉，遇到那个光头欺负小娃娃更倒霉！”。这时父亲才慢慢告诉我，由于秃头大爷在打酒时酒提子动作太快，生的泡沫（就是酒花）就多，所以这六两酒是不够分量的。唉，我算是长了见识，晓得了表面严肃正经的秃头大爷的坑人阴招。

青羊正街上的百花电影院

青羊宫的文娱生活非常单调贫乏，主要是在百花影院看电影。电影院在青羊正街的东头，电影的内容无非是新闻简报、样板戏，以及翻来覆去那几部讲抗美援朝的故事片。有少量外国电影，例如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的故事片。在百花电影院看了多少电影，有多少是学校组织购票看的，又有多少是冒险混票进去看的，我肯定是记不起说不清了。不过有一部电影的观影经历忘不了，那是看罗马尼亚1959拍摄的故事片《多瑙河之波》。长影厂早在1960年就译制了该片，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直到1973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上映。它一上映就引起了轰动，不是因为有惊险的故事，有曲折的情节，而是因为内容涉及男女情事，有搂搂抱抱的镜头，有一女两男之间的三角暧昧，再加上女主角安娜形象姣好，发型别致。这些在当年极度禁欲的中国都是大大的卖点，今天甚至有人说这部故事片是那个时代青少年的性启蒙片，多少年之后还有人回忆起影片中男主角抱起女主角（他们是一对夫妻）说的那句经典台词“我要把你扔进河里去”时还会倍感甜蜜，心情激动。据说《多瑙河之波》还在中国电影史有地位，影响了后来张艺谋那一代中国电影导演所拍摄影片的故事情节布局方式和矛盾冲突模式。

罗马尼亚故事片《多瑙河之波》剧照

那时要看《多瑙河之波》确实不易，一票难求。我是偶然获悉一位姓白的同学有一张电影票，而他妈死活不让他去看，怕他受“封资修”坏思想的毒害。我不怕，我好奇，晓得学校不会组织看这类影片，只有自己想办法了。我在他家口守着，他妈从他手中夺过票，转卖给我，他是又哭又闹。当时看着好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好笑，那时代就是一个笑话！我看完电影，没什么特别反应，说是反法西斯的战争片，内容不够惊险激烈，情节也很拖沓。后来那位同学问我电影如何：“有没有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好看？”我如实说了我的感受：“差不多。”由此看来我是真没有看“懂”，毕竟刚上初中，没有撩拨到青春情怀，远不如稍后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读到关于保尔·科察金与冬妮娅之间关系的暧昧描写，看见书中插图冬妮娅洋气形象时那么激发想象。

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插图

除了在百花电影院有电影看，周末附近各大单位院坝也会放电影，就是抬着凳子到各单位看“坝坝电影”。看“坝坝电影”有讲究，先要问清楚是单机放映还是双机放映，当然“坝坝电影”经常是单机放映，就是说每放映完一盘胶片，要停下来换片，很影响观影感受。吃过晚饭要去抢占观影位置，去晚了就麻烦了，有时候只好看幕布背面，于是人物动作全是反的。说到看“坝坝电影”，我那些在水电校、煤干院、成勘院等院校的同学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毕竟他们是单位子弟，可以先抢占好位置。青羊宫街上的野娃娃只能赶远路去看，经常人到了，电影又不放了，这叫“英雄白跑路”。

