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时势造英雄。时势不同，英雄各异。顺应历史规律的秦始皇横扫六国，纵马四海，不可谓非英雄，然而二世而亡，实在是千古遗憾。汉武帝的性格、手段、功业丝毫不比秦始皇逊色，汉家社稷的寿命亦令秦人自叹弗如，其中奥秘，恰如一个旋转的魔方，让人眼花缭乱。
汉武帝刘彻面南背北之初，刘氏西汉王朝正小心翼翼地缓缓前进。六七十年间，政治斗争从未间断，从高祖时剪除异姓诸侯王的征伐、吕后时功臣集团与刘氏宗族联合发动的“倒吕”运动，到景帝时期喧嚣一时的“七国叛乱”，年轻的西汉帝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阵痛，并且一次又一次地从阵痛中摆脱，日渐成熟、自信。自古时势造英雄，汉初六七十年的积累，特别是“文景之治”局面的出现，为一代雄主汉武帝的万世伟业创造了条件。
秦末农民战争与接踵而来的楚汉之争，使中原大地的社会经济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堂堂天子竟然无法配齐四匹同色马来驾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臣们只好乘着牛车上朝。这种情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仅见于汉初，社会经济之凋蔽由此可见一斑。扳倒西楚霸王项羽的伟业，说明刘邦是一位韧气十足的政治家，然而在匈奴人咄咄逼人的气势下，这位决意为后人铺下康庄大道的开国皇帝却低头受辱，不敢一如既往地予以反击。其实不是不敢，是不能。战争固然不能缺少勇气与谋略，但终究是实力的游戏。“白登之围”使汉高祖清楚地认识到力不如人的尴尬；秦亡的教训又历历在目。正是在这种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大背景下，西汉王朝开始了“与民休息”、发展经济的大生产运动。
值得庆幸的是，高祖制定的“与民休息”政策得到了继任者们的认可，得以连续实行。而且，这个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基本上没有受到上层政治运动的干扰。吕后时期，昌顿单于致信汉廷，提出要与守寡的吕后共结连理，言辞之间充斥着对西汉王朝及最高统治者吕后的侮辱。能征贯战的大将樊哙愤然请缨，提出要率十万将士踏平匈奴，当即被头脑清醒的季布斥责一番。结果，吕后强忍胸中火，以年老色衰为由婉言谢绝。这是汉初朝廷避让匈奴政策的一个典型事例，是可忍，孰不可忍！历史事实证明，这种战略性避让是正确的、明智的，它为汉武帝时期的汉匈大决战埋下了伏笔，为汉军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高、武之间的文帝与景帝是两位以守成著称的皇帝，休养生息政策在这一时期得以全面、深入贯彻。汉景帝甚至亲自耕田，皇后亲自养蚕，为天下百姓做榜样。到景帝末年，耕地面积大幅度扩大，新式农具相继投入农业生产，百姓生活安定，国库粮帑堆积如山，西汉帝国的综合国力急剧膨胀，一个坚实的历史舞台已悄然铺成，历史已做好准备——为一位英雄写下灿烂史诗。
伟人毛泽东在《沁园春·雪》词中云：“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确汉武帝文采差了点，但武功却在整个汉朝的所有帝王中，无人能比。
汉武帝继位时的另一个有利形势是皇权的约束力量大为削弱。汉初一度形成的功臣——宗室——外戚三足鼎立的权力分配格局，吕后死后，功臣与宗室联合，消灭了吕氏外戚势力，给皇权构成了巨大威胁，沉稳谨慎的汉文帝早就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怎奈自己是“半路出家”的天子，皇权极不巩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身败名裂。他不喜欢周勃这样“厚重少文”的宰相，对谋略过人的陈平亦不太赏识，然而自己毕竟是由功臣拥立的天子，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冒然与功臣集团对抗，无异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故而，文帝只是一个“半自由”的帝王，来自这些人的阻力足以扼杀这位勤俭天子的任何改革措施。景帝时的“七国叛乱”是不甘寂寞的中央政府与心存二志的诸侯国的一次总决战，中央政府的最终胜利标志着刘氏家族已从皇权捍卫者的角色退化为天子的仆人，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的真正建立扫平了道路。与此同时，高祖时的开国勋臣无法克服由自然规律决定着的生老病死，纷纷退出权坛。权力真空状态为伟人的大手笔创造了有利空间，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武帝时期最终形成，与此不无关系。历史不可以假设，这就是历史的无奈。
