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海||万里茶道大搜寻 ——高明远和他的晋商茶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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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远先生不让写他。他说要写就写晋商和万里茶道吧！

五百年久远历史，一万里旷渺征途，在高先生看来，其间穿梭往来的伟大人物和伟大业绩比比皆是，他算不得什么。作为山西人，他崇仰晋商，因为那是中国近代一个太过响亮的群体名号。其精神指路，光耀至今。如果能够跻身这个行列，是他的无上荣幸。

早在三十多年前，高先生就开始琢磨退休以后生活如何安顿的问题。作为历史存在过的个体，向历史有个交代，是支持这一想法的基本缘起。之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从满足兴趣爱好的瓷器收藏做起，不紧不慢，倒也逍遥自在，自乐其中，直到发现一块近百年安化黑茶茶砖的秘密并一路探究，而变得紧迫起来且一发不可收拾，继而转向对晋商足迹的追溯，以至对万里茶道历史的大搜寻。如今74岁的他，已收藏晋商老字号茶庄茶叶、茶具、茶器、牌匾、账本票据、柜台、算具、装帧材料和运输工具以及珍贵照片等遗物2000余件，可谓规模已成，一派壮闶閎高的盛大格局。于是，2016年，创办晋商茶道遗珍博物馆，对藏品予以集中展示。其筚路蓝缕之功，堪居国内第一。

观其展，鲜活生动的实物证据，跨越一万里，浓缩五百年，从种植、生产、运输、交易诸方面，全方位、大跨度、多侧面、立体式地展示了人类历史上堪称绝唱的万里茶道的恢宏画卷，不禁让人叹为观止。

流连其中，近距离触摸，有物我合一的对话，更有时空相忘的对接！

历史遗物，文物级的实物资料，举世罕见的文化贸易载体，遗世独立的孤品价值，如此赫赫之功业，在“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背景之下，不值得在史册上书写一笔吗？但高先生一再强调，办博物馆，是他向历史的由衷致意，类同于焚香祭酒的纪念仪式感，是对“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晋商前辈的缅怀和追忆！

采访博物馆，话题从“万里茶道”开始

文物来自哪里？又如何来到这里？

我的好奇兴许就是读者的好奇。

谈到博物馆的建立，高先生一竿子支开，将我的注意力引向万里之遥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茶是我们熟知的，我们的祖先就是最早发现茶并加以栽培利用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以及“茶之为饮，发于神农”之说即是有力的证据。关于茶贸易，茶山、茶马古道也是我们熟知的。可要研究近五百年的茶历史，就绕不过晋商这个话题，更绕不过万里茶道的磅礴逶迤。为什么？因为上溯宋代，下逮明清，500年间的盐业、茶叶，山西晋商几乎垄断式经营，因而在明清两代的最鼎盛时期，中国十大商帮首推山西，已是不争的事实。

山西是个能源大省，不产茶，也没有喝茶的习惯，为什么会从事茶生意？

问题的指向要从中国地图的北部及西北部说开去，因为那里有一片广阔的茶叶消费群体，即以肉食为主的蒙古、西藏、新疆、西亚、俄罗斯及西欧的广大地区。由于饮食习惯，那里的人们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山西人就是发现这一需求，从宋代开始了贩茶的生意。及至明清时期，一跃而起，成为商界一道繁华绮丽、欣欣向荣的亮丽景观。据统计，当时活跃在国内外的有名号的晋商茶庄有250多家。有总号，也有分号。总号大部分设在晋中一带，分号于沿途的汉口、张家口、归化、库伦、恰克图和俄罗斯及伦敦等许多城市，也多有设立。可谓风光夺目。