我不清楚那些比我年龄大的小伙子除看电影外还有啥玩儿的，周围几个公园倒是给街上的小孩子们带来无穷的乐趣。文化公园、动物园、杜甫草堂都是我们游戏的天地。动物园里有各种动物，离我家很近，早晚在家能听到狮吼虎啸。我不是很喜欢去动物园，除了像宫殿一样的熊猫馆让人留恋外，其他动物都臭哄哄的，尤其是大棕熊不停在很小的一个铁笼子里转圈，看了心里特别难受。文化公园就在家门口，我们成天在里面玩耍，滚铁环、捉迷藏、煮竹筒饭，每一个角落都了然于心。我曾在文化公园里看见一位头戴鸭舌帽，穿条格花纹衣服的中年人，坐在僻静处抽闷烟。依照革命故事书上读到的，这种打扮的人多半是美蒋特务。于是，我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潜伏在附近草丛中，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只要他胆敢拿出发报机，我就要冲出去高喊“抓特务”。可是，他抽了好几支烟，站起身来，一拍屁股走了。这使我大失所望，没有为革命立功，反而给蚊虫咬了一身红疙瘩。像我这种立功心切，努力靠近组织的落后少年有很多，最极端的是有同学为了立功，争取早日加入红小兵，竟然自己写“反动标语”，然后自己等候在附近，一想考考警察叔叔的侦破技术，二准备随时报告，说自己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结果，小孩子哪里经得住成人的严肃盘问嘛，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立功受奖的如意算盘全泡了汤。我在幼小时候见过不少这类怪事，自己也干过一些荒唐事。

杜甫草堂稍远一些，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杜甫草堂是很大一片园林，里面几乎没有杜甫的遗迹，陈列室中倒是有不少名人绘制的杜甫诗意画。我和同学经常到杜甫草堂寻找韧性很好的桂树枝来做弹弓，学校有时也组织我们去那里参加义务劳动，所以我把离青羊宫较远的杜甫草堂一带算在青羊宫街市的范围内。来到杜甫草堂除了红墙绿瓦，茂林修竹外，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其南门外墙边一棵大树下刻钢笔的手艺人。我觉得他是一位很有艺术家风度的手艺人！他一年四季总是穿着齐膝盖的蓝色工装，梳着大背头，胡须剃得很干净，露出发青的皮肤。他一边在钢笔上刻各种图案，一边与周围的人交谈，声音柔和，不急不缓。

“你看你这支钢笔，英雄牌金笔，不便宜哈，刻上松鹤图很般配。”他说着从挂在树干上的布裢取下一个样品，给顾客详细讲解。松鹤图是大单，价格不菲，所以值得费口舌。我觉他刻的丹顶鹤很耐看，笔身那么小的空间，高贵优雅的丹顶鹤配上挺拔的松树和吉祥的诗文精美别致。大生意很难做成，我很少看见他当场刻那么复杂的图案。他刻复杂图案时，神情非常专注，嘴角抿得紧紧的，眼睛凑得很近，费时不长，一气呵成。刻成之后上颜色好像要轻松些，这时候他又会谈笑风生，不停让顾客看效果。经常看见的是他为别人的钢笔刻姓名，那不贵，一两毛吧。

看他刻笔时，我暗想等以后长大挣钱了，买一支好钢笔，叫他给我刻松鹤图。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刻笔不再流行，我也没有了找他刻笔的打算。那时我每次从学校放假回成都总要去杜甫草堂喝茶，还能看见他在草堂门外忙碌，但主要不是刻笔，是为那些姑娘、小伙儿画炭笔素描、做剪影。他的手真巧，三下两下就完成一幅惟妙惟肖的剪影作品。现在刻笔、画素描、剪影这些手艺恐怕很难谋生了吧？随着手艺消失的是手艺人，随着时光消逝的是人。

布罗茨基说过：“跟一般失败比较，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两者都使你感到像一个婴儿在抓篮球：手掌不断滑走。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他说得非常好，我觉得在我一生中能回忆起来的过去生活片断，其之所以对我有意义真是要归功于它们发生的时刻。我无意把那些片断连缀成完整的故事，我是想借由那些人和事回到过去有意义的时刻。在那些时刻，我真诚而朴实，而今垂垂老矣，只有通过回忆才能进入那素朴的状态，一如我经常看到与孩子在一起的真诚的老年人，陷入对过去回忆中的真诚的老年人。回忆是感伤的，真诚的老年人是感伤的。我经常很感伤，行走在家乡城市的街市上，就像在过去与现实之间梦游，坚硬的现实也似乎变得柔软，与雪片似纷纷而来的往昔纠缠，在今昔交织的幻境中，难辨明曾经所有和此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