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继柏：中医从什么书读起

       讲讲中医从什么书读起，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有人曾采访过我，问我是什么派的。我说我既是学徒派，又是学院派。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是学徒派，谁都知道，现在有句笑话，叫“地球人都知道”，因为我讲真话，从不隐讳我的出身，讲假话我不会的。问我是什么文化水平，我说我就是学徒出身。十三岁当学徒，当到十六岁当医生。当学徒的时候，什么事我都干过，给老师提尿壶，那是常事；打洗脸水、倒洗脚水，那也是常事；在药铺里下梭板，打扫卫生，扫厕所，这些事我都搞。这个学徒派读书和我们现在科班派读书有区别。这就是我要讲的核心，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我记得二十年前，我校的彭坚教授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湖南中医应该研究熊继柏现象。”他说应该研究一下我的现象。他说你为什么会讲课，为什么会看病，为什么会写书，他说我们值得研究一下这个现象。确实是学徒出身，我倒不在乎什么研究我的现象，也没有谁研究过我的现象。但是我琢磨，因为我在农村公社卫生院工作了20多年，我对农村的情况特别了解，我在城市又当了30多年医生，我对城市医疗也很了解，但更重要的是我在高等学府教了30多年书，退休后几乎跑遍全国，全国许多大的中医院校我都去过，如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给全国的名医班讲课，所以我对上面的情况很了解，我对基层的情况很了解，像我这样的人确实不多，所以我就琢磨中医的教育问题，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不讲规律，我就讲讲我是怎么读书的。

 

       第一本书——《雷公炮炙四大药性赋》，我四个早上把它背完，一个早晨背一个药性，寒、热、温、平，就四个早上背完了，白天我就玩，没事干。

       第二本书——《药性歌括四百味》，当时背了，但现在我不一定还记得。四大药性赋我还能背，要我写我还能写下来。《药性歌括四百味》我就写不下来了，连接不起来了。这就是第二本书。

       第三本书——《医学三字经》。要说明的是，我读的书都是抄来的，不是原版的。第一，没有书买；第二，买不起。都是抄师傅的，抄了有错别字，师傅给你改正，改过来后再教一遍，让你去读，就这样的。《四大药性赋》师傅没讲，《药性歌括四百味》也没讲，《医学三字经》讲了，讲得似懂非懂。“医之始，本岐黄”，岐伯和黄帝，就这么讲，那时我哪知道岐伯、黄帝是谁啊？“灵枢作，素问详”，灵枢是什么，素问又是什么，那时全不知道。“难经出，更洋洋”，“难经”是什么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那时《医学三字经》全背。现在如果谁要我抄，我可以一个晚上给抄出来，不仅不要书本，而且绝对没错。这是第三本书。

       第四本书是《脉诀》，包括《王叔和脉诀》和《濒湖脉诀》两本脉诀，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诊断学。这是第四本书。

       第五本书是《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讲的是诊断学。

       现在总结归类就是中药学、三字经、诊断学。

       之后开始学方剂。首先是《局方》。《汤头歌诀》读完了，读陈修园的《时方歌括》，这两本书的方剂歌括我全能背，比如藿香正气汤：“和解藿香正气汤，苏叶白芷共藿香，陈半茯苓大腹草，厚朴桔梗引枣姜。”这是《金鉴》的。“藿香正气白芷苏，甘桔陈苓术朴俱，夏曲腹皮加姜枣，感伤岚障并能驱。”这是《时方歌括》的。这两本方剂书我都能背。

       读完方剂后开始读内科学的书。内科第一本书是陈修园的《时方妙用》。“中风……风者，主外来之邪风而言也。中者，如矢石之中于人也。”像这样的话都要背，这就是接触内科学。

       接触内科学以后，老师就开始跳跃式地教我了，这是我的第一个老师，胡岱峰老师，他是清朝秀才，古文功底好得不得了，他的古文真是学究式的。他说我能读书，不能跟大家一起读，要开小灶，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个班。让我开小灶就是学习《伤寒论》，读的是《伤寒论新注》。开始是读原文，老师的标准就是背。背的同时也讲，比如给我讲猪肤汤，我问过一个问题，我问老师：猪肤是不是就是猪皮，老师回答说是，我说：“那是不是随便哪里的皮都可以？”“哎呀，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呢？”老师说：“你怎么问这样的话，你问得出奇呀。”他感到奇怪。又比如“五苓散，白饮和服”，我问“白饮”是什么，老师说：“白饮就是米汤啊。”就问这些东西，都是当时读书的灵感，所以永远都记得。就这样《伤寒论》我背下来了，背下来后就觉得这书读得差不多了，这样的书都能背下来，而且是搞不懂的书。我为什么现在始终念念不忘我这个老师，就是因为我这个老师引我入正门。如果没有这样的老师，我对经典不可能读得这么好。

       《伤寒论》读完了，接着就是《金匮要略》，又是要求背。我一年内把这两本书背完，半年背一本，其中《金匮要略》好背，就是《伤寒论》不好背，尤其是太阳篇，把人背得晕头转向。这两本书读完后，赶上1958开始“大跃进”，我就当医生去了。

 

