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阴县岱岳镇之东和桑干河之西，有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村庄，这个村庄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安祥寺。村南有几条以“店”命名的小巷，依次是大南店、二南店、新东店……其中新东店则是我的祖居地。尽管我没有出生在这里，尽管只在这里度过了我的小学时代，但它仍给我留有永难铭灭的印象，这里永远是我的家：正如一棵树，枝叶可以任意向天空伸展，可根总是扎在老地方……
我的祖父叫黄国彦，老弟兄三人，祖父最幼。从我记事起，祖父就成了我们那个家族唯一的长辈——“三叔”“三爷爷”，直至当起了“老三爷爷”。我的祖母是岱岳王宅巷人，娘家时名叫王雨花，但婚配我祖父后自己的名字就永远消失了，“三妈”“三奶奶”“老三奶奶”，一辈辈的人就这样叫着。祖父一辈子务农，吃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祖母一生从事家务，手脚勤快，利索能干。公元一九七九年的腊月初八日，一个严寒的日子，祖母和祖父在相隔半天时间里相随着去了另一个世界。二老是无疾而终的，祖父七十八岁，祖母七十六岁。那时，我还是一名纯粹的知青，接到父亲的通知后，从自己亲手栽植的松、柏树上折了两束常青枝带了回来。祖父、祖母谢世二十五年了，但我却禁不住总是常常思念他们，忘不了他们。我忘不了祖母对我们兄妹的舔犊之情，忘不了祖父因劳累而微驼的脊背，忘不了为二老送葬时一个又一个熟悉和不熟悉的族人，更忘不了祖父身上那种为万千中国人所特有的敦厚、纯朴、耐劳、负重、安于贫俭而从不怨尤的品格和精神。
祖父、祖母养育了两个儿子，没有女儿，长子是我的伯父黄庆年，次子即我的父亲黄万年。
我的文章不对过多的亲人们作专门的追述与记载，只从我父母的经历之河中掬捧几朵小水花，旨在管中窥豹、滴水见海……
我的父亲生于公元一九三六年九月初二日，父亲的儿童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没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出生的第二年，日本鬼子的铁蹄就踏进了山阴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一直在战乱中生活，共产党、国民党、日本鬼子在这块土地上反复争夺，少有安宁。父亲从记事起，刚扛动工具，就在庄稼地里干起了农活，冬闲时也曾到村里的私塾房识几个字。我的祖父粗通诸如《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蒙学读物，还写得一笔很娟丽的字，无事时也教父亲几句话、写几个字。当时我的伯父是吃公家饭的，祖父的最初理想是想让父亲留在身边当个庄稼地里的好把式，也好使自己有个帮手，这也是那个年代人们理想的安排。
一九四八年，是共产党解放山阴的第三个年头。春节过后，十三岁的父亲才真正进入学校的大门。当时我的伯父在甘庄学校任教，就把父亲和年龄略大于父亲的侄儿黄时茂和外甥李文友三人一同带上去了甘庄，他们一入学就从四年级开始学起，课本五花八门，老师找到什么就教学生什么。一九四九年，他们仨又随伯父去了后所学校。一九五〇年，父亲于山阴县一完小（北街校）毕业。
