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是儒家哲学的核心。孔子说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我们知道，孔子所创立的哲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而在孔子看来，“中庸”是“至德”，也就是最高的道德，由此可见“中庸之道”在孔子哲学中的核心地位。
中庸之道，也是儒家管理哲学的灵魂。吸收儒家的中庸之道，任正非把自己的管理哲学称之为“灰度哲学”。所谓“灰度”，就既不是纯粹的黑，也不是纯粹的白，而是黑中有白，白中有黑，黑随时可以变成白，白随时可以变成黑，在黑白之间寻求平衡，取得合适，这就是灰度。
那么，在实际的管理活动中，如何把握中庸之道的管理哲学呢？下面从“正-反-中”三个角度对“管理、经营、领导”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在德与法的关系上， 依据中庸之道的管理哲学，“正”即为“为政以德”，“反”即为“以法治国”，“中”则是“宽以济严，严以济宽”。
关于“为政以德”。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在儒家看来，“德”不是为政的工具，而是教化的内容；所谓“为政以德”，就是要求管理者带头遵守社会道德规范，以身作则，从而吸引被管理者上行下效，同心同德去实现管理的目标。因此，这是一种强调道德价值导向的管理方式。
关于“以法治国”。韩非子指出：“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所谓“以法治国”，首先是“明法”，就是要求法律制度必须公开明确、先后一致。其次是“守法”，就是要求法律制度必须普遍适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后是“严法”，就是严格执行法律制度，为了达到治理的目的，甚至不惜实行严刑峻法。
关于“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郑国执政大夫子产临终前，对继任的子大叔留下“政治遗言”，说：“我死以后，你必然执政。务请记住：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够用宽大来使百姓服从，其次就是莫如严厉。火猛烈，百姓看着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水懦弱，百姓轻视而玩弄它，死于水的人就很多。所以宽大不容易啊！”但是，子大叔执政后，却不忍心严厉而务行宽大，结果盗贼越来越多，聚集在芦苇荡里，大叔后悔地说：“我要早点听他老人家的教导，就不至于到这一步。”于是发兵击打芦苇荡里的盗贼，盗贼才有所收敛。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评论道：“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所谓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就是主张“德”与“法”、“礼”与“刑”相互补充的意思。在儒家看来，“德”与“法”都是国家治理的坚实基础，“礼”与“刑”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法规，缺一不可。正如荀子所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用现代管理语言来解读，就是“软管理”与“硬管理”、“价值导向”与“规章制度”，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企业管理分三个层次：第一是管人，管人就是管心、管思想，把员工的思想凝聚在一起。第二是管理中需要企业文化，需要柔性的东西，如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企业氛围。企业的长治久安要靠企业文化。第三是奖励和激励制度，让每个员工都能分享到企业发展带来的收益，都能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身最大的力量。孟子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光有好心，不足以治理政治；光有好法，好法自己也动作不起来。好心和好法必须配合而行，才能取得管理的最佳效果。
在义与利的关系上， 依据中庸之道的管理哲学，“正”即为“义以利人”，“反”即为“人皆挟自利心”，“中”则是“义以生利，利以平民”。
关于“义以利人”。墨子指出：“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所谓的“义”，实际上就是为天下百姓谋利，有利于天下百姓的事便去做，不利于天下百姓的事便不去做。为天下人谋利，既是大义，也是大利。
关于“人皆挟自利心”。韩非子指出：“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 。”他论证道：人身上没有羽毛，不穿衣就不能战胜寒冷；人在上面不依附于天空而在下面不扎根于大地，以肠胃为生命的根本，不饮食就不能活下去；因此不免有“利欲之心”。
关于“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孔子指出：“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所谓“义以生利”的管理活动，就是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制约物质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价值认识上的“见利思义”，行为准则上的“取之有义”，实际效果上的“先义后利”，以及价值评判上的“义利合一”等各个环节。
