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北平、天津陷落，南京、上海失守，我国的文化教育中心遭到灭顶之灾。为了保卫文化尊严，保存文脉，大批学校纷纷内迁，历史上出现了一次波澜壮阔的“文化西迁”。成千上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含着眼泪，扛着行李，带着家眷，搬运大量图书、仪器，风尘仆仆地向西南、西北转移，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悲壮而又充满奋发、不屈精神的文化大搬迁。位于大后方的贵州，在这场“文化西迁”中，也先后接纳了许多当时国内著名的大学、中学、军事院校。
浙大,“文军”的艰难长征
“八·一三”事变后，为了坚持学业，为国家保留一批知识精英，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毅然率领全体师生，踏上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
1940年1月16日，浙大全体师生从贵阳抵遵义，因遵义至湄潭的公路还有部分路面和桥梁未竣工，迁到遵义的浙大只好临时安排房舍复课。6月，浙大农学院师生陆续迁到湄潭，6月10日正式开学上课。至此，浙江大学结束了两年多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路，在贵州黔北找到了一方科学教研的净土，并在这里开花结果。
浙大在遵义湄潭办学7年，被称为浙大历史上最光辉的7年，是浙大办学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均在这里教学。浙大不仅保护了一批著名教授和科学家，而且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如程开甲、徐承恩、潘家铮等。其中诺贝尔获得者李政道，就是在湄潭浙大读完一年级后转学联大的。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在浙江大学学习时间不长，但是我对浙大是很有感情的，因为束星北、王淦昌先生的启迪下，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
英国著名学者、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曾在1944年10月来湄潭教学。回到英国后，李约瑟在《自然周刊》上发表文章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个大学之一。他甚至把浙大与他的母校相提并论，称浙大为“东方剑桥”。
浙大西迁历尽千辛万苦，一迁浙江建德，二迁江西泰和，三迁广西宜山，1940年2月才在遵义、湄潭落脚，行程2500公里。由于浙大西迁的路线与红军长征时期前半段路线基本吻合，而落脚点又都是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因此人们称它为“文军的长征”。
八大高校内迁贵州
浙大由杭州迁入遵义、湄潭，这是抗战时期中国高校内迁的缩影。在其前后,还有7所高校相继迁来到贵州。
这七大高校为: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之江大学工学院迁贵阳；唐山工学院迁平越(今福泉)；中正医学院迁镇宁；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迁榕江。1944年底，黔南事变发生、独山沦陷后，又有部分高校再次迁移。
随着一所所著名高校迁入贵州，一批堪称国宝的专家学者也随之而来，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贝时璋、卢鹤绂、陈建功等世界著名科学家的主要论文在湄潭成稿，如两弹元勋王淦昌、卢鹤绂完成了《中子的放射性》、《关于探索中微子的建议》、《从铀分裂到原子弹》、《原子弹之潜力及利用》科研项目。
在八大西迁高校中，与贵州关联最为紧密的大夏大学最先入黔，驻黔时间也最长。该校是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文科尤为突出，贵州兴义人王伯群任董事长和第二任校长。1924年,厦门大学300余位教师和学生因学潮离校奔赴上海，厦门大学原教授欧元怀、王毓祥等人与刚卸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王伯群，共同筹备成立了大夏大学，聘马君武为校长，教授还囊括了何昌寿、邵力子、郭沫若、田汉等。
1937年冬，大夏大学来到贵阳,最初在当地讲武堂上课，即今河滨公园对面黔剧团一带。很快，就面临经费紧张和校舍不足等办学难题。即便如此，受该校感召，中国现代新闻教育事业的奠基者谢六逸、著名社会教育学家马宗荣等黔籍学者仍集聚门下。1946年9月，大夏大学回迁上海，1952年秋，在中山北路校址上与光华大学建立华东师大。
奠定贵州现代教育体系
抗战前，贵州现代教育体系较为薄弱，浙大等8所高校在抗战时期内迁贵州，奠定了贵州现代教育体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史继忠曾这样评价：“抗战前，贵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校，贵州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是在抗战时期，它主要得益于学校的内迁。”
大夏大学的进入，结束了贵州没有大学的历史。此外,在高校内迁浪潮的助推下，贵州先后新建了三所本土大学——国立贵阳医学院、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和国立贵州大学。
抗战初期，华北华东沦陷区学生纷纷流离失所，其中相当一部分流亡至战略后方西南地区。为给流亡医学生提供继续就学机会,奠定西南地区医学教育基础，教育部决定在贵阳市建立国立贵阳医学院。
1938年1月1日，校筹委会在汉口建立，著名热带病学医学家李宗恩被任命为筹委会主任。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现贵州医科大学）宣告成立，成为全国仅有的九所国立医学院校之一。
陆海空三军院校也纷纷迁贵州。陆军大学、步兵学校、军官外语补习班迁遵义；防空学校、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迁贵阳；炮兵学校迁都匀；陆军军官学校四分校迁独山；军医学校、兽医学校迁安顺；中华民国海军学校迁桐梓；通讯兵学校迁麻江，辎重兵学校迁龙里,中央陆地测量学校迁镇宁。
八所大学在贵州度过了抗战的艰苦岁月，延续了中国文脉，保存并培育大批文化精英，贵州对中国教育作出了宝贵贡献。抗战前贵州没有大学，骤然来了这许多学校，贵州人从此可以不到外地求学，在贵州就可考入名牌大学。这些大学设有文、理、工、农、医、法商、师范40多个系科，全面提升了贵州高等教育水平，并推动教学、科研发展，
本文节选自《文化西迁：贵州高等教育在地平线升起》（史继忠 著）
史继忠，贵州地方志协会副会长、贵州历史学家。《文化西迁：贵州高等教育在地平线升起》一文于2015年发布于系列丛书《文化西迁到贵州》。
（感谢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省档案馆提供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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