作为晋商文化中心区，祁县是万里茶道的创始者开拓者，至今，昭馀古城的长裕川茶庄仍然立着“晋商万里茶道中心”的题刻。那里是晋商的聚集地。

1607年，荷兰商人首次进口中国茶，由此欧洲海洋强国展开了对“茶叶黄金”的争夺。富有的中国晋商，利用万里茶道沿途数百个票号、钱庄，控制了中国主要产茶区的收购、加工、储存、运输、销售。不仅影响汉口、福州、九江三大中国茶市，也直接左右当时欧洲茶叶贸易市场的价格涨幅。

在高先生的博物馆里，挂有一张万里茶道路线图，图标南起中国福建崇安（现武夷山市），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从伊林（现二连浩特）进入现蒙古国境内，沿阿尔泰军台，穿越沙漠戈壁，经库伦（现乌兰巴托）到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全程约4760公里，其中水路1480公里，陆路3280公里。还不止于此，进入俄罗斯境内后又继续延伸，从恰克图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秋明、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几个城市，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

货行天下，汇通天下。

行、通，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就地理环境而言，从南到北，南，水路；北，陆路。当时可供茶道运输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汉口出发，经汉水运至襄樊、河南唐河、社旗、洛阳，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至张家口，或从右玉的杀虎口进入内蒙古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再分销蒙古、俄国等地；另一条是从汉口顺长江而下至上海，转运天津，再由陆路运至恰克图转输西伯利亚。京汉铁路通车后，汉口的茶叶输出又增加了一条更为便捷的途径，即通过铁路运至华北，再由驼队输往蒙古和西伯利亚，由此形成了一条由南到北经西伯利亚直达欧洲腹地的国际性茶叶商路。

浩浩荡荡，绵延万里，跨八省三国，贯穿南北，何其壮哉！

这也就是为什么输入国外的砖茶均来自中国的南方，而经营者却是非产茶之省的晋商的原因所在。

细细想来，没有红头文件，仅靠契约精神作为纽带，就开拓了继丝绸之路之后的又一条跨国商路，真可谓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大手笔。虽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因巨大的商品负载量和由此产生的经济意义，故有着丝绸之路所无法相提并论的巨大贡献，被史家冠以联通中俄两国商贸友谊的“世纪动脉”和“伟大的中俄茶叶之路”的至尊美誉。

在高先生的博物馆里，到处可见装有茶叶的实物封条标记，有力佐证了晋商几百年茶叶贸易的活动轨迹，以及由晋商票号奠定的雄厚资本基础。可以说，晋商的第一桶金就源自于茶叶贸易，没有晋商的茶叶贸易也就不会有其后晋商票号的出现。但晋商绝非倒卖茶叶的二道贩子，如果那样，晋商精神就不会是一道耀眼的光芒，闪烁于中国的商界，并被后世奉为楷模。为了保证茶叶货源与茶叶品质的上乘，晋商在福建、湖北、云南各省地县以包买形式控股了大量的作坊，从源头上保证了标准化流程作业方式的实施，从散茶到砖茶再到包装制作，全程监控，商号、监制及年款标识齐全，堪称中国品牌化运作的伟大先驱。

遗憾的是，晋商茶叶贸易重要的转运市场汉口，最终以没落结局。因俄国、英国茶商以及其他欧洲茶商的涉足，使得汉口迅速成为中国砖茶出口的最大市场，从而在茶叶品种、数量、质量和包装等方面的需求，从根本上决定了汉口近代茶叶生产、加工和交易的话语权几乎掌握在这些人的手中，尤以俄国茶商为甚。十月革命后，中俄商路一度中断，加上当时前苏联政府对华茶进口采取的关税壁垒政策的影响，俄商逐渐退出汉口茶市，导致了汉口茶叶贸易的急剧萧条。

晋商经营茶叶，历经五百多年，自此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1956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私有商业不复存在。国家对原茶庄股东的资本投入进行退股，茶庄以茶叶拆金做了退股抵金，使得这些茶叶重归旧主。1957年全国开展反右派运动，喝茶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重压之下，谁还敢喝茶？于是这些茶被入库闲置。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高先生感谢气候对山西的特殊眷顾，感谢这片土地对这里人群不爱喝茶生活习惯的造就，更感谢时代的价值取向迫使人们转移了对它的注意力，使得这些晋商老字號茶得以保存，并有幸和他会面！

