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乒乓球比赛的规则，即使落球点擦边一点点也算对的球。如果落点在桌边的下檐，那就是失球。通常擦边球都是碰巧，球员不会故意去打，因为不可能计算并运力如此精准。但在人事的运作上，却是可能的。窃以为诺奖评委把票投给流行歌曲大王迪伦，是打出了一个巧妙的擦边球，改变了运动的方向，出人意料以至让人惊呆了，却又在规则之中。
文/王纪人
鲍勃·迪伦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先锋，同时又使美国民谣的传统得到了诗意的表达。这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根本的原因所在。而诺奖评委继去年把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记者，今年又授予美国的民谣和摇滚歌手，确实传递了顺应文学创作趋势、扩大文学边界的信息。这两个连续性动作，不是行为艺术，而是“观念艺术”。通过两次有意为之的擦边球，推动文学作一次跨界的旅行，也许外面有更多的诗意和风景
在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以前，评论界、媒体界乃至博彩界众说纷纭，可谓“答案在风中飘荡”。10月13日19时，答案终于给出，一切尘埃落定，相关的热门人选和高赔率者全部落马，最惨的仍是村上春树。新科状元的桂冠授予美国流行歌手、今年75岁的鲍勃·迪伦。一时舆论哗然。
我个人对于评奖结果不作臧否，因为一，我从不参加诺奖的博彩；二，对诺奖早有基本的判断：不乏慧眼，也没少误判。推而广之，任何奖项莫不如此，再推而广之，任何依赖识别力的判断，包括康德所说的审美判断，大抵也如此。毕竟都是凡人，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
引起争议的重点在于这位得主到底是歌手还是诗人。或者说，他的主要成就在词曲创作还是在诗歌创作。前者着眼的是身份认同，后者着眼的是创作的文学定位。恰巧在这个关节点上，很有点模棱两可。在一般人眼里，鲍勃·迪伦显然是一位歌手，而且是风靡全球的流行歌手——从民谣到摇滚再回到民谣。有评论认为，在整个上世纪60、70年代，世界乐坛是属于他的，迄今宝刀未老，去年还发行了全新专辑。他代表了美国摇滚和民谣音乐的最高成就，是全球流行音乐的旗帜性人物。这个评价够高的，而且有迪伦已获得相关高级别的所有音乐奖为证。虽然在视听感觉方面，我个人觉得英国的“披头士”列侬和美国的“猫王”更受用，可惜他们在40岁上下都往生去了。与他们相比，迪伦不仅长寿，还是位多才多艺的大咖，因为他同时是有相当知名度的诗人、回忆录《像一块滚石》和超现实主义小说《狼蛛》的作者以及画家和评论家。正因为他在美国是有影响的诗人，所以与他同时代却比他年长资深的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提出：“作为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诗人、歌手，迪伦用他的创作影响了几代人。这种强大的普世的文字力量足以让他跻身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行列。”金斯伯格并非诺奖获得者，他并无直接的推荐权，但他在1997年与英国作家鲍尔迪成立了“提名迪伦小组”。同年，戈登·鲍尔代表竞选委员会为迪伦作出的推荐词也十分给力：“虽然他作为一个音乐家而闻名，但如果忽略了他在文学上非凡的成就，那么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上，音乐和诗是联系着的，迪伦先生的作品异常重要地帮助我们恢复了这至关重要的联系。”他们的努力都促使诺奖评委会把迪伦作为文学奖的“备胎”，且多次让他获得提名，他的网页20年来也一直挂在博彩公司的诺奖博彩网上。可见，迪伦并非横空出世的一匹黑马，也非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
首先，他是歌手、诗人集于一身的人，这就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具有更充足的理由。事实上凡是原创歌手，他们已具备了成为诗人的可能。“披头士”组合之一的列侬就是歌手兼诗人。当然，与他们在音乐方面的巨大成就和名声相比，诗歌领域的成就可能有所不逮，或者被忽略和覆盖。毕竟，人们主要把他们作为歌手和音乐人看待。在这种“灯下黑”情况下，诗人的身份甚至成为一种匿名而消失。多少有诗歌天分的歌手也在演唱的盛名和诱惑之下，埋没了另一种更多依赖语言的才能。尤其在商业社会中，写诗可能终生潦倒穷困，演出可以带来巨大的名利。迪伦拥有的豪宅名车以及名贵的吉他，均来自他的商演，而非诗作或曲作。尽管如此，迪伦似乎更珍视他作为诗人的身份：“我觉得自己首先是个诗人，然后才是个音乐家。我活着像个音乐家，死后还是个诗人。”说此话是在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而非之后。
显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授奖给歌手迪伦，是因为他同时还是一位诗人，也就是说授给了有文学托底的一位音乐人。但即使他拥有诗人的气质，人们还是理所当然或固执地认为，真正打动他们的是音乐，也就是说，主要是旋律，而不是语言。正如《纽约客》刊文称，“鲍勃·迪伦是伟大的声乐家和歌手，这些是他身上不可剥离的部分，而且是超越他的语言。”以致美国人叹息，“诺奖颁给音乐家，这无疑在给作家伤口上撒盐”，因为事实上这次提名中包括了两位美国作家，作家想不通为什么要颁给文学边界以外之人。
我无法推知投票评委的内心活动。但有一点似乎可以逻辑推演：美国自1993年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获奖后，已有23年无缘诺贝尔文学奖。不给有点说不过去，但给提名榜上的两位，似觉有所不足。最终投给迪伦，是一个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的两难选择的结果。按照乒乓球比赛的规则，即使落球点擦边一点点也算对的球。如果落点在桌边的下檐，那就是失球。通常擦边球都是碰巧，球员不会故意去打，因为不可能计算并运力如此精准。但在人事的运作上，却是可能的。窃以为诺奖评委把票投给流行歌曲大王迪伦，是打出了一个巧妙的擦边球，改变了运动的方向，出人意料以至让人惊呆了，却又在规则之中。
就算迪伦在民谣和摇滚以外，没有再写过别的诗歌，但歌谣难道不是诗歌的一种吗？有人虽然承认它是诗歌，但仍有意无意地将它降低一二等，那也是不折不扣的偏见。在中国，《诗经》里的风雅颂都是配曲歌唱的，所以孔子曾一一弦歌之。乐府是汉以来的民间音乐，可以歌唱，有乐谱也有歌词，其中包括了大量的民间诗歌。事实上中国的诗、歌、乐三位一体，即使文人的诗词也大多可以吟唱。许多大诗人还是精通音律的音乐家。外国的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歌诗相通则是一律的，正如前面引述的戈登·鲍尔的推荐意见。且看他的《答案在风中飘荡》和《暴雨将至》等歌谣集，它们深广的内涵和充分的诗意表达，即使插入伟大诗人的诗集里，也不会有违和感或逊色感。
鲍勃·迪伦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先锋，同时又使美国民谣的传统得到了诗意的表达。我认为，这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根本的原因所在。而诺奖评委继去年把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记者，今年又授予美国的民谣和摇滚歌手，确实传递了顺应文学创作趋势、扩大文学边界的信息。这两个连续性动作，不是行为艺术，而是“观念艺术”。通过两次有意为之的擦边球，推动文学作一次跨界的旅行，也许外面有更多的诗意和风景。
（本文刊于2016年10月20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评论版，作者为上海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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