“开国天子多亲戎”，故而历朝历代的最高荣誉往往属于开国之君。而汉武帝则是例外，就连刘邦的开国伟业与其曾孙万世留名的霸业相比，显然逊色不少。每一个王朝都有艰难的诞生过程，在诞生之后又往往会迎来相对安定、繁荣的成熟期。历史上不乏中兴之主，但这些中兴之主中，纵向而言，有谁能超过其开国先人？横向比较，又有谁能出汉武帝之右？所以，在肯定“时势造英雄”这一历史规律的前提下，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对有利时势的把握程度，在不同的帝王身上有不同的体现。当然武帝刘彻既是时代的幸运儿，又是捕捉时机的高明猎手，这种绝妙的结合是与他的个性分不开的。
汉武帝出生在公元前156年，他的少年时代是在相对平稳的“文景之治”中度过的。这一时期西汉政治较为清明，学术领域显得较为自由。但皇室的内部斗争也较为激烈。在这种氛围中，汉武帝从小受到多种学术教育，黄老思想、法家思想、儒家思想兼而有之。宫廷的生活，又使他目睹了皇室内部复杂多变的斗争，这对汉武帝性格、气质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培养了他聪颖、机警、善于应变的性格。《汉武故事》记载，汉武帝从小就很聪明，而且颇有心计。和宫人、弟兄一起游戏，善于察言观色，深得老老小小的欢心。皇上驾临，他恭恭敬敬地问候应付，完全像个大人。正是这种性格与禀赋，使他具备了驾驭各种人力、处理各种要务的基本素质。
汉武帝继承皇位后，心理素质随着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他儿时善于应变的性格则更多表现为纵欲、厌静、好动、喜功。这位被时人视为“多欲”的皇帝身体强壮，目光炯炯有神。他并没有从祖父和父亲那里继承性格财产，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无法抑制对醇酒美女和一切新奇事物的冲动，无法受制于繁琐的宫廷礼仪，也无法容忍刻板和平庸。即位之初，这位不到20岁的少年天子就精心设计了一次化装“微行”狩猎，在北起池阳、西至黄山、南到长扬、东及宜春的土地上，飞驰射鹿，手格熊，恣情游玩。相形之下，无论是喜好骑马的汉文帝，还是不怎么喜好骑马但却酷爱乐舞的汉景帝，都没有也不敢这样的放纵无忌。正是这种好动的性格，使得武帝在位的五十多年中，汉代社会几乎无日安宁。击朝鲜、逐匈奴、伐大宛、通西域、开西南、厉行均输平准、罢黜百家尊儒、密治法律条文、削平各大诸侯、根治黄河水患……从内政建设到军事扩张，从经济整顿到思想控制，历史为我们留下一串串鲜活的事例来诠释汉武帝的性格特征。普列汉诺夫曾指出：“个人因其性格的特点而能够影响社会命运。”汉武帝与众不同的性格改变了西汉王朝的命运，也成就了自己的伟岸功业。
汉武帝是一位“内多欲，外施仁义”的专制帝王，他的治国原则就是霸道王道并举，双管齐下。《汉书·元帝纪》载，汉宣帝在教训其子时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道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里所说的“霸道王道杂之”的统治术正是起于汉武帝。高祖刘邦马上定天下，凡事只从实用便利角度着眼，对意识形态化的治国之术并没有予以专门的研究。当陆贾请他关注治国之术时，竟招来一顿辱骂。基于经济凋蔽、人民流离的现实，从高祖、吕后、文帝一直到景帝实行的都是以黄老“无为”思想为核心的与民休息政策，对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起到巨大作用。武帝崇尚儒学，自然注重儒家伦理道德，提倡孝悌仁义，以表示他对臣民的宽厚仁慈，以维护他的身份和地位。但是儒家思想中又有一些消极的因素，将儒家教条化往往会压制一个人及至整个社会的开拓进取精神。因而，只有在尊儒的前提下吸收法家治国思想的精髓，才能灵活机动地处理天下大事。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天授命”的方式将自己的皇权神圣化。然而董仲舒以“天”监督天子的思想却并未能束缚汉武帝的手脚，真正体现了一位“惟我独尊”的封建帝王的豪情与魄力！汉武帝“霸道王道杂之”的统治术基本上被其后的昭、宣二帝所继承，但接替宣帝的汉元帝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儒学弟子，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传家宝”，希望用儒学思想塑造一个强大而平稳的理想国。结果，儒学的教条主义束缚了西汉王朝的活力，皇权的威信受到质疑，刘氏江山江河日下，最终被另一个儒学弟子王莽心安理得地拿走了玉玺。
