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恨家仇何处寻，西子湖畔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这是对忠魂的慰祭，对英烈的礼赞。
岳飞是南宋民族英雄，金兵南下时，岳飞意气风发，主张收复失地，恢复中原，而且在抗金中建树不凡，因此成为一代名将。可就是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却被卖国求荣的秦桧害死了。关于他的死，《宋史》在他的本传最后连写，“呜呼冤哉！呜呼冤哉”八个大字，十分注目。
岳飞河南相州汤阳人，自幼贫苦，文武并修，自学上进。可惜岳飞生不逢时，大宋王朝已经走过了它的辉煌时代，进入末期。当朝的徽宗皇帝，是个琴棋书画样样出色，唯独不知如何治国的风流天子。在他穷奢极欲、大肆挥霍的影响下，朝政极端腐败，阶级矛盾便日益激化了。同时，久已存在的民族矛盾，又出现新的情况。原居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建立了金国，势力急剧扩展，大举攻辽，十年之内基本上攻占了辽国全境，对宋王朝构成了新的威胁。
“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况且国难当头，年方二十的岳飞，毅然投军杀敌，母亲姚氏请人在岳飞的背上深深地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从此，岳飞便把这四个大字，作为毕生追求的信念，奔赴沙场，死而无悔。
靖康元年冬，康王赵构来相州，遂建大元帅府。次年春，金人虏徽、钦二宗北去。康王即位南京（今河南商丘），是为高宗。岳飞当即上书请“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不久，往河北投奔张所，转战太行山。后归宗泽，防守东京、河南。至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大举南侵，高宗慌忙渡江逃往杭州，岳飞只好随军撤至建康（今江苏南京）。这年冬天，金兵渡江深入江浙，岳飞转战南北，六战皆捷，移师广德、宜兴。次年五月，趁金军北返之机，在常州、镇江、清水亭、牛头山、静安镇等地，伏兵截击，大败金兵，遂收复重镇建康。这是岳飞参军以来取得抗金战争最大的一次胜利。战后到杭州奏捷献俘，高宗细加询问，特予嘉勉。不久，即授武功大夫，通秦镇抚使，兼知泰州，成为南宋政府日益倚重、独当一面的要员了。
从此以后，岳飞更是意气风发，大显军威。绍兴三年（1133年），岳飞赴临安朝见，获赐高宗亲书“精忠岳飞”绣旗一面，充任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驻军江原。得到高宗的批准，即于五月出师，陆续收复郢州、随州、襄阳、邓州、唐州、信阳等州郡，初步实现了收复失地的愿望，移屯鄂州。五年，作《送张紫岩（浚）先生北伐诗》，有“长驱渡河洛，直捣向幽燕”句，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六年，奉命移屯京西，破镇汝军，复商、虢等州，又长驱伊、洛，再援淮西，进军蔡州。七年，请以本军进讨伪齐刘豫。八年，赴临安朝见，反对和议。九年，派张宪率军西京祭扫北宋后陵。十年，进军中原，大败金军于郾城、颖昌，连复蔡州、淮宁、郑州、汝州、虢州、河南等地，直抵朱仙镇。忽然奉命班师，功败垂成。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
岳飞自北宋末年参军抗金，胸怀“精忠报国”的壮志，不怕艰辛，历经磨难，矢志不移，为宋王朝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正因为如此，他也从普通一兵，逐步升官晋职，做到了“少保、武胜定国节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河南诸路招讨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五千四百户、食实封二千三百户。”这长长的官衔，当然来之不易，即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南宋政府对他出生入死、奋战沙场，为国立功的肯定。真想不到，就是这样一个功臣，从战场上回来不久，便被人诬告“反叛朝廷”。
“反叛”二字当然与“精忠报国”是决不相容的。不仅岳飞会感到万分气愤，不肯服罪；就是被秦桧派来主持审判的何铸，在事实面前也不好反白为黑，诬陷好人！
岳飞不会反叛朝廷，还有一个证据是他一贯主张迎还二圣。二圣，指北宋最后两个皇帝——徽宗和钦宗。他们在“靖康耻”中，被金军俘虏北去。作为大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皇权的代表、国家的象征。在那个时代，君辱臣死，君死国亡。皇帝当了俘虏，自然是国家的奇耻，臣民的不幸。凡是有爱国思想、不愿甘当汉奸的人，都把收复失地、迎还二圣，作为自己为国尽忠的具体表现。岳飞与当时广大爱国军民一样，显示得尤为突出和强烈。
