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培坤：民办教师第一年

民办教师第一年

作    者：吉 培 坤

图    片：选自网络

我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8月下放到盐城东乡的南洋公社镇星大队插队劳动。没多久，我第一次听到了“教馆先生”这个名词。那是在一次田间劳动接近中午时分，一位社员提前下工了。临走时说了一句：“今天教馆先生要到我家临饭，我就先走一步了。”我问身旁的社员什么叫教馆先生，什么叫临饭。她睁大眼睛，看了我一眼，意思好像是这也不懂？但又不知道用什么词来解释。旁边的一位男社员连忙解释说：“就是老师，大队学堂的教书先生。先生吃饭是轮流到各家的，今天轮到她家。”哦，我终于弄懂了，其实就是我们城里人说的学校老师。学校在这里叫做学堂、教馆，老师就叫先生，吃饭是轮流到学生各家，叫临饭。

我又好奇地问：“大队里有学校？”社员们又放声大笑了：“是啊！没有学校这么多细小的到哪里念书啊！”“细小的”是当地方言，就是“小孩子”。我一想，是啊！没有学校这些孩子到哪里去读书呢？但我插队一个月了，还真不知道学校在哪里呢！我又问社员学校在哪里，大家说就在大队部东边一点，隔了几块田。因为我们生产队离大队部比较远，平时也不到那里去，所以还真不知道那里有个学校呢！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关注大队的“教馆”了。它真的就在大队部的东边，就是一排四、五间的草房子，不时地从里面传出学生的读书声。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要是能做一名教馆先生那该多好啊！就不需要每天在田里日晒风吹了。但立即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你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想到哪里去了？必须狠斗“私”字一闪念。但是，从那以后，我每次经过那里，都会放慢脚步，朝里面看几眼，但从来没有进去过，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进去。

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离九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全国各地到处唱起了“满怀豪情迎九大”的歌曲。大队里也组织了文艺宣传队，紧锣密鼓地排演节目。我和几名知青也都被抽去参加排练，与大队里的文艺骨干一起，搞了一场自编、自导、自演、包教的“三自一包”节目，受到了社员的欢迎，也引起了大队干部的注意。宣传演出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四月底九大结束。大家又回到了生产队参加劳动。

到了1969年7月中旬，一天在地里给棉花间苗休息时，队长娘子偷偷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听说大队里准备让你做教馆先生呢！”我一听，浑身一热，说：“真的吗？”队长娘子说：“有个先生回自己大队去教馆了，正好缺一个人，听说书记想让你去呢！”这真是天上掉馅饼，砸到我的头上了！我又追问：“怎么想到我的？”队长娘子说：“书记看你在排迎九大节目时，能写能说，像个先生。问我家老头子在队里表现怎么样，我家老头子当然帮你说好话啊！”我一听连忙说：“真要谢谢黄队长呢！”

自那以后，我就天天盼，日日想，夜里做梦也梦到自己站在教室讲台上挥舞着教鞭，神气活现的样子，也经常笑醒了。一晃到了8月底，大队里真的通知我去做教馆先生了。

开学前几天，我穿戴整齐，一件新的白衬衫，一条蓝裤子，一双松紧口的黑布鞋，走进了大队小学。这是我第一次进去。尽管之前每天到大队部排文娱经过这里，我也从来没有进去过。

小学连我共四名教师。校长是一位退伍军人，姓陆，本大队人，盐中1963届高中毕业，后来参军，前几年复员回到了大队，担任了小学校长。另外一位姓王，也是本大队人，高中毕业，年龄三十岁出头。还有一位是和我同时下放到本大队的女知青，姓沈，分在六队，我的盐中校友，比我低一届。有意思的是四个人都是民办教师。上学期在学生家里临饭的倒是一名公办教师，因为离家远，不方便，想办法调回去了。