一完小的校长是秦加荣先生，秦先生对教育是内行，又很喜欢文艺活动，加上刚解放不久，从上到下对宣传文艺活动都很重视，父亲作为少先队的大队长还参加了学校的宣传队，那时女学生不太多，敢登台表演的更是稀少，父亲便多次男扮女装，在岱岳街的龙王庙上出演《木兰从军》里的花木兰和《兄妹开荒》里的妹妹与《运输队长蒋介石》中的宋美龄……有时演出活动结束得迟不敢摸黑回家，秦加荣先生便搂着父亲一块休息。直至现在，父亲仍很怀念秦加荣校长。我想，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只要活着，他的记忆就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不仅记得住个人的大量往事，而且还会记住生活之路上萍水相逢的人们。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中间有的人已经永远淹没在翻腾的人流漩涡里，有的却成了始终不渝的朋友和怀念的对象。父亲和秦加荣先生之子秦占业先生，我的二弟黄晋和秦占业先生之子秦永平能够建立良好持久的关系，我想很大程度上也缘于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山阴县，别说没有高中，连初中也没有。父亲小学毕业后，相伴数年的时茂考取了大同一中，文友考取了大同师范。这一年，由于家里出了一系列变故，随后伯父去了内蒙古的凉城县，父亲便留在祖父母身边帮助种田。一九五一年的半年多是父亲记事以来最漫长的体力劳动，也使父亲真正品尝到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无奈。
深秋时节，枝头的黄叶被一夜秋风扫尽，遍地似涂上一层黄色。场面上的粮食归仓后，庄稼地里就没多少事可干，生性闲不住的父亲征得祖父的同意后又进了学校。秦加荣校长得知父亲还想听课的来意后，表态象锤子打钉子一样，干脆利爽，痛快地答应了，并从他的办公室里给父亲找了一桌一凳，还对六年级的班主任作了安排。班主任老师见是校长亲自送来的学生，加上父亲个子不高，便让坐在教室中间的学生搬上桌凳整体后退，让父亲坐在中间第一排。在这个位置上，父亲跟着听了三个月的课，直至腊月末该班毕业。
岁末的一天，父亲去岱岳购年货，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人声喧哗，店铺的门面都大开了。其实，当时的所谓年货，也就是几样调味品、几串鞭炮而已。在文化馆的墙上，父亲被大同师范的招生通知吸引，踟蹰许久不愿离开，就像一个深更半夜走在三岔路口的迷路者，又急又累拿不定主意。通知上写着在大同师范念书，不仅吃饭不要钱，连课本、作业本也由学校负担。这个好消息对于家庭状况不好的父亲来说，无异于一个天大的喜讯，加上时茂和文友寒假回来说起各自的学校生活，父亲的报考之心愈切。于是瞒着祖父，向居住在岱岳的一位五姑姑借了五元钱上了去大同的火车。到大同后从火车站边走边问，找到了位于大西街的大同师范，报了名。
次日考试，监考老师发下试卷后，众多考生都埋头“沙沙”地做起来，而父亲却因走得匆忙忘记带笔，向监考老师举起了右手。老师问何故？答：没有笔。老师简直不肯相信又很生气：考试不带笔来干什么？随即拔下胸前的水笔塞进父亲手中：快点做，好好做，不要急。一天下来考试结束，晚上校方贴出通知，让考生四、五天后看校门外的榜示。焦急中等待，时间分外漫长，这难熬的四、五天，父亲天天去看，夜夜在盼。第五天终于见了结果，父亲和众多考生的名字上了榜。领取了大同师范初师的正式入学通知书后，父亲和几位刚认识的同乡已经抱作一团，笑呀，跳呀，不知怎么高兴才好——最灿烂的一天翻开了，谁还能抑制住激动之情呢！
每年的正月初八，是安祥寺村最为热闹的日子，也不知多少年了，“红八仙”的风俗一直没有丢弃。吃过早饭，全村就沉浸在一片热闹气氛中：锣鼓喧天，鞭炮劈啪。村子上空到处弥漫着灰白的硝烟。全村的大人娃娃，说说笑笑，咿咿呀呀，手舞足蹈，纷纷走出家门，观看一些热心人组织的红火队伍。乡亲们把一年中的贫困、不幸和忧愁，都暂时抛到脑后，而尽情地享受几天这生活的热闹和快乐。人们辛勤劳动一年，似乎就是为了能快乐这么几天。紧接着是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元宵节过后，父亲独自一人迈进了大同师范的大门。