早在高宗刚即位时，岳飞就上书请“恢复故疆。迎还二圣。”建炎四年《题广德金沙寺壁》又有“复三关，迎二圣”之语。绍兴元年平军贼李成，驻军洪州，在《题翠岩寺诗》中写道：“行复三关迎二圣，舍酋席卷尽擒归。”二年七月在湖南永州《题祁阳大营驿壁》中说：“迎两宫不朝，宽天子宵叶之忧，此时志也。”五年在《乞宫祠札子》中仍说要“奉迎二圣。”到七年，得悉徽宗已死，提法稍有改变，在《乞宫祠札子》中换成“迎还太上皇帝梓宫，奉天眷（指钦宗）归国，使宗庙再安，万民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忧，臣之志愿毕矣。”
由此可见，“迎还二圣”是岳飞的一贯主张，与收复失地具有同等的意义，既是爱国主义伟大情操的表现，也是忠心报效大宋王朝的誓言和证明，哪有半点叛逆的影子呢！可是，这个口号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确实也容易引起某些人的误会与怀疑。
明人文征明的《满江红》说：“岂不念，中原整；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何必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清人郑板桥的《绍兴》诗也说：“丞相纷纷诏敕多，绍兴天子只酣歌，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他们都认为岳飞“迎还二圣”的口号，触犯了宋高宗的忌讳，是后来被杀的祸根。
可是，“迎还二圣”在岳飞的心中是收复失地的同义语。在宋高宗的口中却要打些折扣，他把它变成了求和的理由，仅仅为了不被人骂“忘其父兄”，失地可以不要，甚至只要母后能回来，钦宗不回来也是可以的。口中一套，行动中另一套。因此，文征明和郑板桥的看法，不是完全没有根据。据赵甡之的《中兴遗史》说，太学生陈东就是因为上书“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归来，不知何以处此。”结果被杀。无名氏的《朝野遗记》记载：韦太后归朝时，钦宗拉着她的裙子说：“汝归，与九哥言之，吾南回，但为太乙宫主足矣！”可是，韦后见到高宗并不真想钦宗回朝，“所见大异，乃不敢言”。当然，是指高宗并不真想钦宗回朝。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高宗这个阴暗的心理与岳飞被杀还是有些关系的。
更重要的是，随着岳飞功劳的日高，兵将的日多，权力的日大，与高宗之间确实出现了一些矛盾；而且，这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的变化，还在日益明朗和激化！
绍兴七年正月，高宗和宰相张浚商议，欲乘胜恢复中原。考虑到近几年来，岳飞在战场上的表现，及其在诸将中的声望，都是非常突出的，如果要在抗金方面有所作为，自然非他莫属，便下令岳飞速来奏事。
三月九日，岳飞到建康受到高宗接见，经过多次交谈，高宗认为他见识大有进步，议论皆有可取；决定加以重用，特下手诏：“卿等久各宣劳，联所眷倚。今委岳飞尽护卿等，所宜同心协力，听飞号令，如朕亲行。”
岳飞对高宗这一决定，自然感到极大的信任，必须加倍努力，决不辜负知遇之恩，当即亲手写了北上用兵的详细计划，进一步表达了“致身报国，复仇雪耻”的决定。
谁知，转瞬间高宗对岳飞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原来这时秦桧又担任了枢密使，极力宣扬和议，遥尊韦氏为皇太后，高宗说：“太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屈已讲和，正为此耳。”宰相张浚则认为统一节制全国的军马，指挥北伐的重任应该归他自己，不能交给岳飞。秦张二人各从自己的角度提醒高宗，不能让岳飞有太大的权力，会出现尾大不掉，威震人主，难于控制。高宗于是改变主意，写了个手诏给岳飞：“淮西合军，颇有曲折”，要他去见张浚。张浚闭口不谈高宗曾经答应岳飞扩军，将淮西军归他节制的事；反而用征求意见的语气问岳飞将淮西军拨给王德、昌祉、张浚、杨沂中等人指挥，行不行？岳飞直言不讳地说这些人都不行。张浚以宰相之尊，听了岳飞的话，怫然而怒说：“我早就知道，非你不行。”岳飞也愤然回答说：“你征求我的意见，我不敢不谈个人的看法，我决不是想自己一定要得到那些部队！”说罢愤愤退出，立即上奏请求解除军务，不待批准便于三月下旬离开建康，溯江西上，回到庐山东林寺，去给亡母守孝。
张浚对岳飞这种“抗上”的行为，极为不满，多次在高宗面前说：“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高宗果然认为岳飞居功骄傲，飞扬跋扈，不能容忍。便派兵部侍郎张宗元去担任湖北京西路宣抚判官，想乘机剥夺岳飞的军权，幸好有人及时劝解高宗，岳飞本是粗人，受不得委屈，只是所见不同，也许别无他意，忠义可用，应予谅解。于是派人去庐山，赐诏抚谕。来人以死相请，岳飞只好回朝。岳飞见到高宗后，承认有罪。高宗当然好言相慰，当即召还张宗元，让他仍回鄂州担任原来的湖北京西路宣抚使。一场君臣之间的矛盾终于缓解了，但再也难以弥合这已经出现的裂痕。
