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孙子兵法》不但成功地指导了当时的军事实践，而且非军事领域也开始对之借鉴运用《孙子兵法》在战国初期就应已有传播。孙子佚文《吴问》中对范氏、中行氏、智氏的灭亡顺序说得很准确，但预言韩、魏、赵最终将归于赵就说错了。这说明此文很可能完成于三国分晋（前403年）前后。如此说来，孙子后学在此时期就已经作祖述、阐发、补益《孙子兵法》的工作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称，吴起（？－前381年）“学兵法以事鲁君”，这里的“兵法”应包括《孙子兵法》在内。战国中期，《孙子兵法》传播已相当广泛。到了战国末期，此书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韩非子·五蠹》说：“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即反映了这一情况。
（一）战国时期兵书中反映的《孙子兵法》研究情况
《孙子兵法》是军事理论著作，对之重视的首先是战国时期的兵家，他们对《孙子兵法》有深入的研究。这在战国时期出现的几部兵书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吴子》一书，今人一般认为是战国吴起所作。《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后多佚失。今本《吴子》仅存六篇。《吴子》继承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而又有新的发展。其有些观点，与《孙子兵法》极为相近。试举数例如下：
《孙子兵法》 《吴子》
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 夫安国家之道，先待也。（《九变篇》） 戒为宝。（《料敌》）
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虚实篇》） 而趋其危。（《料敌》）
令半济而击之，利。 涉水半渡，可击。（《行军篇》） （《料敌》）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 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地而后生。（《九地篇》） 死。（《治兵》）
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 理者，治众如治寡。（《势篇》） （《论将》）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 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目也。（《军争篇》） 麾帜，所以威目。（《论将》）
从以上数例可以看出，《吴子》之言，多有师《孙子》之意者。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膑兵法》，学界认定其为战国中期军事家孙膑及其弟子撰。此书祖述、阐发、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思想，在语言上也多有直接或间接引用《孙子兵法》的话。如，《擒庞涓》中的“示之疑”，“示之不知事”，“示之寡”，即是对《孙子兵法》“示形”理论的具体运用。《威王问》中的“兵者不可不察”，源于《孙子兵法·计篇》首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威王问》中“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而骄之，引而劳之”、“必攻不守”等，大都是由《孙子兵法》的语言演化而来。其“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则源之于《孙子兵法》的“胜敌而益强”。《孙膑兵法》中的“贵势”思想，如主张“事备而后动”、“料敌计险”、“并卒而击”、“居生击死”等，乃是对《孙子兵法》知势、造势、任势思想的发展和发挥。在治军上，《孙膑兵法》强调“素听”、“素信”、赏罚严明等，与《孙子兵法》的治军思想一脉相承。《孙膑兵法·陈忌问垒》中说：“……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孙氏者……”这里的“明之吴越”当是指孙武，“言之于齐”则是孙膑自称，称“孙氏之道”，是强调两孙子的兵法乃是一家之学。从此句的语气看，对“孙氏之道”很有些“广而告之”的味道。
大约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尉缭子》中也引有《孙子兵法》之言和载有孙子之事。此书《将理》中说：“兵法：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汉简“兵法”作“兵策”，“日费千金”作“费日千金”）；同书《制谈》篇中说：“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武子也。”这里的“武子”当指孙武。作者对孙武的推崇溢于言表，说明他曾认真地研读过孙武的事迹及其兵法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尉缭子》中所讲的“道胜”、“威胜”、“力胜”，无疑受到了《孙子兵法》“伐谋”、“伐交”、“伐兵”思想的启发；它重视“廊庙”决策，主张计先定，虑早决，与《孙子兵法》的“先胜后战”思想相一致；它反对“考孤虚，占威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做法，也与《孙子兵法·用间篇》“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的主张相通。
近人一般认为《六韬》成书于战国晚期。此书对《孙子兵法》的思想多有阐发。叶适认为，《六韬·龙韬》之后43篇“繁悉备举，似为《孙子》义疏”，《六韬》的“将有十过”近于《孙子兵法》的“五危”；《六韬》的战车“十死”、战骑“九败”与《孙子兵法》的《行军》、《九地》相出入。这是有道理的。但《龙韬》之外亦多有阐发《孙子兵法》的内容。如“全胜不斗，大兵无创”（《武韬·发启》）、“文伐”十二法等，即是对孙子“全胜”思想的注疏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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