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从立朝之初就开始了断断续续的汉化过程（或者叫中国化），而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当属孝文帝在位期间进行的全面的制度改革，几乎涉及了从朝廷到地方，从上层贵族集团到普通鲜卑百姓，从政治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影响可谓既深且远。
当然，孝文帝推行的大多数改革都是符合现实顺应历史潮流的，诸如官僚制度改革（废除带有鲜明游牧部落特征的内朝，推行中原王朝的官制），用中原王朝的祭天礼仪取代鲜卑部落传统，改变鲜卑的风俗习惯使之汉化（穿汉服、讲汉语、读汉书），创立“三长制”和“均田制”等等，实际上也给北魏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国力大增，全面超越南朝。
然而，孝文帝推行的分定姓族政策，盲目乃至过火的学习，仿照晋朝建立贵族门阀制度，殊不知，这恰恰是造成了晋朝灭亡和南朝衰弱的痼疾，于是同样迅速的将北魏推上了崩溃的不归路。
所谓的分定姓族是指分别将胡、汉两族按照门第和家世来划分等级，胡族当中，皇族的元氏为最高等级，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名门，其下则根据是否具有早期鲜卑部落酋长的家世，以及在北魏立朝之后三代在朝中担任的官职高低来划分等级，第一等级称为“姓”，第二等级称为“族”（这便是这种制度的名称由来），属于姓族的人拥有担任官职，以及免除兵役和劳役的特权。
汉族当中，按照类似的方法将最上层划为膏粱、华腴两姓，下面再来甲乙丙丁四个阶层，“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
通过姓族分定，确立了鲜卑贵族内部的门阀制度，与此同时，门第相当的胡汉之间就可以自由通婚，从而加强了胡汉士族之间的联系，确保了北魏统治阶层内部的团结。
可惜的是，不合时宜的门阀制度曾经搞垮了晋朝，造成了南朝长期的衰微，同样也给北魏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首先，从政治上来说，姓族分定造成了以鲜卑为中心的胡族在内部的分化，上层变成了统治阶级，下层则与普通汉民一样，变成了被统治阶级，并且被完全阻断了上升的通道，自然心怀不满。要知道，北魏立朝之初，任命官员的依据是才能和军功，但现在则变成了家世和门第，“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阻。”此处的“镇”，乃是北魏部署在北部边境，抵御新崛起的柔然等游牧民族的军镇，驻军的基本盘是中下层的鲜卑人，被无情的抛弃了。
其次，门阀制度的确立，打造出一个新兴的、庞大的不缴纳赋税，不承担劳役的阶层，迅速的腐化堕落是必然的，相应的，底层民众身上的负担必然加重，从而动摇了统治的基础。
孝文帝在世之时，鲜卑贵族上层中的守旧派就已经以太子的名义谋反，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待到孝文帝去世之后没多久，羽林和虎贲又相继爆发暴乱，紧接着，不满情绪最为严重的、驻扎在北部边境，以防御柔然等新崛起游牧部落为目的的“六镇”驻军爆发了规模空前浩大的叛乱，迅速向全国扩散，这一次，北魏王朝再也没有能力将其彻底完全的镇压下去，王朝覆灭的序幕以不可阻挡之势被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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