一切存在皆有其理由，晋商遗物与土木堡之变的历史关联

高先生喜欢向历史发起追问，否则一切存在就没有理由。他的藏品来源，除了山西本土，其他很多都与蒙人居住地有着密切联系。那么相关的追问必然萦绕于他的大脑，久久盘旋不去。而土木之变或许就是一个谜底。

史记：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瓦剌太师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诈称3000人，向明朝中央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五分之四，致使瓦剌各部借端生事，分四路队伍大举向内陆发起进攻。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明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御敌。明英宗又和王振亲率二十万大军从大同北上，意与瓦剌决战于边境。明军刚到达大同就接太监郭敬的密报，得知瓦剌已做好准备，随即从大同班师东返，从居庸关回京。部队移师于土木堡被瓦剌袭击，明军战败，京师二十万精锐尽陷于此，剩下老弱士卒不到十万。明英宗朱祁镇被俘，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大臣战死。情急之下，于谦力排众议请郕王调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及江北和北京各府的运粮军驰援，同时私立郕王为帝，并亲自守城，拒绝也先送英宗回京。这便是土木之变的由来。

25万大军，被十分之一兵力仅两三万人的瓦剌军打得七零八落，岂不咄咄怪事？但历史就是历史，已永远定格在岁月幽莽的长空。高先生对此并无疑问。他的关注点是明军的给养问题。试想，25万大军（号称50万）从北京出发，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百官护驾从征。如此庞大的队伍，历时一个多月，生活品消费，能不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吗？

高先生认为，消费是巨大的。首先是人力的动员。在大同一带打仗，物资运输队伍必以山西人为主。因为山西离北京地理位置很近，当时进关出关都很方便，对茶、丝绸、盐、粮等物有着得天独厚的交易便利。其二，牵扯到后勤物资的调配，晋商首当其冲。因为当时瓦剌与明朝经济往来甚密，瓦剌对中原的粮食、茶叶、铁器、棉布、绸缎等物资需求较大，他们通过马市和朝贡贸易获取这些生活必需品。而这一切的运作着，非晋商莫能。其三，战争的结果，就是胜者对败者的掠夺，土木之变，25万精锐京军损失惨重，死于鹞儿岭和土木堡之战的共计13万人之多，随军的军械辎重被瓦剌掠夺一空。而这其中，主要是大量的生活必需品。

高先生早期收藏以瓷器为主，收到的瓷器，发现里边装茶的不在少数，亦不乏宣德瓷。起初以为是个例，并不在意，但后来越收越多，才当做一个问题去考虑。茶叶贮藏，在明初依旧延续宋代焙茶的方式，将茶叶焙过后再放入茶叶罐中贮藏。到了明代后期，茶叶已经不再反复的烘焙，而是直接进行密封贮藏。宣德之后，大明王朝实施严格的海禁政策，昔日下西洋的宝船不再，自然无需烧造专门赏赉西洋番国的瓷器，景德镇御器厂仅烧造满足宫廷之需即可，这必然导致彼时窑业规模的缩减。英宗时代延用宣德时期的瓷器也就成为必然。至此，问题迎刃而解，罐茶保鲜保质，当是那个年代流行的贮藏方式。

高先生认为，频仍的战争，拓宽了晋商的视野，并获得了丰富的商业信息，开辟了更多的商业渠道。同时，迫于军令的压力，晋商彼此之间形成了稳固的团结协作的关系，为最终晋商联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商业合作关系愈来愈紧密，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商帮如雨后春笋遍及各地区。朋合营利和伙计制，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和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彼此呼应，统化为晋帮。其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其后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又创立了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这就是股份制，劳资双方均可获利，使得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企业经营中得到了充分调动。