父亲的同学中，山阴同乡有我以后认识的王畅业先生、梁泽民先生、倪育生先生等。同学中，家居大同的较多，家境殷实的也不少，而父亲是穿着大裆棉裤和一件连面子也没有的皮袄入学的，有同学见状，称之为“放羊打扮的”“乡巴佬”。正月间，正是塞外最冷的季节，朔风劲吹，天低云暗，寒凝大地，万木凋零，身上的衣服虽然不好还能御寒，脚上的单鞋却无法抵御刺骨的寒冷。父亲入学后买的第一件用品就是在武衙门广场选的一双用羊毛毡做的毛鞋。班主任老师马兴龙先生是延安抗大毕业的学生，出身于贫苦之家，又是从艰苦岁月里走过来的，对穷孩子没有瞧不起看不上的眼光和意识，他看到父亲勤奋好学、吃苦耐劳，便指定父亲当了临时班长。当了班干部的父亲在马兴龙先生的鼓励下，上进心愈来愈高，班里的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学习成绩在期末考试时也不错，所以在班里正式选举班长时，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一直连任到初师毕业。
父亲在大同师范初师学习了两年半后，高师（后称中师）开始招生，计划从中学毕业生里招两个班，但按成绩未招够，缺二十四名学生。大同师范雷鸣庭校长决定招不够也不降分录取，缺下的名额从本校初师班和大同女中初师班里择优录取。当时大同师范有四个初师班，大同女中有两个初师班，六个班三百名学生，本来再学半年就可毕业走上工作岗位，雷校长的这一决定，给我的父亲、给我的一家带来了根本没有想到的变化。
生活中的某种巧合常常使人感到像是天意的安排。
一九五四年的秋天，是个五谷丰登、绚丽多彩的季节，大同师范初师班的父亲和大同女中初师班的一名女生经考试一同被大同师范中师九班录取，这名女生来自河北省阳原县东井集镇咀儿图村，她叫赵淑蓉。
人们常说，姻缘是前生注定的，六年后，她成为我的母亲。
中师阶段，父亲一直担任九班的班长和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孙舒民老师和吴卓伦老师先后任该班的班主任，两位老师把班级工作完全托付于父亲，尤其是孙舒民老师，把学生的请假权也交给父亲，以至于门卫都很奇怪：别的班学生出门都是班主任签字，而九班怎么是黄万年签字……工作中，父亲的能力得到逐步提高，当然，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学习，但父亲是无怨无悔的。
在上世纪火红的五十年代，父亲和那个年代所有的有为青年一样，好学上进，感到有共产党、毛主席，政治问题用不着自己操心，只要好好听话，好好工作和学习就行了，所以在政治上是纯而又纯的，把青春和热情毫无保留地向社会、向学校、向党和祖国奉献。父亲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大同师范党委决定接受父亲为中共预备党员，材料报送大同市委组织部不久，伯父因历史问题在内蒙古凉城县新华书店经理的任上被捕。当父亲把此事向雷鸣廷校长说明后，雷校长沉吟不决，欲言又止，半晌长叹一声：唉，看来你的入党成问题。随后雷校长从市委组织部取回了父亲的有关材料。进党的大门，父亲一等就是三十年。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年龄，父亲把政治生命看得比自己的肉体生命还重，已经通过的决定又被否决，父亲如同从温室掉入冰窟之中，身心彻底垮了下来。
啊，人这一生，风雨雷电和寒霜暴雪，有时候竟会在同一个时辰向你的头上倾倒下来。一切都毫无办法，对于一个普通的学生来说，只好听命于生活的裁决。这不是宿命，而是无法超越客观条件，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白天，父亲勉强支撑着去学习、工作。夜里，伯父、入党……一系列忧烦接踵袭来，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父亲支撑了一段时间后就倒下了，学校派人把父亲送回了安祥寺。
屋漏偏遇连阴雨，此期间我的祖母也患病在床，祖父写信让父亲回来侍候，自己好腾出身子出地劳动。看到父亲回来以为是收到信请假回来的，很是高兴。父亲见家里这般模样，便嘱送行的同学勿告诉祖父祖母自己的病情。