回到鄂州以后，岳飞在半年之内多次奏请，“以本部军进讨刘豫”，“乞进屯淮甸”，“计间伪齐”，“请乘金废立之际收复中原”；然而，所得到的答复，无非“卿其勉力”、“惟俟机会”、“行边备守”等虚伪委婉的应付之词，根本没有诚意。
到这年冬天，岳飞接到回朝奏事的命令，便与随军参谋官薛弼一道乘船沿江东下。途中，岳飞对薛弼说：“我这次回朝，准备奏陈一件有关国本的大事。”薛问何事？岳飞说：“近得金人情报，准备将钦宗的儿子赵谌送回汴京，立为傀儡，阴谋制造两个宋朝南北对峙的局面。因此，立储实为我朝当今国本。皇上后嗣乏人，不如将在资善堂读书的养子赵伯琮，正式立为太子，以便破坏金人的阴谋，安定人心。”薛弼认为身为大将不应干预这样的事。岳飞说：“臣子一体，应当直说，不必顾虑什么形迹了。”
岳飞到达建康后，受到高宗的接见。在谈过一般的公事后，岳飞进读了请求立储的密奏，读着读着，发现高宗的脸色不好，加之一阵风来，奏纸随风摇动，他的手和声音也不觉颤抖起来，勉强读完之后，便诚慌诚恐地俟立一旁静听吩咐。只见高宗冷冰冰地说道：卿言虽忠，然握重兵在外，此类事情不是你所应当参与的啊！岳飞听了，顿觉犯了武夫干政的疑忌，只好神情颓丧地退出。接着，高宗便接见薛弼，首先问他可知道岳飞奏请立储事，薛弼只好说“臣虽在幕中，但从未听他说过此事。这次来行在途中，常见他在舟中练习小楷，知道他在书写密奏，他的所有密奏都是自作，外人从不参与。”高宗说：“你可按照你的意思，开导他不应参与这种事，也可告诉其他幕僚不参与。”从这件事看来，高宗对岳飞的疑忌更深了。
可是，岳飞回到鄂州军营后，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北伐，要求给自己增兵。绍兴八年正月，他又向高宗上书，说明他驻防的这个“上流”重地，范围过于辽阔，万一金军南犯，自力有限，难以照顾周全。因此请求增加兵马，相机进取。哪里知道高宗对他更增长了戒心。高宗从维护个人最高统治地位的角度看问题，认为诸将之兵不能太多，“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因此，与其把兵添给大将，不如另增几位将领；宁可减少岳飞的防区，不可给他增加兵马。于是，出自一片忠心，保卫大宋王朝的种种计划与请求，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受到无端的疑忌，怎不令人丧气与委屈呢？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奸佞”是杭州岳王庙里秦桧跪像的一幅对联，由此可见国人对秦桧的愤恨。据说，乾隆年间一位姓秦的进士是秦桧的后人，他到杭州看了岳王庙后说了这样两句话：“人言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看来秦桧卖国贼的形象可能是永远也洗刷不清了。
岳飞很难理解高宗为什么不同意他“相机进取”去收复中原的失地。他哪里知道高宗这时正在准备与金人议和呢！很快他就知道了。
绍兴八年三月，一贯推行投降路线的秦桧，重新担任了宰相，并且兼任军事职权的枢密使。他一上台就加快议和的步伐，不顾众多大臣的反对，派王伦去金往返穿梭密议，进展颇速，即将达成协议；但同时也招来了更多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高宗不能不考虑征求拥有重兵的大将们的意见。
八月初，岳飞在鄂州接到命令要他赴京都奏事。他估计必与和议有关，便迟迟不肯就道，而且多次发出“许臣致仕”、“屏迹山林”、“保养残躯”的申请。直到九月，高宗“累降诏旨不允，不许再有陈请”，才抵达临安。岳飞见到高宗后，非常坦率地说：“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藏，恐贻后世讥议。”高宗听了只好默不作声。宰相秦桧听了对他更加不满。
岳飞的反对，未能阻止和议的进行。到十一月，金熙宗派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南下。不称宋国而称江南，不称国信而称诏谕，要高宗面北跪拜，接受诏书，“奉表称臣”。这些条件都极为苛刻，因而引起群情激愤，纷纷痛骂“秦相公是奸细”，“义不与桧戴天”。但高宗求和心切，不惜屈辱降尊，便采取欺骗的手法，由秦桧代行跪拜礼，接受和议，以称臣纳贡为代价，获赐原由刘豫占据的河南地。
绍兴九年正月，高宗利用求和成功，金人将归还河南地的机会，宣布大赦天下，给诸将加功，借以欺骗国人，粉饰太平。岳飞在鄂州接到赦书后，在《谢表》中说：“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失心天地，尚令嵇首以称藩。”曲折婉转地表达了和议不好的意思。又力辞加官进爵，认为“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伤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论功行赏，取笑夷狄。”这些话都直接指向了主持和议的宰相秦桧，秦桧十分恼怒，遂成仇隙。
