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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带小抄、买通考官:把作弊的本事用在做学问上该多好?

位于南京夫子庙地区的江南贡院是中国南方地区开科取士之地,始建于宋乾道四年(1168),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图为今江南贡院的主体建筑明远楼及号舍(考生日间考试夜间住宿的场所)

自宋以后,古代科举采用了糊名法来保障公平,但依然阻止不了作弊现象。作弊的手段简直是花样百出,令人大开眼界……


五花八门的作弊手段

 

在看不到姓名的情况下,考生是如何让考官知道该文章是自己所写呢?以吴泌为例,他在每张试卷中都会标有“其实有”三字,以他个人能力,再“其实有”,也没办法弄成举人。还是替考人员写得好,阅卷人为句容县知县王曰俞也参与到了徇私舞弊当中,看到“其实有”三个字,也就推荐给考官了。


这种作弊方法,是针对古代科举试卷密封的,看不到考生姓名,只能看见文章。约定一个很生僻的开头或结尾用词即可,有的是“其实有”,有的是“能是之乎”,还有民间传言的,把“也”字故意写得没有那一勾。这都是暗号,等被买通的阅卷人看到后,就会挑出来排名次。


次一等的,给钱较少的考生,则没有这种肯定破格录取的高级待遇了。只能是“继烛”,即单独延长考试时间,别人都交卷了,他不用交。继烛就是加时,通常都是早晨进场,即日交卷,不许到夜里还有人答卷。但备不住执行不严格,除了旁人慌乱他不用慌以外,继烛还有另外一个神奇的功效,即已经知道考卷内容,其他学生都交卷以后,他们可以随意操作,徇私舞弊,不在话下。譬如光绪年间,条文规定不得继烛,但“继烛者竟有十数人之多,迟至戌正三刻始毕”,别人下午就得交卷,这十多人快到晚上九点才交卷。同样都是考生,这能说公平么?


除此之外,很想舞弊,却又没钱的平民考生,又如何作弊呢?


我们都应该知道,在古代科举的一些展览中,有蝇头小字抄写的必考内容,这和现在大学中打的小抄是同一种性质。烟台莱州市的宋先生家里,珍藏了一件明代作弊用的马褂。这马褂正反两面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以至于将五角硬币放在衣服上,足以遮住八个字,平均一个字长1.8毫米。


2009年7月5日青岛举行的鉴宝大会中,市民徐先生收藏的清光绪年间的全国最小作弊微型书 《五经全注》 惊艳全场。书长6.5厘米,宽4.3厘米(内页长5.7厘米,宽3.6厘米),该书共有160页,共计13.4万字


河南洛阳发现的一本作弊小抄,就是《五经全注》,全文30万字,而书仅有6.5厘米长,4.8厘米宽,1.5厘米厚。这极大方便了作弊考生的携带,抄写技术的进步也助长了夹带小抄的风气。譬如嘉庆年间的福建乡试,贡院头门的考官督察搜检过关,有兵士搜出一个广文先生(清苦闲散的儒学教官)夹带了一个包裹,考官陈鉴亭把这包裹放在自己座位右边,让兵士再搜,兵士搜查了这位考生的考篮,未搜出其他的,禀告“没了”。陈鉴亭瞪着这呆呆的广文先生说:“既无怀挟,汝不进去何待?”广文先生领了卷子就进场去了。兵士们都很震惊,但也不敢多说话,旁观者都长舒一口气。这位陈考官,实则确实没有受贿,他是体恤下情,毕竟考前搜出小抄,按照通常的处理,就是这人彻底完蛋了。秀才先生们则更喜欢陈考官的人情,认为他“爱惜士子”。


除了藏在包裹里,还有藏在鞋垫上的,藏在衣服夹层里的,还有藏在鞋底夹层的,甚至有夹在带进去的食物里。为此,有些时期严格搜检,还要求考生统一洗浴后换上朝廷提供的衣物。但这样成本太高了,到后来又废除了。只能是继续加强搜查,并在抓住以后处以重罚。同时要求坐垫和工具袋都用单层的,烛台要用锡做的,木炭要用碎的,食品全部掰开,篮子也要用透气可见的。