至今，我无法全面理解父亲当初的这一举动。只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父亲是祖父、祖母孝顺的儿子。
如今的山阴煤炭遍地，即使经济不宽裕的人家，外面走上半天，也可拣回百、八十斤。而当初，西北山区属右玉县管辖，县境内煤产量微乎其微，绝大多数人们的燃料是用农作物的秸杆代替。父亲给祖母做饭，烧的是麦秸。虽说父亲从小就干农活，但生火做饭之事一直未插过手，因掌握不好风力的轻重，点着后用风箱吹，不是吹灭就是火舌冲出灶膛，只好伏下身子噘起嘴吹，折腾上一阵，满屋子烟雾弥漫，父亲的咳嗽一阵紧似一阵，上气不接下气，痛苦、委屈的泪水在浓烟的刺激下潸然而下。
某天，岱岳乡医院解宏军医生来给祖母看病，见父亲在一边坐着，便说：这孩子脸色不好看，我给号号脉。解医生不愧为一名临床经验丰富、技术高超的大夫，数分钟后便对祖父道：不知该不该和你说，老的没事，你顾小的吧。你的儿子有肺病，还很严重。事已至此，父亲见无法隐瞒，便和祖父吐了实话：自己是因病重被学校送回的，家里的信没有见到。
次日，祖父便嘱父亲去县医院检查，设在南大道的山阴县人民医院距安祥寺不足二华里，可走这段路，父亲觉得从来没有感到过的极度疲困。这疲困从头到脚震动着父亲，眼前的土路变得模糊了，咫尺之地忽然变长了，医院忽然变远了，甚至觉得永远也走不到了，一路上竟因无力歇了数次，而检查结果连医生都惊呆了：你有很严重的肺结核病。要想活命，必须尽快回大同市治疗。现在正处于疾病开放期，想控制住须大量使用青霉素和链霉素，目前这几种药县医院每月只分配有限的几支，且价格昂贵。你别说没钱，即使有钱也轮不到……
从大同火车站到大同师范的这一段路，父亲再也不像前几次蹦蹦跳跳走去了，一辆黄包车把父亲拉到了学校。雷校长得知详情后，马上派人把父亲送至大同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治疗。二十天后，在大同师范校舍特别紧张的状况下，雷校长专门为父亲找了一间宿舍，并安排校医上下午各给父亲打针。校医叫贺启天，贺先生后来成为大同市三大名医之一，治疗几天后彼此熟悉了，就关心地打问父亲和雷校长的关系，当得知非亲非故后，惊奇得如寒蝉般哑然无声：伤风感冒的学生是由学校开药，像你这么重的病人，以往都是一律送回原籍。我在这里多年了，你是共产党接收这所学校后第一个生这么重的病由学校来全部负责的。这种病治愈时间需一年，照这样看下去，你一年需四千元药费，比全校师生花得都多。事实确实如此，父亲所用的药品除雷米封外，青、链霉素均从前苏联进口而来。而雷校长坚定表示：所有费用学校负担，一定治好黄万年的病。
我没有见过这位伟大的、放射着灼人光辉的雷鸣庭校长，但雷先生的大名父亲和母亲常向我们兄妹讲起，早已如雷贯耳。我们一家能有今天，应感谢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同师范和温柔宽厚、敬上恤下的雷鸣庭先生。
父亲从中师二年级第一学期后半阶段患病，第二学期未上一节课，三年级时病情渐轻，决定继续学习。雷校长关心地询问：你觉得哪门功课吃力就进去听哪门，所有的活动都不要参加，自习也不要上。学校有规定，有一门不及格不能毕业，不行的话留上一级。父亲觉得当时尽管念书不花钱，一个月还给两元零花钱，但留级需继续学一年，家里还等着父亲去挣钱，就坚持着跟班继续学习。结果正如雷校长预料的那样准，父亲的解析几何和大代数没有及格，学校又给了父亲一次补考的机会，并指派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我的母亲帮助辅导。我在怀仁县委政研室工作时，父母亲的同学，该县文联的庞乃高先生和组织部的石焕文先生就多次向我谈起他们的学生时代，他们称我的父亲为“我们的老班长”，称我的母亲为“高材生”，考试常常名列前茅。经过母亲精心的辅导和父亲勤奋的学习，父亲补考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拿到了毕业证，父亲高兴，母亲高兴，老师和同学们也都高兴。父亲在困境中与母亲萌生的友谊，终于在数年之后酿成了真挚的爱情，结为伉俪。