汉武帝“霸道王道杂之”统治术的一个典型体现就是他那神奇的用人之道。从常理上讲，开国时期重才轻德，守成时期先德后才。汉高祖刘邦本身是市井出身，又处于特殊时期，故而“盗嫂偷金”的陈平深受刘邦青睐，这在当时不足为奇。守成时期，那些“厚重少文”的“老好人”式人才往往受器重，周勃就是这种人的典型代表。而且，随着官僚队伍不断扩大，等级公趋势也日趋明显。汉武帝振臂一呼，陈俗皆去。他将一个曾在海边放猪的平民百姓公孙弘，提拔为博士，当年升为左内史，几年以后又提拔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之列，之后再任命丞相。公孙弘从被地方推荐到中央，到被任命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只有短短六年时间。无论以他的出身，还是以他为官任职的资历，都是闻所未闻的奇迹，而这样的奇迹，也只有汉武帝能够和敢于创造。事实证明，公孙弘作为丞相是当之无愧的，在伴随汉武帝从政生涯的十三个丞相中，公孙弘是最让汉武帝满意的一位。而其中的原因也非常简单，那就是汉武帝器重公孙弘博学多艺的才能和他杰出的管理能力。
从汉武帝对公孙弘的任用上，更可以清楚地看出汉武帝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可贵思想。按西汉政府历来的规定，担任丞相的人选，必须在具备列侯爵位的人选中选拔。平民出身的公孙弘哪来爵位？汉武帝以其非凡的气概，冲破陈旧的束缚，先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后封爵位，从此开创了汉家平民担任丞相之先河。类似的“新贵”还有很多；位居三公的卜式出身于放牧之家，抗匈名将卫青则出身于“无笞骂则足矣”的奴仆阶层，桑弘羊本是社会地位还不如农民的商人，金日碑则是来自敌国的战俘。少年将军霍去病因在一次战役中崭露头角，从此青云直上，二十出头就被破格提拔为统率数万大军的骠骑将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丞相卫绾只因思想保守，就被刚刚上台的汉武帝寻找借口罢免，而卫绾还是受景帝遗嘱辅佐新天子的重臣；有“飞将军”美誉的李广在历次伐匈战役中多无建树，故而始终得不到重用，无论是武艺还是人品，李广都堪称一流。
法家主张“论功赏爵”，汉武帝采纳了这项主张，运用高官厚禄、封侯封爵、巨额赏赐，吸引、鼓励文臣武将为皇上效力。元朔五年，卫青带领三万骑兵与其他两路人马合击匈奴。这一仗，卫青功劳最大，俘获匈奴右贤王以下裨将五十多人，男女庶众一万五千多人，牲畜将近百万头。战报传到京城，汉武帝大喜，特派使者手捧诏书和金印，迎接卫青。为表彰卫青的功劳，汉武帝特封卫青为大将军，同时还封卫青三个未成年的儿子为列侯，还有四位将军、三位校尉因功被封为侯，两位将军、一位校尉、一位郎将被封为内侯。在长达数十年的汉匈战争中，汉军士气高昂，求战欲极强，这与汉武帝奖励军功的政策有密切关系。汉武帝对有功的文臣同样慷慨。临淄人主父偃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郎中，但他竭尽全力为汉武帝出谋划策。“内实京师，外削诸侯”，强迁几十万豪强于茂陵，就是主父偃的主意；不发一兵一卒，不露丝毫痕迹，而将诸侯的国力自然削弱的“推恩令”，也是主父偃的主意；册封出身卑微的卫子夫为皇后，揭发燕国国王刘定国的反叛阴谋，更是主父偃的功劳。为此，主父偃深得汉武帝的青睐，自从被召见后，一年之中四次提拔，从郎中升为大夫，一时成为美谈。
汉武帝手中握着的乃是一柄双刃剑。在恩义的另一面，是严惩，为汉武帝效力，决不允许有半点差错。任何一位官员，一旦违背了这点，等待着他的轻则丢官削爵，重则人头落地。汉武帝从政五十四年，辅政的十三位丞相中，四人被免职，二人因罪自杀，三人被皇帝处死。太初二年，原丞相石庆病故，汉武帝任命太仆公孙贺继任丞相。担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一职务是天大的喜事，想不到公孙贺却长跪在地，痛哭流涕，不肯就任。大家劝他，他说：“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矣。”总领百官的丞相对天子如此畏惧，对于其他官员就更不必提了。大臣汲黯担心如此滥杀会使贤才匿踪，导致无人辅政的局面，故而直言劝谏。汉武帝听了微微一笑回答：“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这种观点固然将这位多欲君王的残暴性格暴露无遗，但从中也可悟出几分自信和得意。