对于没钱的平民考生,夹带小抄是他们常用的作弊方式,图中夹带来自河北定州贡院,衣服内部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


然而这一切,依然无法阻挡挟带。乾隆九年(1744)的科举就查得很严,头场搜出来21个夹带的,交白卷的有68个,没写完的有329个,文不对题的有276人。二场搜出来21个带小抄的,点名时吓跑了2800多人。那么我们可以得知,实际上交白卷的里面,有一大部分狗屁不通的人混在里面,原本是带了小抄的,可惜因为查得太严,入场搜身前,赶紧把小抄扔了。


说起白痴带小抄,有匪夷所思的地方。中国历史上的一名假会元沈同和,就是一名不会考试的白丁,居然在万历四十四年的时候,考了个会试第一名。这就匪夷所思了,有人说他挟带小抄,抄的。这不可能,考试作文,需要文笔和功力,结果一个不会写制文的家伙中了状元,证明此人绝非带小抄这么简单。


实际上,他这个作弊的,确实是带小抄了,但同时还请了枪手,一个名叫赵鸣阳的男人。赵鸣阳也在本考场,写了两篇文章,一篇给自己,一篇给沈同和。结果他是死活没料到,他替老沈写的居然中了第一名,自己给自己写的是第六名,这作文水平也是逆天。后经考生游行抗议,查证得知,沈同和的确考试不行,但人家有点钱,买通考官分配到和赵鸣阳一个考场,这样方便传递。人家从乡试就这么干,也是赵鸣阳替他写的,中了举人。这回会试又一不小心代写成了会元,也是赵鸣阳没料到的。查出来沈同和的确带小抄了,不过我不太明白,既然都有人代写了,你带小抄是做什么?后来一想,应该是怕代写无法完成,就得自己硬着头皮上,毕竟沈同和本身是懂点诗词艳曲的。为啥赵鸣阳这个凭自己本事就能拿会元的人,一定要替沈同和代笔,是因为人家他俩是亲家。


还有一种方式与此类似,就是“换卷”。换卷也叫作割卷,考生或其家属买通考官,利用阅卷的机会进行换卷。将甲的试卷割下来,换到乙卷面上。万历三十八年查出来的换卷考生就有18名,这18位同学自然是被革除了功名。参与密封、誊录、阅卷的考官,自然也要受罚。


科举考试夹带,清代,该笔联外观精美,放置夹带的位置很是隐秘,不易被搜身官兵察觉


更恶心的是一种叫作“蜂采蜜”的方式,即选定一个文采极佳的誊录生,在他进入誊录房之前,现将墨卷和偷印的卷子埋在誊录房内。等某位考生的试卷到了,就将先前和目前有的文章中文辞最优美的句子,合并抄录成另外一张墨卷,然后将该考生的卷子烧掉。再由自己用红笔誊录(所有原卷为黑笔,誊录卷均为红笔),因为是集合了各种精彩段落作为该考生的文章,故而谓之“蜂采蜜”。


买通考官和誊录生,花钱实在是太多,自然很多人是花不起这个钱的。但贿赂不起咱也不能坐以待毙,要主动出击,聘请各行各业的精英为自己添砖加瓦。根据《点石斋画报》的记载,宁波知府主持考试的时候,巡逻士兵发现考场的房顶上趴着一个贼。原以为是来偷东西的,后来审讯得知,这家伙是来帮忙传递试卷的。身上还夹带着答案,统共要向场内5名选手传递消息。


在科举的场次中,有专业从事偷窃工作的梁上君子,在春闱和秋闱的时间段里,被雇佣来帮忙换卷,或者帮忙从场外传递消息给考生。薪酬十分丰厚,所以惩罚十分严重,这位梁上君子,就被打得屁股开花,还戴枷示众了。


