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宜山本部旧址大门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宜州办学
在宜州，人们常常津津乐道“浙江大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所远在西湖边的大学与桂西北宜州有什么关联呢？原来，抗战时期，浙江大学曾经迁移到宜州办学。在“国破山河在”的岁月里，漂泊的原来不只是黎民百姓，还有各种各样的机构，包括大学。至今，宜州有浙大路，有浙江岭，这体现了宜州人对一所大学的怀念，他们还在城边的标营，在文庙遗址竖起了浙江大学的遗址碑和竺可桢校长撰写的《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纪念碑。一所大学对于一座城市的重要意义，我们从这样的一些举动中不难感悟出来。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迁至宜州办学，在宜州建简易的校舍，教学秩序井然，师生的言行给地方做了很好的表率，从那时起，浙大的精神就深深地印在这块土地上，成为这块土地上的底蕴，成为这块土地历史上绚烂而壮丽的一笔。竺可桢校长处变不惊、从容无畏的气概和博大的胸襟令山河生色。他把大学的精神植入了河池这片疼痛的土地。为了国家，为了大学，在那个时候，他收藏起一己的哀痛，在江西泰和，他安葬了因病去世的妻子张侠魂和次子竺衡之后，就转过身，率领一所大学，一支浩荡的文化精英队伍，携带成千箱仪器、图书和行李艰难跋涉在千山万水之间，向更南的中国大地迁移。
宜山，唐宋时期称为宜州，被视为“瘴雨蛮烟”之地。北宋大诗人黄庭坚被贬谪并卒于斯，留下了“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的慨叹。浙江大学迁到此处也是有其原由的：
一、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指示是“遇必要时可迁贵州安顺”。但安顺较远，泰和到安顺比到广西宜山要远三分之一路程。在经费匮乏、运输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劳师远行，实属不易，于是选择宜山。
二、宜山城东门外有标营，可容数千人，足以作为教学用地，还有比较宽敞的文庙可以借用。桂系方面非常支持，把标营的驻军撤走，专门留给浙大使用。当时的宜山，是广西八大城市之一，经济比较发达，物价不算昂贵，水陆交通也还算便利。于是，浙江大学就迁到宜山。因为水土不服，江南人不易适应岭南气候，浙江大学在到宜山后的两个月中有146名师生染上疟疾，去世的师生也为数不少。此间还经常遭遇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处境非常艰难。1939年2月5日，日寇以浙大为目标，进行猛烈轰炸。（8架敌机投放燃烧弹、爆裂弹118枚，学生宿舍、办公室及新造的简易教室均被炸毁，幸人员无恙，二年级学生除随身衣物外，行李俱已损失，一无所有。）
尽管如此，浙江大学并没有被震慑住。浙大的学生走在街道上依然唱着雄壮的歌曲，学校扩大院系，广聘教师，实行导师制，增招学生。一大批的学者名流在竺可桢校长精神的感召下云集宜山，有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物理学家胡刚复，化学家李乔年，文学家丰子恺、梅光迪，地理学家张其昀，遗传学家谈家桢等等。宜山顿时成为继桂林之后的广西抗战文化名城。竺可桢校长先后作了《王阳明与大学生的典范》、《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确定“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并释其意旨为“冒百死排万难以求真知”，这样的校训在当时抗战的背景下，在浙大西迁的艰难岁月中提出来，无疑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竺可桢校长还弘扬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并把王阳明树立为大学生的精神典型。这表明了他植根民族传统、接纳新知、勇于求索的办学思想。浙江大学在宜山办学时期完成了由地方性高校向全国一流大学的转型和过渡。后来，被来访的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称为“东方的剑桥”，尽管学校当时已迁到贵州湄潭，但宜山作为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历来为浙大人所珍视。
如今的浙大校园里有一条重要的道路命名为宜山路。浙大师生这些年多次到宜州寻访。最近听说浙大要在宜州建一座浙大纪念馆，把宜山作为他们的精神家园。这无疑又是他们渴望从历史中找到动力的一种努力。
在宜山，竺可桢校长请国学大师马一浮写了校歌，虽然词语深奥，但竺校长认为其中的精神非常切合浙大，因此找音乐家应尚能谱曲，至今浙江大学仍然在传唱这首校歌：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礼主别异兮，乐主和同。知其不二兮，尔听斯聪。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习坎示教，始见经纶。无曰已是，无曰遂真。靡革匪因，靡故匪新。何以新之?开物前民。嗟尔髦士，尚其有闻。念哉典学，思睿观通。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兼总条贯，知至知终。成章乃达，若金之在熔。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马一浮还把他在宜山的讲学稿整理为《宜山会语》，与之前的《泰和会语》合并成《泰和宜山会语》出版，成为那个时代重要的一部哲学著作。他在宜山期间，“买南郊茅屋以居”，门前有一株红豆，教学之余，他常常偕友到龙江河、青鸟山、白龙洞、下枧河观光，在他的诗中都有记录。他对龙江河清峭的礁石感触特别深。很多年之后，他仍然十分怀念宜山，他写了一首诗：“龙江余石骨，红豆忆林梢。”马一浮是因为应聘到乐山复性书院讲学才离开宜山的，他在宜山住了四个月。告别的时候，留下一首《留别浙江大学诸讲友》。其中有云：“苞桑若系安危计，锦蕞应培禹稷材。”勉励浙江大学的同仁们，茅草棚里也能为国家、为民族培养栋梁之材。
