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资方案一公布，知道了加工资的结果，单位里就闹猛了——领导办公室里，哭的、吵的、讨说发的；车间班组里，闹情绪的、“骂山门”的，甚至“打相打”的都有……
近日，上海的老年朋友遇见老熟人，相互之间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加了多少退休工资？”是的，十几年来，习惯了每年春节前后增加养老金的退休老人们，对今年迟到的养老金调整方案已经期盼很久了，官方消息一公布，自然要关心自己和熟悉的老伙伴能够增加多少退休金了。
此情此景，不由让我记起过去一些年有关加工资的情形——
解放以后，我们国家的干部薪酬从“供给制”改为工薪制后，执行的是级别工资制，即根据级别拿工资。国营企业的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根据技术、工龄、表现等拿工资。无论干部工人，工资的正常晋升都是有规定的。“文革”开始后，提倡“政治挂帅”，要加工资被批为搞“经济主义”，“八级工资制”也一度成为“资产阶级的法权”。因此，干部职工的工资正常晋升全部停止。
电影《阿混新传》
记忆中，在上钢一厂当工人的父亲，每月工资一直是六十二元四角，属于中等收入。在解放日报当中层干部的伯父，工资是九十八元，在机器厂当八级钳工的舅舅，工资是一百十八元，他们属于高收入阶层了。不过，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退休，工资都没有变化过。笔者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参加工作，当时青年工人满师或转正后的工资，一般都是三十六元，以后也没有加工资的说法，以致于当时流行这么一句口号，叫作“三十六元万岁！”好在当时是计划经济，物价也是多年不变的，享受低工资待遇的人们，对物质生活也没什么太多的期盼和奢求。
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加工资是在1979年年中，这是“文革”开始以后十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调整干部职工的工资，大家的期望值很高，但名额却限制为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说，一个单位如果有一百人，只有四十个人可以加到工资。
当时，上级部门把额定数下放到基层单位，由各单位根据自身情况做方案。一些单位为了扩大增加工资的名额，把六元一级的工资额度再一分为二，让一部分人加半级，也就是三元工资。另外，为了激励先进，还规定必须安排百分之三的人多加一些工资。这样就形成了这次加工资的增资额度变成了三元、六元、九元三个档次。为了解决憎多粥少的矛盾，一般都以工龄长短为基础，以出勤率为依据，再考虑其他因素，算下来，一个单位大约有百分之五、六十的人可以加到工资。方案形成后，要报上级部门审核同意，再开职代会通过后执行。
老年人拉工资卡喜笑颜开
别以为加工资像现在这么简单。当时，由于多年不加工资，人们对加几元钱工资看的很重很重，但名额有严格限制，不可能人人都能加到。因此，增资方案一公布，知道了加工资的结果，单位里就闹猛了——领导办公室里，哭的、吵的、讨说发的；车间班组里，闹情绪的、“骂山门”的，甚至“打相打”的都有，极端的还有声称要吃“敌敌畏”和上吊的。为了加三元钱工资，闹出人命的事，现在想来匪夷所思吧。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市场物价放开，加工资也成为常态。笔者当时在一家企业里负责人事工作，每年加工资就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加工资事关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来不得半点马虎。每逢接到加工资任务，我是一点也不敢懈怠，要花费很多精力争取将好事办好。
为了多让一些职工加到工资，先要到上级公司争取多一些额度。回来后做方案，都要仔细测算。三、四百名职工的企业，每个人的工龄长短（包括本单位工龄）、病事假缺勤天数、职务工种、工作业绩、平时表现等等都是考量指标，都要弄得清清爽爽。为了体现公平公正，也是为了方案公布实施后没有大的矛盾和吵闹，我在一些细节问题上都考虑得非常仔细周到。不是说同事之间没有亲疏之分，但在原则问题和具体操作上必须尽量做到有理有据、不留后遗症。因此，我做出的方案基本能够照顾到方方面面的情况，得到领导的肯定和职代会的一致通过。幸运的是，在这家企业连续好几年负责操作加工资，虽不是人人满意，倒也没出什么纰漏，甚至连找我吵闹的人都基本没有。因为能够平平静静做好加工资工作，有两年，每逢加工资，上级公司都要先来我们单位做试点，我也趁机会多要几个增资额度，也算为本单位职工做了点好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企业调入机关，感觉加工资的事情就简单多了。每次加工资，都是根据职级职务往上套，很少有人会为增加几元钱工资去多问多查。只是随着收入的提高，工资的结构越来越复杂，除了基本工资，还有职务工资、职级工资、各种津补贴等等，加上每月工资都是打在银行卡上，如果现在有人问我，每月工资多少，还真的没办法回答清楚。
当然，能够加工资总是开心的事。愿我们的老年朋友，养老金增加后，能够开开心心地享受社会发展的红利，健健康康地安度晚年！
（组稿、编辑：伍斌 图片来源：中国收藏网、南方财富网 题图为八、九十年代月份工资单 图片编辑：笪曦 邮箱：wbb037@jf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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