在传说的作弊手段中,还有一种叫“飞鸽传书”的做法。说是鸽子把试题捎带出去,外面再把答案捎带进来。实际上这是被电视剧骗了,飞鸽随意捎信是不可能的。飞鸽固然是能传书,但只能是从自己固定习惯的地点,飞往自己的老家,且是单程的。譬如一行人远走,到了地方以后,将自己从老家带来的信鸽放飞,鸽子腿上捎带纸信,而且往往要放多只,是怕只放一只万一被不懂事的射下来吃了,或者鸽子半路死了,耽误大事。因此,将试题从场内带出场外,信鸽还是可以做到的,可以完成得非常漂亮。这也是为何外面能第一时间知道试题,赶紧写出答案来让小偷或者工作人员送进去的原理。

 

政府对于科举舞弊的查处力度很大,一旦属实,考生革除功名,考官直接死刑。对考官的处罚,清代政府一经查实的舞弊案,对考官从来都是从重处罚的。但考生与考官联合作弊的情况却并没有得到十分有效的遏制,这主要是因为法律条文的制定与现实执行的差异是巨大的。正因为罪过实际上没到杀头那么重,但惩罚却是直接株连死刑,那么人们就更倾向于装作视而不见。于是,上上下下就形成了抓带小抄抓的很多(惩罚不重),却极少抓到群体舞弊(死刑和抄家),买通考官作弊的实在太多,唯有当其他考生闹起来,被皇帝知道了,才会去查一查。


顺治十四年(1657)初冬,江南乡试应结束了,给事中阴应节忽然上书说江南主考方犹等人录取的举人全都是他们族内的。顺治帝下令严查,并经过一番讨论,还是查不出到底是不是他们族内人的水平就是比别人高,于是复试。复试当天门卫森严,有士兵持刀监考,结果考生考的好坏不一,譬如著名诗人吴兆骞交了白卷。


1873年《伦敦新闻画报》插图,北京贡院,参加会试的学生


既然交白卷,那证明你是狗屁不懂啊。这就是落了实锤了,因此顺治将吴兆骞打了四十大板,兄弟父子流放宁古塔23年。至于主考官钱开宗、方犹等18位同考官,全部死刑,妻子家产均罚没入官。其他考生,有的写得凑合,但也被革去功名,有的写得比较好,所以保留功名。联系到一纸上疏就可能让多个家庭毁灭,因此上奏者也是谨小慎微,不确切的不敢上奏。甚至发现考官明明看见有人带小抄却让人进去,士兵也不敢吭声。


毕竟有着急上奏,事情查了却没查出来的,反而是上奏者倒霉。因为,明清两朝,多得是作为主考官的一派,被政敌弹劾徇私舞弊,这也是害人的毒辣手段。因此清代中后期对于舞弊案的处罚也很谨慎,万一是政敌趁机害人,皇帝也就被当枪使了。


在考场上,为了预防和惩罚作弊,进考场前都有搜身的,无论食物还是篮子、衣物,都要进行检查。巡考也较严格(贿赂过了的除外),交卷之后有封卷不露姓名的弥封制度,还有为了防止考官认出笔迹的誊录制度,然而这也全部有空子可钻,如前面讲到的接头暗号“其实有”。这种情况,只要考生与考官约定了,坚持不说,任凭谁也无法抓住把柄。唯有抓住考官收受贿赂的证据了,这也不太容易,毕竟如何送礼不被人看见也是一门学问,被抓住了就是死刑,但很难抓住。宋元明清的科举都这样,作弊不被抓住的概率太高了,尤其是考官考生联合舞弊,被抓住的次数极其有限,中弹概率百分之一。如此一来,法律定得再残酷,也是没用的。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制度。我们所知的干练的官员和文人基本都是科举出身。如王阳明、杨慎、张居正、纪昀、刘墉等,科举就是为了筛选出这些人才,起到让有能力的人出来为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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