在宜山期间，史地、化学、教育、园艺、农经等系的师生根据各自的学科特点，对宜山的地质、风物、人情、经济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与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后来大多数者成为重要的文献。
最近的资料显示，科学家王淦昌抗战期间与浙江大学师生一起，开始了迁移、流亡的生活。在这期间，只要一停下来，他就支起黑板为学生讲课。在广西宜山时期，他还自编教材开设“军事物理课”。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科学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传道授业。1939年2月，哈恩(Hahn)关于铀裂变的发现和迈特纳关于这种现象的解释相继发表，迈特纳还指出原子核裂变时放出200兆电子伏的巨大能量。当时，王淦昌正在宜山，在读到这些报道后，立即在物理系的“物理讨论会”上作了报告，并着手开展裂变研究，还曾试图用照相胶片寻找核裂变产生的核径迹。这体现了一个科学家的高度学术敏锐性和探索真理的执著精神。
物理学家束星北在宜山上的课给他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代著名学者许良英后来这样回忆：“我第一次听束先生的课是1939年10月在广西宜山，听他为浙大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开的力学(即理论力学)课。……束先生讲课的最大特点是以启发、引人深思的方式，着重、深入地讲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使学生能够融会贯通地理解整个理论框架。由日常所见的自然现象，通过高度的抽象概括，从各个不同侧面，对基本概念和原理进行透彻的分析，并不厌其详地用各种唾手可得的实例，深入浅出地反复论证，使学生能够一通百通地领会、掌握基本概念。他讲课既不用讲义，也不指定参考书，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工整的提纲；而只是用质朴生动的语言，从大家所熟知的现象，来阐明物理理论和思想。他举止不修边幅，说话非常随便、直率，喜欢在教室里到处走动，还爱坐在课桌上高谈阔论。”（许良英《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科学时报》2005年12月23日B3版）在宜山那些难忘的岁月里，师生们还尽可能利用学校的智力优势参加村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的组织，为地方的社会进步服务。并多次进行义演义卖，将义卖所得捐给国家以支持抗日工作。学校组织学生成立宣传队、伤兵慰问团、战地服务队，组织抗日大游行，演出《再上前线》《自由魂》等话剧。
浙大在宜山文庙为抗战举行的义卖募捐活动中，竺校长捐出了他妻子生前心爱的十二件物品。有一个浙大的女生亲手绣了一块手帕，拿来义卖。手帕上绣有她家乡美丽的西湖，很精美，尤其让人感动的是，她在画面上绣了两行字：“可怜西子湖畔家，犹在宜山梦里寻。”这是一所流亡大学最让人感动的细节之一。西湖与宜州，在这两句诗中，在这一方精致的手帕上，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
1939年11月起，广西战事吃紧，11月15曰，日寇在钦州湾悍然登陆，11月25曰，南宁陷落。中日军队在宾阳爆发了举世闻名的昆仑关战役。此时，宜山已不安全，浙大决定迁往贵州遵义、湄潭。12月13日晨，第一批船载仪器启运，同日晚第一批图书装上汽车迁移。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桂黔之间，层峦叠嶂，车辆缺乏，搬迁之艰难可想而知。然而，浙大师生一路风雨兼程，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1940年1月把他们的大学迁到贵州。
在贵州湄潭，一排排新起的茅草屋透射出一束束明亮智慧的灯光，他们又开始谱写壮丽的诗篇!整个过程中，竺可桢校长不惧艰危、指挥若定，他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宜山的浙大人。
浙大的宜州时光，历练了自身的品质，坚定了前进的信念，同时也丰富了一座南方城市的底蕴，给她注入鲜活的现代气息和科学曙光。因此，那段岁月依然活在浙大人的记忆里，活在宜州人的记忆里，活在河池甚至广西的记忆里。教育先贤们在逆境中百折不回、勇于探索真知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极大地鼓舞后来者。浙江大学在西迁时期所取得的一些经验，比如，一个老师带领几个学生的导师制，一同学习、生活，一同深入底层考察，在治学、处事、交友、待人等方面给学生真切的启迪和熏陶，促使学生全面提高素质，成长为健全的有用之才。浙大学生，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先生就曾对这样的导师制盛赞不已。另外，教师关注学术前沿，及时向学生传播前沿知识，学生可与教授同堂辩论的良好学风，都具有开创性，值得现在的大学管理者认真借鉴。
（完）
浙江大学宜山标营教室（历史照片）
浙江大学宜山标营操场（历史照片）
浙江大学西迁纪念广场竺可桢校长铜像
浙江大学宜山本部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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