从一九五二年起，父亲在大同师范已经不知不觉度过了五年的时光。
五年是漫长的，父亲在这期间心中留下数不清的幸福和痛苦回忆。
大同师范中九班毕业留念
父亲更感到五年是短暂的，在那里更多的是欢乐和愉快，懂得了不少事，结交了朋友，认识了师长，获得了爱情，开阔了眼界，抛弃了许多纯属“乡巴佬”式的狭隘与偏见……一切都好像才刚刚开始，可马上就结束了。
是的，大同师范曾打开窗户，让父亲向外面的世界张望；用生硬的手，拍打掉从农村带去的一身黄土；把充满粉笔灰味的标志烙印在身上。老实说，大同师范的五年没有拍打净父亲身上的黄土，但的确烙下了学习后的印记。可以这样说，父亲还没有能变成一个纯粹的学生娃，但也不完全是一个乡巴佬了——父亲选择报考大同师范，决定了我们兄妹如今的命运。
大同师范的副校长王兆清先生是山阴人，教的是历史课，父亲的历史学得很好，很受兆清先生的赏识。毕业分配时，雷鸣庭校长已调任大同市文教部长，兆清先生便问父亲愿不愿留校，在师范或附小教书，若愿留校可给予办理手续。父亲想到家里年纪渐老的双亲和伯父留下的一对十多岁的儿女在等待着，便谢绝了兆清先生的好意，于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二日毕业后回到了生养自己的故土。
父亲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三尺讲台一站就是三十八年。近四十年的教师生涯中，有过心酸，有过困惑，有过艰辛，也有过坎坷，但收获最多的还是做一名教师的快乐，感到最满足的是做一名教师的成就感。
父亲参加工作的第一站在玉井乡的水头完小。刚刚适应了新的工作与环境，第二年又调往刚成立的玉井中学。该校每届招两个初中班，父亲任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不论是语文、史地，还是数理化，父亲都曾代过。除教学工作外，父亲还当过采购员、管理员，管理过学校的伙食，参与了学校的基本建设。建教室时，山区没有砖，父亲自告奋勇，亲自去川区的砖窑实地考察，之后带领学生们建砖窑、脱坯烧砖。还带领学生们在石头溏里起石头，开始由于没有经验，他们在三、四丈高的石崖下施工，上面的石头滚下，幸亏父亲眼疾手快，推开学生后自己也飞快闪开，才没有发生事故。至今，父亲对年轻时的大胆感到后怕。采购木料时，父亲徒步跑遍了学校周围的村庄，不足的情况下，还到过县木材公司。当时买木料一律打白头条子，买方只需按一手印即可。一心为校的父亲从没有为自己谋私利的想法，这也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共性。
作为一名普通的山村教师，父亲不可能像英雄战士那样接受血与火的洗礼，也不能像著名的科学家那样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可以为学校、为学生付出一颗爱心，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九六三年，在我蹒跚学步的时候，母亲从阳高县调到岱岳南街校工作，父亲随之离开山区，调往安荣公社的西沟完小。
一九六四年，我的二弟黄晋出生。
一九六五年的历史，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历程》是这样描写的：一九六五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这一年中，尤以意识形态领域的过分批判突出，以“合二为一”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表明了阶级斗争要从文化上进行一次“革命”，这次意识领域上的批判，把政治斗争引入文化领域，破坏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传统，将众多文艺作品诬为“毒草”进行批判，并对许多文艺界人士进行人身攻击、政治迫害，造成了不良影响。在文艺界掀起的这股狂风是“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的预兆。