       我当时就读了这么多书开始去当医生。那时刚开始当医生看不好病，当然也可能偶尔看好一两个，但总是不满意。人家老医生看了几十年，病人天天找他看，因为看得好啊。我就问那个老医生：“你怎么看得好病，我怎么就看不好呢？”我问他读些什么书，是不是书比我读得多些。他问我都读些什么书，我说读了《伤寒论》《金匮要略》，他说：“谁读那样的书啊，那书有什么用，那书没用。那书是讲理论的，不是看病的。”我说：“你怎么知道啰？”他说：“我们都不读，你看我们哪个读，一个都不读。”这就是说当地的医生没一个读过《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但他们就能看得好病。于是我就问他读些什么书，他告诉我只读过《医宗金鉴》。我又问他《医宗金鉴》怎么读，他说就读《杂病心法要诀》。好，我就找到《医宗金鉴》，把它借来。我一看，《杂病心法要诀》基本出自《金匮》，但它在《金匮》方基础上加了一些时方，就成了一些常用方了。

       另外一位医生又告诉我，《医宗金鉴》里面值钱的是它的妇科学和幼科学。我在读《医宗金鉴》时又发现一个问题，《伤寒心法要诀》把庞大复杂的《伤寒论》原文精化精简了。于是我把《伤寒心法要诀》认真读了，比内科《杂病心法要诀》读得要熟得多。这样，我就花力气读了《伤寒心法要诀》《妇科心法要诀》和《幼科心法要诀》。所以我的学生都知道，我经常用《伤寒》方、《金匮》方，用得很熟，妇科、儿科基本上用《医宗金鉴》的方，这是自学的。

       读完了这些书我才真正开始当医生。在农村当医生，你要应付各方面的病人，尤其是当你出名以后，比如我那时每天要看将近一百个病人。那时候很多怪病就开始遇到了，师傅不在身边，我没处去请教，农村那些老医生我跟他们讲《伤寒论》和《金匮》他们不懂，所以我只能自己解决。我看病没人带，都是自己闯出来的，所以我的经验都是实践中反复摸爬滚打出来的。跟我上门诊的这些学生得到我的经验好像很容易，其实我是吃过大苦的，所以我现在用起来，学生们一下就学到了，好像非常简单，其实我是经过几十年磨炼得来的，其中既有正面的，更有反面的，它是不断地升华、总结出来的东西，它不光是书本上的东西。对于一个方，我怎么加，怎么减，已经形成了一个规律。某个病一来，我立刻能想到用什么方，这些经验都是我几十年积累的东西。病人一来诊察之后，我的方就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我搞了几十年啊，我看了几十万人了。

       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我又读了一些书，比如《傅青主女科》，我读得很熟，《傅青主女科》里面的方我经常用，当然是有选择地用。治妇科病我基本上就是用《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和《傅青主女科》的方，治儿科病我基本上就用《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的方。曾经有一本幼科专著叫《幼科铁镜》，我读过，我个人觉得不怎么样。还有一本书是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这本书过于复杂，把妇科复杂化了。我经常说我们中医本来就够复杂的了，我们现在有不少的中医，甚至于号称中医学家，他把中医学人为地复杂化。难道还嫌它复杂不够吗？把它人为地搞复杂了，我们的后人还怎么来学啊！一看到就怕它，一看到就往后退缩，进一步退三步，他还怎么学？这人为的复杂给后人带来的弊病，只能给中医学术带来摧残作用。

       我的第一位老师教我通读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到1961年，我又拜第二位老师了，他是陈文和老师，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他是国内学中医，然后到日本去深造。陈老师发现我读书读得好，但有明显的缺陷，第一，没学过温病学；第二，没读《内经》。温病学和《内经》讲些什么东西，我确实都不知道。我后来见到我第一位老师胡老师时，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教我读《内经》？他说：“你那么小，读什么《内经》，那是你读的啊？到时候你自然可以读。”我问他要到什么时候？“当几年医生以后，到20多岁30岁时再读吧”，这是胡老师跟我讲的，他叫我到二三十岁再读《内经》。

       在陈老师那里，他就教我读《内经知要》，其实我原来真正的《内经》功底就是《内经知要》，温病功底就是《温病条辨》。《温病条辨》拿到手以后，我的感觉就不一样，这都是我原先不知道的。所以我就在《温病条辨》上下了功夫。我对《温病条辨》是读得很熟的。我们学校的温病教研室主任谢凤英教授，她的温病学水平是很不错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我对温病也很熟，她说：“你怎么对《温病条辨》那么熟啊？”我开玩笑说：“难道就只允许你一个人熟啊！”

       现在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了，我治病用的方来自哪些地方。开始不是讲了两本方剂学吗，这是基础，然后是《伤寒》方，《金匮》方，《医宗金鉴》方，程钟龄的方，傅青主的方，然后就是温病方，就这么多方，就来自这些地方。当然，以后还有一些杂家的方，比如张景岳的方，喻嘉言的方，李中梓的方，还有《审视瑶函》的方，那是个别现象，包括《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的方，那都是个别的方，不是全面的，上面讲到的那些方才是全面的方。

       跟陈老师重点就读了《温病条辨》和《内经知要》，陈老师告诉我一个重要的道理：要想当一个好医生，必须大量读方剂。他有个手抄本，有2000多首方，当时他要我抄下来，我那时因为记性好得很，全记得，就没抄。那时又没有复印机，否则的话就复印下来了，真可惜啊！

       自从跟陈老师学了温病学后，回去当医生就大不一样了。当时我们那里乙脑、流脑流行，我治好几个危重病例，在石门县西北地区的医名就打开了，所以我出名是在1963年以后，是因为治乙脑、流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