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是咸丰元年四月初三日曾国藩自北京寓所写给湖南老家的四位弟弟的，信中曾国藩详细向弟弟们谈及了自己想要在家乡创建“社仓”的想法。“社仓”是指地方上用于备荒、救济的粮仓，是由朱熹（xī）最早提出、设置的一种基层救助机构，主要是让地方上的地主豪富拿出部分多余闲置的粮食，以平价赈济灾民，等到渡过灾荒后，灾民再以较为低廉的利息将本息一起还给社仓；此外，信中提到的“冬月”是农历的十一月份。“夏月”则是指农历的五月份。
澄候、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
三月初四日从这里把今年寄到家里的第三号家信交给信差，十二日将第四号家信交由魏亚农寄出，同时寄出去的还有鹅毛筒以及硇（náo）砂膏药总共一包，算下来在五月份的时候就可以收到了。季洪老弟三月初六日所发的第三号家信，在四月初一日的时候，已经收到。
邓升六老爷竟然这么快就去世了，实在让人不胜悲痛、不胜怀念啊！如果他们家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抚恤的地方，弟弟们时刻留心着，他跟咱们不仅仅是亲戚的关系，也是父亲多年来的一位好友啊。
乡里凶年赈灾的说法，我曾经跟澄弟提及过，如果赶上闹灾荒、收成欠佳的年份，就替我置办二十石（dàn）的谷子，专门用来接济咱们家乡境内各座庙里的穷人。自从澄弟离开京城回家之后，我又想到一个办法，和朱熹所设计的“社仓”的原理相近，如果能够仿照着施行，那么可以有更加长久的效果。朱熹所创立的制度，是要士绅先捐出几十石（dàn）谷子，或者几百石（dàn）谷子贮（zhù）存在一个公共的仓库之内，等到青黄不接的月份，把这些谷子拿出来借贷给那些饥寒的贫民，“冬月”的时候收取利息两分（每石（dàn）加收两斗）。如果是收成略微欠佳的年份，那么就免除一半的利息（每石（dàn）加收一斗），如果是自然灾害特别严重的年份，那么就免除全部的利息（借出一石（dàn）粮食，之后只需归还一石（dàn）粮食），只收取运输消耗的谷子三升就可以了。“朱子”的这个方法，最开始在福建实行，之后全天下都纷纷效仿，后世的人也纷纷效仿，现在各个县里所谓的“社仓谷”，说的就是这个。但是也已经名存实亡了。每次到了灾害严重的年份，普通百姓借贷不到一粒粮食。社仓的粮食也是颗粒无存，仅仅有政府所谓的“常平谷仓”，地方官前任、继任需要交接，只是这是百姓不能过问的事情。大概事情一旦经过了官僚的手里，那么再美好、完备的政策，也要变得毫无意义、子虚乌有了。
我现在想要采取“社仓”的制度，私下里在家乡试行。咱们家先捐出谷子二十五石（dàn）来，附近的各个富裕的家庭也劝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捐出来一些谷子，在夏天的时候借贷给贫寒的人家，秋冬两月分别收取一分的利息归还。丰收的年份也不多收，歉收的年份也不少收，凡是贫困人家前来借粮的，需要在四月份的时候告知经办、管理社仓的人。社仓的管理者根据社仓准备谷物的情况，均匀的分配给各个借粮的人家粮食，同时让他们每人写一个“书券（quàn）”——也就是十一月份还谷子的欠条。 如果有借粮不还的，同社的人都应该按常理呵斥他，同时按商议的决定加倍的处罚。以后咱们家每年都要根据家里的实际情况捐出几石（dàn）谷子，或者家乡发生诉讼案件、打官司的时候，也可以让理亏的那一方接受捐出少量谷子供社仓使用的处罚。这样每年增加一些，积少成多，不出十年，可以积累到几百石（dàn）之多，那样的话咱们家乡的辖区之内就不会有饥民出现了。大体而言，夏天的时候谷子的价钱昂贵，秋冬的时候谷子的价钱渐渐回落到正常的水平。几个月之内，一转眼之间，那些贫寒的农户就已经占了很大的便宜，得到的恩惠也是无法量化的。咱们家乡过去那些年有因为穷困而不得不吃杂粮的，这种风气想必近来还没有消除，如果一旦实行了我上面所说的办法，那么吃杂粮的风气就会渐渐消失了。