岳飞不久又上书认为这次“金人无事请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归吾，实寄之也。”其中必有阴谋，和议决不可靠，因此请求派兵前往京西洒祭皇陵、刺探敌人内部究竟有什么活动，早作应付的准备，以免临时措手不及。可是秦桧怕岳飞挑起事端，不肯批准。
岳飞的估计，果然不错。这次议和是由于金朝统治者内部发生矛盾的结果，以挞懒为首的一派掌权后，对刘豫的不受控制极为不满，因此废伪齐，将河南地归宋，达成和议。但以兀术为首的一派，又对挞懒的政策不满，向金熙宗控告，说归地于宋必有阴谋，结果挞懒被杀，兀术掌权。宋金议和纸墨未干，便岌岌可危了。
到绍兴十年五月，金兀术撕毁和议，分兵四路大举南侵。东京、西京、河南、陕西州郡守备不足，所以迎降，重陷敌手。各地抗战军民纷纷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抵抗。著名抗金将领刘錡终于在六月大败金兵于顺昌（今安徽阜阳），接着韩世忠又连破金兵于淮阳（今江苏邳县）和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煞住了敌军气焰。更主要的是岳飞，他一贯反对和议，自率大军直捣中原。在颖昌（今河南许昌）、郾城等地大破金兵，攻克了西京等许多河南州县。金军损失惨重，兀术之婿也在一次战斗中被岳家军打死了。岳飞正在庆贺即将收复中原，勉励将士“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的时候，忽然接到高宗命令班师的十二道金牌，君命难违，只好叹息了一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撤军回朝了。
金兀术遭此惨败，把一身的怒火都发泄到岳飞的头上，不久他便写了一封信给暗藏在宋朝政府内的奸细秦桧：“你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议可成也。”秦桧本来就对岳飞的反对和议极为不满，现在又接到兀术必杀岳飞的暗示，口气是那样严厉，不执行是不行的。于是岳飞的命运便陷入了险境。
金兀术给秦桧写了“必杀岳飞”的信以后，一时未见回音，便想再增加点压力，于绍兴十一年正月组织了十万金军突入淮西，连破寿春、庐、直指和州。这时，宋军在这一带驻防的有张俊、杨沂中、刘錡诸部，共约十三万人。高宗犹恐有失，又连续下达《手诏》，要远在鄂州的岳飞前来支援。岳飞奉命于二月中旬亲率八千铁骑赶到战场时，杨沂中和刘錡已在柘皋大破金军，收复庐州。金兀术闻飞兵至，渡淮北去。岳家军也便返回鄂州。谁知后来这事被人诬为“逗留不进”。
这时，高宗和秦桧经过密议，决定杀岳飞与金人讲和。为了不引起岳飞的疑虑，不招来岳家军的反抗，决定采取欺骗的手法，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进行。
四月，召三大帅（张俊、韩世忠、岳飞）到临安论功行赏。张、韩为枢密使，岳为副使。明升暗降，罢除了他直接带兵的权力。
五月，命张俊和岳飞出使淮东，去拆散韩世忠的部队，岳飞不从，引起张俊和秦桧的不满。谏议大夫万俊禛等人便攻击岳飞，“自登枢媿，日以颓废，嵇违诏旨，动摇民心，无不失望”。岳飞自知不为秦桧所容，便多次上章辞职，高宗假意挽留一番后，于八月九日正式下诏罢了他枢密副使的职务。
九月，秦桧为了达到必杀岳飞的目的，诱使王俊诬告张宪。说张宪得到岳飞的儿子岳云写的一封信，知道岳飞被罢官，便欲裹挟大军移屯襄阳，威胁朝廷。逮捕张宪后，进行严厉拷打，张宪不肯屈从，张俊竟然不顾事实，上奏说：“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秦桧如获至宝，立即奏请逮捕岳飞。
九月十三日，岳飞父子被诬谋反，投下天牢。最初主持审叛此案的是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何铸见岳飞背有“精忠报国”四字，又翻察卷宗，见并无反叛证据，不忍陷害无辜，审了一个多月不肯定案。
十月二十一日，秦桧另派万俊禛接审此案，他由于并无可以定案判刑的证据，不知所问，只好“哗言”讹诈岳飞有“异谋”，有致张宪的“书信”，但又快一月，仍然“无可证者”。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出主意可另加两条罪状：一条是说岳飞当年奉命增援淮西时“逗留不进”。尽管不符真实，但胡说一通是可以骗人的。第二条是说岳飞“指斥乘舆”，曾私下对部将们说：“我三十二岁时建节，自古少有。”就是比太祖三十岁作节度使。还说：“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就是辱骂皇帝。因为皆属口说，可以无凭，随便找个人证明一下就行了。万俊禛大喜，命大理评事元龟年将这些并不确实可靠的材料“杂定之，以傅会其狱”，上报大理寺。
