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最初由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提出，“人本”思维不仅是盛世治国理政中的精华思想，更是中医学“以和为贵”的观点在医者诊治疾病时的切实体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中医学深刻把握人同时具备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特点，诊疾时灵活应对、针刺时随机而变、用药时圆机活法，为现代医者临证时灵活对待“病本”与“人本”思维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病本”与“人本”问题具有目的一致性
《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这鲜明地指出在天地之间，以人命为贵，成为中医学在诊治过程中注重“人”的理论根源之一。《灵枢·玉版》中再次强调：“人者，天地之镇也。”可见，中医素来就有“以人为本”的诊疗思维。现代医学面对危重症病人，积极采取ECMO、气管插管等抢救措施，虽然对人体造成了较大的有创伤害，但其目的也是先救命，后再通过康复科等科室的配合，帮助病人恢复相对健康。客观地考虑中西医的救治技术，不可否认，其各有所长。希波克拉底誓词中写道：“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此项之指导，虽然人请求亦必不与之。”“药王”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警示医者：“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无论中西医，其在对医生信仰的塑造中无不强调“人”的重要性，强调“人”的重要地位。大部分医者都是秉持“济世活人”的宗旨与疾病做对抗，希望通过“治病”改变人失衡的状态。因此，无论是“病本”还是“人本”，其根本目的都是统一的，即恢复人的健康稳态。
“病本”概念应属于“人本”的概念范畴
西方医学由于受到还原论思维和机械唯物论的影响，过往对疾病的认识上，常将着眼点放于由明确的致病因素导致机体产生的器质性病变上，强调疾病是“对人体正常形态的偏离”，而对于病人轻微的功能病变、情绪变化等关注较少。相较而言，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既强调对疾病整体发展的把握，又密切关注患者的证候表现。1977年，美国内科学专家恩格尔在《自然》杂志上刊文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型；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倡导发展“生态医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医者诊疗时关注的对象从“疾病本身”到“病人本体”的革命性转变，越来越注重情绪因素、社会因素等在疾病发生、发展、转变中的作用。《灵枢·百病始生》言：“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大病乃成”，强调了外邪与人虚是致病的共同条件。《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叙述了外邪由表入里传变的过程。以上二句无不说明，疾病的发生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样的语境下，“治病”与“治人”本身就密不可分，一方面要祛除外来之病邪，另一方面应强人之体，防止病复。而现在临床上对疾病的认识，大多已非局限于单一因子、单一因素的病因作用，而是提出了多种激素分泌轴或网络等，注重情绪变化在致病中的作用，提出了应激性溃疡等概念，但是，其并未突破还原论认识的局限，多被线性的通路等所禁锢。因此，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这与中医学中重视整体、强调联系的非线性生命观仍存在差异。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现代的语境下，“病”的概念更为广阔、内涵更加丰富，其不仅包括生理疾病、也包括心理疾病，不仅包括器质性病变，也包括功能性病变，因此，不妨将疾病理解为是机体受各种因素影响后人异常状态的一种特定表述，“生病”在时空进程上属于“人”的特定状态。“病本”思维指导我们消除内外致病因素，“人本”思维指导我们恢复系统健康状态，而实际上，要恢复人的健康状态，消除内外致病因素是前提，因此，“治病”可以看作是“治人”的关键一步。
系统中医学揭示“人本”的科学内涵
系统中医学是由系统科学与中医学的交叉学科，其深刻揭示了人的复杂性和中医认识人的先进性。其认为健康与疾病之本在人，换而言之，离开了人这一主题，健康和疾病皆无从谈起，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能通过解剖的方法研究，某些功能性病变是超解剖的，无法在死亡的个体上求解。其认为中医对人生命的调理应是生态调理，病灶并非自成，病因无法独立，因此，调理时不能仅仅针对一个靶点、局限于某一个原因，而应该从调整人的生命状态入手，系统地、全面地调理人天这一元整体的生态环境。当然，此处的生态环境是广义的，强调的是系统内各要素质之间的联系性和系统质的特殊性。系统质是在系统整体水平中“涌现”的特殊成分，无法由要素的简单组合得到。通过生态调理应达到破坏疾病状态下紊乱的恶劣生态，重构元整体生命和谐态，系统内部要素质重新恢复正常联系，系统质重新生成并保持动态稳定的结果。
具体而言，“精、气、神”即是人的系统质，中医学强调“精、气、神”在分析疾病病机、指导治疗中的重要作用。“精、气、神”三者各自都具有丰富的概念，此处的“精、气、神”，更偏向于其功能属性。夜晚思虑过度则暗耗精血，表现为视力减退、脑髓空虚等自觉症；暑月贪凉饮冷则折损阳气，表现为下利清谷、完谷不化等客观症；焦虑紧张、暴怒无常则干扰神明，表现为胡言乱语、胆怯易惊等失神症。对于此类病人，常常难以下一个明确的病名诊断，即需要从整体入手，从“补精、调气、御神”入手，燮理人之“态”。
“人本”诊疗思维的核心在于“和”
正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所言：“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和”是“人本”诊疗思维的根本所在。
与病和，慎用对抗疗法，善判病势的发展以起沉疴。《灵枢·逆顺》：“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二者皆言“因势利导”之大法，中医之道在于“和”与“顺”，祛邪之要亦应如是。再具体而言，清代程钟龄提出的治病“八法”中，“和法”明言运用和解表里、祛邪扶正、调整脏腑功能等方法治疗疾病，而其他如邪在表用“汗法”，邪在上用“吐法”，邪在里、在下用“下法”等均是考虑到外邪所在层次，顺势而祛之。
与人和，注重情志疏导，关注病人对治疗的耐受程度。《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的箴言，明确指出了情绪异常与脏腑疾病的关系。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人的情绪“垃圾”日积月累，因此而导致的情绪异常疾病和与情绪有关的病变不在少数，特别是在甲状腺疾病和妇科月经不调、子宫肌瘤等疾病中情志因素影响显著。因此，面对具有思想的人，医者一方面要积极采取药物、针刺等外界手段促进病人自组织系统的恢复；另一方面要配合情绪的疏导，充分发挥情志调摄在干预疾病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此外，医者在遣方用药、施用灸刺等时还应注意患者主观上的接受程度，对于机体代谢功能差的患者，药宜少宜精，对于对疼痛敏感的患者，刺宜浅宜轻。
与天和，观察环境变化，明晓环境对于病人的状态影响。五运六气学说是古代研究天人关系的沧海遗珠，对于我们解读环境变化如何影响人之状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临证时，医者若能借天之力，把握病愈的枢机，往往能收桴鼓之效。此外，此处的“天”可广义地理解为人所处的一切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如通过对陪诊者的教育等，或可帮助患者起到协调社会关系的效果，特别是在压力型不孕症妇女来就诊时，通过对其伴侣等恰当的教育，往往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综上，“以人为本”诊疗思维的关键在于“和”之道，医者无法直接地治愈疾病、治好病人，而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促进病人自身的自组织系统恢复有序的动态平衡，重新建立生命的正常秩序。
《医宗己任编·东庄医案》言：“医当医人，不当医病也。”体现了中医学对于“人本”诊疗思维的先进思考。然而，“病本”与“人本”具有目的上的统一性，“病本”思维应囊括在“人本”思维里，因此，作为新时代的医者，我们要做的不是争论孰优孰劣，而是应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深入探讨中医学认识人的机制，从“病本”角度出发，在临床中积极贯彻“人本”思维，帮助患者恢复身心健康并与自然、社会和谐的状态。(胡孙林 马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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