学校总共只有三个班。一三复式，二四复式，另外还有一个五年级单班。我被分配教一三复式和二四复式两个班的语文并担任二四复式班主任。校长强调，明天学生报到，一定要收足学杂费，不全的不发书。校长领我到教室看了看。教室光线很暗，窗户很小，20多张学桌已经很破旧了。我问校长怎么没有凳子？校长说凳子由学生上课时自己带来。

第二天，家长带着孩子来报到了。家长把卷得像烟卷似的一毛一毛的钱展开，皱巴巴地交到我手里。有时发现少了一张，又在几个口袋里翻来翻去，找到后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一位家长低声地说：“先生，我刚把家里所有的鸡蛋卖了，才凑了一块八毛钱，还有七毛钱等几天再交吧！”我只好说：“那就等交全了再发书吧！”我抬起头来，突然发现小姑娘眼睛里含着泪花，就要哭下来了。父亲说：“不哭！不哭！过几天一定交全了，把书拿回来。”看着父女俩离开的身影，看着小姑娘一边走一边还用袖子抹眼泪的情景，我的心里一阵酸楚。

9月1日正式上课了，第一节课是给二四复制班上语文。我第一次跨进教室。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很浓烈的汗腥味，那是从学生们的身上散发出来的。由于教室小，人数多，大家挤在一起，难免会集中散发出来了。我一阵恶心，甚至一阵晕眩，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了。心想：这是什么态度？什么感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年了，效果哪去了？不应该有这种感觉。认识端正了以后，情绪也就稳定下来了。我走上讲台，朝教室里环视了一下。发现学生带的凳子高矮不一，相差很大。高的与学桌差不了多少，矮的就是一个矮趴趴，学生坐下来，下巴就贴着学桌。我想，现在管不了这么多，先上课吧！

对于复式班上课，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我的小学四年也是上的复式班，直到五年级才是单班。开始上课，我先布置四年级学生自己阅读课文，并抄写事先准备好的生字，然后给二年级上课，估计上了一半时间，再布置他们读课文，写生字，再给四年级上课。当然，大家都知道，复式班上课效果肯定赶不上单班，教师也很吃力，但也没办法。

第一节上课，学生还算比较自觉。很快就下课了。第二节再给一三复式班上课。闻到的是同样的气味，看到的是同样的现象，上课是同样的程序，只是学生不同，教材不同而已。第二节课出现了一个事件。一名三年级学生突然哭起来了，而且声音很大。我连忙停下讲课问什么原因，学生说旁边的同学书不给他看。原来这个学生学杂费没交全，没有书。班主任叫两人一起看。第一节课学生听班主任的话，第二节是我上课，学生不答应了。我只好再做学生工作，连哄带吓，把事情平息下去。

两节课下，我唇焦舌干，发现嗓子已经有点沙哑了，连忙喝了一杯水。好在第三节没有课，好好地休息了一下。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也就是社员们说的“教馆先生”。以后走在外面，社员们都喊我“先生”了，学生家长也更尊敬我了。

下午放学前，我要求学生把特别高的和特别矮的凳子带回去重换。第二天到教室一看，整齐多了。有的是把高凳子的腿锯掉一些，变成矮的。有的和邻居家换了一张。总之要好多了。我又把还没领到书的学生安排和有书的坐在一起，并要求尽快交全。有的学生一家两个在读书，我先偷偷地把书“借给”他们，叫他们不要讲。只等学费交全了，所有权就归他们了。

学生上学放学都是自己回去，哪像现在的学生都要由家长接送？不过有一次下大雨，路过一个三块板搭成的小桥时，因为桥上木板滑，一个一年级的学生不小心掉到了河里。正好遇到一个社员路过，连忙把他救起来。这事发生后，学校决定，如果遇到下雨天，四个教师分头领着不同方向的学生，过了桥自己再回家，或者再回到学校批改作业。这样做，家长都很感谢。

一转眼，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四个人带三个班，整天在备课、上课和批改作业中度过，还是比较辛苦的。这种辛苦与在田间劳动相比是一种不同的辛苦，只有做过教师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到。虽然工作很辛苦，我们四个人关系很好。王老师家靠近学校，遇到下雨天，他就叫我们不要回去，送完学生过桥后一起到他家吃午饭。星期天，陆校长也经常喊我们一起到他家吃饭。

