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道与慎独：《中庸》之慎独

此篇接续梳理《中庸》的慎独，希望能够理解到儒家循道之不易，以及“中庸”之确切涵义。当然，说“确切涵义”不过是自欺而已，如果不小心还“欺人”了，那实在是罪过。不过，说到底，也无妨，因为所有人都终不是“被人欺”而已。熙熙攘攘，人来人往！

（一）慎独的不同理路

与《大学》的展开不同，《中庸》在开篇第四句话就讲到了慎独，而且其中的逻辑关系也自不相同。《大学》之慎独，乃诚意的工夫层次或见地，而在《中庸》，慎独直接被认为是循道（不离道）的基本要求或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庸》的慎独层次似乎更高了些。当然，深层次来说，也可以认为“止于至善”与“循道”之间并无二致，实为一体。但至善与作为天理的道之间毕竟还是需要一些概念或观念上的思辨与澄清，由此还是应该明确，慎独在《大学》与《中庸》之间尚有差别，且不容忽略。

（二）因果论：理解慎独的两个视角

慎独，究竟如何贯彻到循道之中呢？且看。

《中庸》此段原文为：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按照此段文字的逻辑，慎独乃是不离道之必然要求。道，即天理，万事万物之自然。朱熹说：“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

道不可离，离而非道。然而，这终究是儒家的理想状态，是君子之所为所持所守所循。

   当然，关于道不可离的深层次论证，譬如究竟是“从性命中与生俱来”，还是“由外烁我”，这一问题涉及到儒家命题之根本，尚不着急于此辨识，且等下一篇与禅理并举。接着说来，儒家的学问终是不离君子形象的，全套的皆不过是君子之学。所以无论《大学》、《中庸》，以及后世诸儒的套路中，慎独是对于君子而言的，其于小人终究是无干的。然而，君子并非生而就成的（这一点阳明子或会有不同看法），而是需要“学而时习之”的，因为《四书》也好，《五经》也罢，都不过是君子的练成指南。那么，君子如何慎其独，循其道呢？

 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此句亦可从结果论的角度来阐释“慎独”。君子慎独，故能“坦荡荡”，而小人自欺，故“长戚戚。”程子对此的解释是“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于物，故多忧戚。”“君子坦荡荡，心广体胖。”对证于此结果论的解释。

结果总是美好的，但过程却并不轻松。从原因论和过程论的角度来看，慎独又是如何呢？这还得从“不离道”说开来。君子或不离道，严格说来乃是儒家理论确立的一个理想状态，理想嘛是无限接近但却又永远无法到达的。因此，君子绝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得之终生的，而是一个持续的、永不得中断的修行过程，而在此过程中处处凶险，因为道常常隐匿于不可睹、不可闻，更常常于隐微处令人离道。

所以，慎独在此意义上就是教导那些立志成为君子的人们的修行方略，故“修道之谓教”也！如朱熹所说：“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

（三）戒惧与慎独：动静论

从行文来看，戒惧（戒慎和恐惧）与慎独一样都是服务于道的，但各自如何与道相循，以及，戒惧与慎独的关系又如何呢？基于前段整理，已基本清晰慎独的涵义，那么如何理解戒惧呢？对此更为形象的说法是诗经所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这句话在《论语.泰伯第八》中，曾子以句此开示门人弟子。曾子所谈的内容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不敢毁伤”，“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但曾子所言的全身之道，是儒家的道之构成，循此具体之道尚应如此，更何况一般之道呢！吕良留解释说，“'戒慎”二句，是君子统体操存心法，就尽头形容其全身，不睹不闻而戒慎恐惧，则无时不然矣。”

吕良留对戒惧的解释是从动静善恶的角度申论展开，读来颇有太极混沌之势，雾里观花，是花非花。朱熹说，“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吕良留进一步阐说：“恶之生也，其在动之微乎，故君子慎独审几也。”按此理解，戒惧、慎独都针对的是人欲，都针对恶之生。恶何以生？原是动静交接处，吕良留又言：“诚无为，几善恶，人生而静，但有至善感于物而动，然后善恶形焉。”“慎独只在动静之交接处，又加谨耳，盖此是恶初生处，斩根须在此也。”“存天理，去人欲”，但这人欲原是防不胜防的，岂是那么容易去的？于是就得多用些力气，容不得半点松懈马虎，这种心法其实已经非常近似于禅宗的降龙伏虎，当然这样说吕先生会不开心。因为这吕先生也很有意思的，他一方面挞伐禅学乱儒，另一方面又推崇心性之学，却不想那阳明子的心性之论也是受到了佛家的诸多影响的。

戒惧基本是至静之法，而慎独则防于动，但动静原不二分，因此两者实为圆融一体。大致可以如此理解戒惧与慎独的圆融关系，但其逻辑关系如何呢？且读。

（四）慎独与中庸：体用论

《中庸》之慎独乃循道而来，大言之，此道即为天理、自然，换言之即中庸之道。

慎独之后，《中庸》紧接着说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何为中庸？朱子曰：“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这中庸也是君子的专利，因为君子“无时不中”，也就是随时随地“以处中也。”反观小人，则反中庸而行，肆欲妄为，无所忌惮。中，是“喜怒哀乐之未发”，有情而不发，此种状态才可能是不偏不倚的。但如前所言，喜怒哀乐本是人之常情、常欲的，但却要人有情不发，有欲不望，这实在是要命的事。于是，进一步言之曰，发是可以的，但必须达致“和”的状态，即“发而皆中节”，此即率性而为的“天下之达道”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中”，如何达到“和”呢？朱熹又将戒惧、慎独拉了回来。这在语句顺序上的确有一些道理，戒惧、慎独终是要落于中庸的。朱子说，戒惧以致中，慎独以致和。“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由此，戒惧与慎独分了工。

君子时中的秘诀乃在于戒惧，戒惧而时中未发，此为本体；而慎独乃是已发致和，此为日用。戒惧、慎独乃体用、位育之分也，此即两者的逻辑关系了。

（五）小结

《大学》之中，将慎独理解为诚意的工夫境地，而在《中庸》，慎独显然更深了一层，其乃中庸之达道，是欲望情感之节。无论如何，慎独都是君子的标准形象，都是一种“存天理、去人欲”的策略。然而，此种策略的坚守殊为不易，因为其未能从人之本性而深刻的阐发君子之道，更是拿捏了君子与小人两种对立的形象，久而久之，终究是丧失了人气。也正是如此困境，导致了后世儒家心性学的突破式发展，其从善恶心性的角度出发，尤其是阳明子吸纳佛家禅宗心法，将天理与人欲由对立而融为一体，从而使得儒学理论得到新生。下篇，即从王阳明、张岱、南怀瑾的著述来梳理慎独与禅理，此一过程必将更加欢畅洒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