需求是动力，是生产力，也是创造力。由于服务于战争的特殊磨砺，极大提高了晋商的抗压能力。服务战争，就要面对风险，高风险和高收益是成正比的。不怕苦，不怕累，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高明远先生说：其实，晋商的精神一直是存于我们的基因里的，只是我们睡着了。建晋商茶道博物馆，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基因唤醒，恢复老字号，让山西经济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

山西大同，“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功不可没

大同，北邻内蒙，东望河北，北京之屏障，全晋北方之门户，扼晋、冀、内蒙之咽喉要道，北控大漠，西界黄河，南据雁门、宁武之险，东连倒马、紫荆之关，形势险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更是民族融合之地。尽管处各民族之间此疆彼界，兵刃相见频繁，但更多的是和睦相处、文化交流。

高先生说，因为有碰撞，才会产生更深刻的理解。万里茶路的开辟，其意义就在于此。地理环境不同，文化习俗、信仰不同，生活习惯必然存在差异。但面对差异，可以寻求变异。万里茶道的开辟，就是由差异寻求变异的典型范例。蒙古、西伯利亚一带，居民多为游牧民族，处高寒地区，蔬菜极缺乏，多以肉食为主，对此，大同商人最为清楚。但茶品极多，功能差别很大，晋商的创新精神就在于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发适于他们的茶品。以老树叶、茶根子、砖茶为主的茶种的输入，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从而推动了欧亚大陆许多地区人文习惯的变化。

大同与蒙古相邻。蒙古人原本只从事游牧业，但万里茶路的开辟改变了当地的单一经济。如俄人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一书中就记载，“蒙古的店铺里货品繁多，应有尽有，如茶叶、绸缎、布匹、皮货、铁器，还有木器和其他货物”。万里茶路还促进了中国内陆茶业种植业的发展，不仅种植面积扩大，而且培育出了许多名茶，如乌龙茶、千两茶、砖茶等等。

大同的近邻，右玉杀虎口，河北张家口，归化、包头以及稍远一点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这些地方与大同相比，原本规模较小，或比较荒凉，但随着万里茶路的开辟，都有了很大发展，有的甚至成为繁华的商贸中心城市。在青海，从大同转运的各种生活必需商品及货币交易，取代了单一的“茶马互市”易货贸易，为西宁市及周边县城（湟源、湟中、大通、互助、门源等县）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民间流传：“先有晋益老（山西商号），后有西宁城”。

还有戏曲。跨万里征途，吃饭、住宿、精神需求都是必需的。山西梆子，大同的耍孩、二人台，都是经大同传入内蒙的主要戏种，至今活跃在广袤的草原大地。

高先生说，万里茶道，大同功不可没。大同晋商茶道博物馆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历史脚步在这里停歇、驻足回味这一精心布置的史诗风景。在这里，可以重温大有庆号、宋聘号、山晋茶庄、天顺祥茶庄、天生号茶庄、乔记茶庄、长裕川茶庄、城关茶庄、德兴茶庄、协太昌号、万泰字号、福元昌茶庄等200多家晋商老字号的雄浑；领略普洱茶、安化黑茶等近百年的古董级号茶，以及封锁原装的古树大叶茶、团茶、芽茶、蕊茶、珠茶、沱茶、女儿茶、茶头、春尖、辫子茶、砖茶、饼茶、茶柱、茶膏、化石茶等30 多个品级茶的淳厚；辨识瓷器、紫砂器、木器、铜器、漆器、竹器、皮质器、纸质器等包装材料，以及老字号牌匾、装茶袋、运茶车、储茶柜、储茶箱、钱柜、挂毯、印章、老照片、账本、票据、算具等遗物的演化轨迹，以及由此带给世人的视觉冲击；还可静下来，细细阅读其背后隐藏的市井故事和趣事轶闻。因为这些茶品的包装、用途，连接着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生活史，送官、进贡、祭礼、敬佛。至于民用、嫁娶、边销牧区、出口，更是一桩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琐事。所谓开门三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人生之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哪个不寓于其中呢？