从古代的商人到现代的企业家，都会面临三个问题：是否赚钱？如何赚钱？如何花钱？对第一个问题，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回答是：“为人不可贪，为商不可奸，若要做善事，还是先赚钱。” 对第二问题，我的补充回答如下：“赚钱过三关，法律是底线，道德要约束，良心最值钱。”对第三个问题，我的回答则是：“独善非至善，兼济方圆满，善心有善报，天地大循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总是为自己的经营行为设置一定的“底线”——这既是经商的底线，更是做人的底线。李嘉诚就指出：“我对自己有一个约束，并非所有赚钱的生意都做。有些生意，给多少钱让我赚，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容许做，我都不做。”
李嘉诚的经营底线来自于他对中庸之道的深切体悟。在他看来：儒家精神最简单地来讲就是“过犹不及”，这是孔子讲的。还有老子讲的“知止不败”，这两个哲学是非常有用的。“过犹不及”，你过度地扩张，容易出毛病；你过度地保守，就不容易跟人家竞争。任何企业，任何一个行业，过度扩张是不好的，所以什么时候应该停止，什么时候应该扩张，就是所谓“四两拨千斤”。这里的 “过犹不及”出自儒家经典《论语·先进》篇：“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过”就是过分，“不及”就是达不到。事情做得过头，就跟做得不够一样，都是不合适的。“知止不败”转出道家经典《老子》第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殆”就是危险。知道适可而止的人就不会遇到危险，意思还是劝人行事不要过分。
宋人李若拙提出“人有五知”，一是“知时”：知时识务，时异事殊，识时通变。二是“知难”：知难行易，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三是“知命”：澹然自逸，乐天知命故不忧。四是“知退”：力能则进，否则退之,量力而行。五是“知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企业家有了这“五知”，不但可以正确处理企业经营方针中的义利关系，更可以正确处理企业经营战略中的进退关系。比如，李嘉诚就提出：“发展中不忘稳健，稳健中不忘发展。扩张中不忘谨慎，谨慎中不忘扩张。”这种经营之道，正是中庸之道的管理哲学的生动体现。
在人与己的关系上， 依据中庸之道的管理哲学，“正”即为“博施於民而能济众”，“反”即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中”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关于 “博施於民而能济众”。子贡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贡是孔子三千弟子中唯一经商的弟子，同时也是最服膺孔子思想的好学生，可以称得上是“儒商”的鼻祖。他所理解的“仁”，就是广泛地给人以好处，以帮助天下大众过上美好的生活。
关于“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杨朱曰：“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按照杨朱的道家观点，每个人都管好自己，不给他人和社会添麻烦，这样天下自然大治。
关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虽然不否认“圣人”的存在，但他教育的目标还是在于培养“仁人”。什么是“仁”？孔子给出自己的正面答案：“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所谓“仁”，就是要从自己想起，从身边做起。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行得通，同时也要使别人行得通。曾国藩的解读是：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胡雪岩的解读则是：“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
正确处理人己关系，不仅是做人的起点，也是做领导的基点。所谓“领导”就是“率领”和“引导”。
领导者只有集思广益，才能率领他人团结奋斗；自己只有以身作则，才能引导他人不断提升——这里，最重要的还是处理好自己和他人的关系。领导者要引导他人，关键在于修炼自己。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也指出：“一个有能力管好别人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而只有那些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
孟子指出：“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其大意是说：作为一个领导者，你爱护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那就应反问自己的仁爱之心是否还不够深厚；你管理别人却不能够管理好，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管理才智是否还不够充足；你礼貌待人却得不到别人相应的回答，那就应反问自己的恭敬之心是否还不够真诚——凡是行为达不到预期效果的，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会归服。这里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改变自己总比改变他人容易地多。
领导者要率领他人，关键在于集思广益。韩非指出：“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星云大师对此进一步发挥道：“下等领导，要尽己之能；中等领导，要尽人之力；上等领导，要尽他之智；高等领导，要尽众之有。”有能力而能用人，有魅力而能服人，有吸引力而能容人，这正是领导者成功的奥秘所在。
总的来看，中庸之道博大精深，是一种相当高明的管理哲学，正如儒家经典《中庸》所讲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希望各位企业家掌握这一极高明的中庸管理哲学，办好企业，为自己、为家庭、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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