10月25号，我第一次领到了公社发的民办教师每个月5元钱的补贴。心里很高兴，虽然只有5元钱，毕竟是自己挣的，而且以后每个月都能有，再加上年终分配，享受全大队的平均工分值，收入要比去年翻一番呢！当时，我也想拿出一元钱来补助给班上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交学杂费，但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没有舍得。但第二个月我真的拿出了两元钱补助给了两个学生，抵冲了学杂费。一位家长知道后，就要跪下来给我磕头，我连忙制止，叫他不要对外讲。我也没对其他老师讲过，但心里得到了安慰，因为弥补了我第一个月的歉疚。

冬天到了，一年级学生上课迟到的越来越多了。经常是家长抱着哭哭啼啼的学生来到教室。放下来后哭得更厉害了，非要和家长一起回家。我只好停下讲课来哄学生，一节课就这样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经常下大雪。看到那些小学生穿着破旧的单鞋，连袜子也没有，在雪地里奔跑，脚趾冻得通红，心里十分不忍。星期天回家，我让母亲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我们姊妹仨小时候穿过的棉鞋棉袜，棉衣棉裤，全部带到学校分给最困难的学生。

第一学期就在忙忙碌碌中很快过去了。寒假里，公社都要组织全体教师集中学习。因为我们大队离南洋镇比较近，所以每天早出晚归，中午在南中食堂吃一顿饭。集中学习，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也知道了南洋公社教师队伍的总体情况。民办教师占大多数，少部分是公办教师。大部分公办教师是业务骨干，教学的顶梁柱，但也有少数公办教师教学态度不认真，教学业务不行，有的还是师范专科毕业生。我特别记得，在一次全体教师大会上，公社文教干事点名批评，说有些大专生就是一块大砖坯，赶不上民办教师。我听了心里一震，可要认真学习，踏实工作啊！我们捧的是泥饭碗啊！

第二学期开学，春暖花开，学校里教学秩序好多了。经过一学期的学习和探索，我也逐步积累了一些教学的基本经验，掌握了基本的教育教学方法。我发现有一名四年级的男生，年龄不小了，个子也不小，坐在最后一排，上课认真听讲，成绩也很好，就是平时不说话，下课也不和其他同学一起玩，总是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发呆。我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玩，他低着头不说话。我问其他同学，同学说：他是小地主。

我一下子明白了，在那个很讲阶级成分的年代，阶级出身问题已经祸及到第三代了！只能说他爷爷是地主成分，他父亲只能算是地主家庭出身，这么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有什么罪？遭到大家的歧视和白眼？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将会产生多么恶劣的影响？但是，我能说什么呢？怎么和同学们讲呢？他们能听懂吗？我没办法，只能简单地说：“我们要打倒的是地主分子，他们是阶级敌人。他们的孙子这么小，没有剥削行为，和我们都是小学生，以后不准喊他小地主。”大家还是听话的，以后真的不喊了，有些同学还主动地和他一起玩，他的性格也慢慢改变了，脸上也有笑容了。后来上初中，又成了我的学生。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与我一起考上了大学。至今和我还有联系。那是后话了。

我在大队小学只教了一年。我的教学就是从教一三复式、二四复式开始的。这一年，是我收获最多、感受最深的一年。第二年暑假后，一个偶然的因素，我被调到公社中心小学初中部任教。我离开了大队小学，开始了新的教学生涯。

【作者简介】吉培坤，男，江苏盐城人。1948年生，1966年盐城中学高中毕业，1968年上山下乡。1969年到1977年先后担任大队和公社民办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取江苏师院（现苏州大学）政教系。毕业后回到家乡担任盐城师专（后升格为盐城师范学院）政教系教师和教学管理工作，2008年退休。爱好文学，退休后创作了一些小说、诗歌、散文，发表在多个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