博物馆的一件茶筐，上写“乔记官礼茶食”，一看便知是谁的名号。“阎府自用”，山西有几个阎府？众人皆知。“佛”，一看就是供五台山用的。“永泰”，别以为就是一个字号，当年袁世凯登基，茶礼筹备，袁世凯命阎锡山督办，阎锡山就将这个这个任务交给了“永泰”办理。高先生介绍，这些实物资料，最早为咸丰年间，最晚便是公私合营的1956年。

2013年9月10日，第二届“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在内蒙古二连浩特市落幕。中蒙俄三国共签署十余项协议，并共同发起将“万里茶道”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倡议。来自中蒙俄万里茶道沿线31个城市的代表参加了市长圆桌会议，就城市发展、城市间相互合作、发展共赢等方面签署了《万里茶道沿线城市旅游合作协议》；同时，三国达成“万里茶道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共识，共同倡议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签署《万里茶道共同申遗倡仪书》。2019年3月22日，国家文物局发函，正式同意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大同是万里茶道重要节点城市，其中云州区得胜口古堡群（包含得胜堡、镇羌堡、得胜口、四城堡）被列为非遗提名点。得胜堡是连接晋北与内蒙古的重要通道，也是茶马互市的官方口子，其城堡类的建筑，是供万里茶道商人休息、歇脚的地方。

山西，中华古老文明的源头，晋商的发源地，万里茶道的拓荒者，在古河东边繁衍，在大槐树下生息。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更有炎帝，尧舜禹……都是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创世画卷。而在整个清朝时期，晋商对国家的GDP就占到了全国的二分之一，何等可歌可泣。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中坦言：“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地区，而竟是山西！直到本世纪末，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榆、太、祁各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诚如斯言，一千年文明看北京，三千年文明看陕西，五千年文明看山西。处于历史的又一个节点，山西作为“一带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弘扬晋商的开拓精神，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融入“一带一路”大格局，创造新的辉煌，让世人期待，更让世界瞩目。

高先生说，天不给，没办法；机遇不给，没办法。现在天给了，机遇给了，再没有作为，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了。山西人必须从晋商的基因中寻找新活力，创造新业绩，做出新贡献。人类的知性果实，连同艺术品在内，都是文明的伟大果实，一切破坏这些果实的活动，均属罪恶行径。赞扬、激励和完善人类的知性能力，是文明传统的最高殊荣。所以，高先生一再强调，博物馆不是他的私人博物馆，是缅怀山西晋商创业路程的博物馆，是记录华夏民族历史文明进步的博物馆，是弘扬中国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的博物馆，更是讴歌世界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创造辉煌历史篇章的博物馆。而他，只不过是一介前世对历史许了愿的、眼下前来还愿的普通凡人。

倏忽之间，大道存焉。

采访结束，我顿然发现，我不是在为高先生书写，而是在为一种精神书写，在为一个愿望书写，在为一段伟大历史书写。

壮哉，晋商！

壮哉！万里茶道！

壮哉！巍立于天南地北的一座丰碑！

2020年6月于平城

作者简介：

作者：冯海，男。笔名何素、初然。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特聘研究员。知名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大学化学专业毕业。长期从事新闻媒体工作，广泛涉及文学、收藏、书画、音乐、体育等领域。多有文章见于《阳光》《美术报》《书法报》等杂志报刊，其中报告文学《无字的碑记》《今日天歌》，中篇小说《梦语惶惶》，散文《思维的迹象》分获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全国煤矿“乌金”文学奖。曾随中国代表团出访俄罗斯、波兰、澳大利亚、巴西、新加坡和日本，开展书画艺术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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