我之前当面跟澄弟商量说，咱们家每年准备谷子救助地方上贫困人家的事情。深思熟虑之后，我觉得这种办法没法帮助很多人，也终究不是长远之计，而且这种方法只能救助那些贫困的只能要饭的人家，却没法帮助那些只是略微穷苦，但又想保存体面的人家。不像社仓这种制度，既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又能长久的施行下去。施舍粮食的人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损失什么，得到粮食的人也不会因此没有面子。即便是那些略微穷苦想要维持体面的人家，也可以享受到这个制度带来的好处。咱们的本家像任尊、楚善叔叔、宽五、厚一等各家，亲戚像宝田、腾七、宫九、荆四各家，每年可以向社仓借谷子，对缓解家里的压力不能说没有帮助。澄弟务必把我的想法仔细的告诉父亲大人以及叔父大人，把这件事在一两年之内做成。（如果一旦做成这件事），实在是咱们家乡莫大的福音啊！
咱们家捐献谷子，就写上“曾呈详材”的字样，第一年捐助谷子二十石（dàn），之后每年或捐上三石（dàn）或五石（dàn）或几十石（dàn）。地方上如果每年都有乐意捐助的人，或多或少都可以，不必限制数量，但最少也要一石（dàn）起步。我对于这件事情已经考虑的很成熟了。澄弟，你试着跟叔父大人仔细的考虑一下，并且禀告父亲大人，看是不是真的可以迅速的实施，这几天就写信回复我。
京城寓所的大大小小都平安，保定所寄的家书，三月末的时候才到。赛中堂大人在初九那天奔赴广西。考差（chāi）的时间订在了四月十四日。同乡的林昆圃在三月中旬的时候去世，我给他写了吊唁（yàn）的请客通知单，大概可以拿到百两银子的报酬，熊佩秋的父亲去世了，其他没有什么事情。
我之前所寄的奏折的抄件，澄弟可以另外再抄写一份寄给彭筱（xiǎo）房，并且转寄给江岷（mín）樵，同时抄写一份交给刘霞仙，并且托他转寄给郭筠（yún）仙。
赛中堂视察广西，随从的大小钦差共有七十五人，京城派去护送他的士兵有两百四十名，大炮八十八尊，抬枪四十杆，铅制子弹一万多斤，火药几千斤，沿途处理各种事情，实在是不容易。广东西部所发生的骚乱，日益严重，起来闹事的人日益猖獗，李石梧跟周天爵、向荣的关系都不和睦，不知道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能够平息下去。圣明的皇上宵衣旰食、为天下百姓鞠躬尽瘁，朝中大臣也都在献计献策，但是军事行动如果不是亲临战场，难以遥控指挥，所以我屡次上奏折，但终究没有敢对这件事轻易发表看法，就是这个原因。其他的事情就不一一说了。
哥哥曾国藩亲笔
咸丰元年四月初三日。（第五号家信）
“辞章、义理、考据、经济”四者并重是曾国藩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主张。曾国藩认为直接有关经济、民生的学问跟文章写作、道德伦理、经典考据的学问同样重要。能够摆脱儒家一贯的重“学”而不重“术”的观念，重提“事功之学”的价值与意义是曾国藩的一个过人之处，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是十分有意义的。曾国藩提出在家乡创立“社仓”跟在上一封家信中提出的要设立“义田”的想法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曾国藩并没有只停留在设想的阶段，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要很快的去落实这两件事情，这也正反映出曾国藩并非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人，而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他置办“义田”、开设“社仓”直接目的是要救助家乡的贫民，根本着眼点则是要缓解社会矛盾。这一点可以说正是抓住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根本。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