十二月十八日，大理寺接到审叛的材料，开始研究如何量刑断案，由于证据不足，意见十分分歧。大理少卿仁辅认为岳飞无罪，寺丞李若朴和可猷认为最多叛徒刑二年。他们反映给大理卿周三畏，周再报告给万俟禛，禛默不作声。周说：“判刑应当依法，我岂能可惜这项大理卿帽子呢？”可是万俊禛根本不听这些反对的意见，仍然以“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云私罪徒”定案，上报高宗，请“圣旨裁断”。
当时朝廷内外对岳飞一案十分震惊，许多具有正义感的官员，纷纷出面进行营救。宗室首领齐安郡王赵士哀上书说：“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飞无他。”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布衣范澄之上书说：“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还有进士知浃、布衣刘允升也上书为岳飞鸣冤。这时已罢官闲居的韩世忠，本已杜门谢客，绝口不谈政事，但实在无法平息愤懑的心情，还是去质问秦桧，有什么根据说岳飞谋反？秦回答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他蛮不讲理地认为，尽管岳云给张宪的书信找不到了，难道这个事也没有？我看是或许有的，可能有的。韩世忠见他硬把无理说成有理，只好怫然说道：“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
高宗和秦桧既然决心与金人讲和，就必须满足金人的条件杀掉岳飞。这既除掉了妨碍自己的绊脚石，又杀鸡给猴看，警告拥有军权的武将们必须顺从，使自己的统治基础得到加强和巩固，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不顾众人的反对，一意孤行，在这年的除夕，下达了“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的“圣旨”。
当天，大理寺的执法官遵旨来到狱中，逼岳飞在供状上画押。岳飞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想到自己一生尽忠报国，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现在无辜被害，老天有眼，终有昭雪的一天。便镇定自若地提起笔来，在供状上写下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一代忠臣，爱国名将，民族英雄岳飞，就这样惨死了。年仅三十九岁。
岳飞死后，宋金议和，两国东以淮河为界，西至大散关，其北之地全归金国所有。宋向金称臣，每年奉银绢五十万两匹。从此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堂堂大宋王朝只能偏安一隅，难以再谈恢复了。此后，虽然不断有人揭露秦桧误国，要求为岳飞平反，但高宗在位，坚持妥协投降路线，平反昭雪的事受到重重阻碍。
直到二十年后（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再度撕毁和议，发动大规模南侵，南宋军民请求给岳飞雪冤，“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主之气。”高宗才不得不下令，让岳飞的子孙家属从流放的地方内移生还，但仍荒谬地把岳飞同蔡京、童贯等奸贼相提并论，不肯为岳飞彻底平反。
直到高宗下台（1162年），孝宗即位，为了进行北伐，鼓舞士气，才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其子孙，加以录用。这场毫无道理的冤案总算得到了平反。
岳飞的冤案，留给后人的感慨和思考，是深刻的，没有穷尽的。元朝诗人赵孟埜在拜谒《岳王墓》中说：“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十分沉痛！明朝名士文征明在题《杭州岳飞庙》中说“拂试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亦堪怜，风波狱。”
岳飞是忠烈从他的《满江红》就能看出来：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头来，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堪恨堪怜的风波冤狱冤杀了一个民族英雄，改变了一段历史。（唐.赵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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