恩威并举，优胜劣汰，这项措施将大批人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家政治中，保证并加速了西汉这台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恐怕只有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治吏手段可与此相提并论。“霸道王道杂之”人才观的核心，乃是“为我所用”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汉武帝始终能召聚各种人才为君主意志服务，这正是汉武帝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所在。
汉武帝性格奔放，目光敏锐，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到晚年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在功业笼罩的云山雾海中认识到不景气的现实，并勇于承认错误，改变治国方针。年复一年的对外战争，无休无止的楼台建设，令人不安的酷吏苛法，等等，导致武帝晚年社会形势再度紧张，一浪又一浪的农民起义尽管规模有限，但这是一种令统治阶级坐立不安的社会现象。武帝本人分明也觉察到，这不是孤立的农民暴动，而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种种征兆。尽管严厉冷酷的血腥镇压扑灭了一处又一处的起义烈火，但前仆后继的农民起义在社会下层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一部分官吏也因规避苛法而上下隐匿，坐视起义军的发展。这样，以“强硬”著称的汉武帝不得不采取收敛让步的政策。公元89年，桑弘羊等请在轮台募率屯田，巩固西汉政府对西域的控制。武帝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下诏自责，申述发兵远征西域的失策，言辞相当恳切。在诏书中他还阐明，今后的政策是“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恢复养马者得免徭役的规定）以补缺，毋令武备百已。”同年，以稳健闻名的车千秋入掌丞相，封爵富民侯；更任命农业专家赵过力搜粟都尉，让他负责研究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这一切表明，高速奔驰了五十余年的西汉战车开始减速，进入新一轮的“休养生息”的时期，国家大政方针的立足点是恢复、发展农业，维护相对平稳的社会秩序；军事征伐时期已经结束，已从锋芒毕露的开疆拓土回缩为保持军备、维护国家安全的普通防御。武帝的改弦更张得到西汉臣民的赞同，农民起义暂时消沉下去，社会经济得到慢慢恢复，一个处于崩溃边缘的巨人开始恢复元气。汉武帝，这个时势造就的英雄，终于又一次把握住时势，没有让来之不易的千秋功业毁于一旦，用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挽救了自己的一世英名。毫无疑问，这也是汉武帝成功的奥秘之一。
研究历史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认识（或感觉）：汉武帝和秦始皇有许多共同之处。的确，二人都有孤傲、达观的性格，对开疆拓土的战争有一样的狂热，权力欲同样执著，同样善于驯服、驾御臣僚。二人功业难分伯仲，但强大的秦帝国只维持了十五年，二世而亡；西汉帝国在汉武帝之后还延伸了近百年，再加上武帝统治时期，前后达一个半世纪。后人感叹：汉武帝与秦始皇治国之道如出一辙，视民如粪土，驱臣如牛马，然而没有亡国，实在是一个奇迹！历史上不乏功业骄人的封建君主，在这些光照历史的巨人中，又有几个有罪能改正的勇气和魄力？“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本是汉武帝搜罗人才时说过的话。现在借用在他身上，又何尝不灵！
自古道：乱世出英雄。纵观中国历史，阅遍历朝历代，功名最骄人的往往是那些从乱世中打出一片江山的开国之君，能与他们比肩的守成之君实在是寥若晨星。然而，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守好江山尤其难！汉武帝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以张扬的个性驱动缓缓前行的西汉战车，将西汉帝国推入登峰造极的境界，其成功的奥秘一言难尽。（唐.赵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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