这股狂风是“史无前例”的，遍及祖国的各个角落，父亲“在劫难逃”，甚至把我和两岁的弟弟也席卷进去。
玉井中学毕业生看望我的父亲、母亲
对父亲的批判，“罪行”有三条，其一缘于我和二弟的乳名——我出生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农历是一九六〇年的腊月初二，那是一个举国大灾难的年份，史称“困难时期”和“非常时期”，故父母给我起名“非常”。二弟出生那一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是一个“大学”之年，故父母给二弟起名“大学”。个别极“左”者则称给儿子叫“非常”是想让后代永远记住困难时期，和党对着干，给共产党脸上抹黑；叫“大学”是想让儿子长大后上大学，是望子成龙的资产阶级思想。
“罪行”之二是“反对教育革命、反对教育改革”。缘由西沟完小组织教师在正课时间听其他老师的课，父亲认为听课时间改在自习或活动期间合理，可以不误其它班的课。而该校校长则把这两顶帽子扣在父亲头上。
“罪行”之三是片面追求升学率，摧残革命花朵。缘由是发生在一九六四年的一件事。这一年，父亲担任六年级的班主任，并同时代了语文、数学两门主课。小学毕业升初中时，该班在全县统考中，按学生名额和升学比例，荣获全县第一名。这个班确实人才辈出，涌现出现在人们熟知的山阴县人大常委会贾忠权主任和朔州市人事局刘海清局长等知名人物，此二位当是均为品学兼优的班干部。因为父亲对该班的教学抓得严，故给戴上了摧残贫下中农后代的帽子，控诉我父亲的险恶用心令人可怕。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父亲的批判从西沟完小、安荣学区直至升级到县里。
某日，全县教师在山阴一中集训，文教部许建功部长、文教局王直厚局长等领导参加，大会对父亲的两项“罪行”进行批判之后，让父亲表态。时年父亲刚三十岁，正血气方刚之年，面对咄咄逼人之势，不卑不亢：给大儿子起名根本没有其它想法，我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教师，没有和共产党对着干的意图。二儿子出生正赶上“大学”之年，随潮流而起，正如有的人给孩子起建国、建军、援朝、抗美一样。至于说想让儿子念大学，这个想法谁都会有，但我起名时正无此想法。说我反对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我的真实想法是听课占正课时间，所有老师都去，势必造成其它班无人上课的局面。我只是向校长建议把听课调到自习课，我认为比较合理些。说我犯片面追求升学率，摧残贫下中农子弟的错误，我更难以接受。我竭尽全力抓教学，取得了优秀的成果，还为此在去年受到县教育局的表彰，一年之后倒又成了罪行。难道一个老师把学生放了羊才是光荣的？才是一名好教师？
下面一阵沉默。
参加大会的许部长和王局长在会议间隙离开了一会，大概是商量什么，再进会场后，王局长高声道：“同志们看还有啥问题继续揭发。”
无人做声，再问，还是一片沉默。王局长把手一挥，总结似地说：“如果没有新的问题，黄万年的问题至此结束。”
感谢许部长和王局长为父亲的问题作了结论。当然，王直厚先生当年这样做，并不全因为他和父亲是小学时的同班同学，更主要的是出于一个正直者的良知，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起来了，安荣公社家庭出身不好的教师，除父亲外，全部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父亲的家庭成分是富农，但因王直厚局长对父亲的所谓“问题”已作结论，加之公社李珍指导员是父亲初师时的同学，关系很好。西沟村党支部刘金荣书记，西沟学校群专小组里的闫恒老师、闫淑兰老师都和父亲有良好的私人关系，有他们作父亲的保护伞，所以侥幸躲过了那场“浩劫”。而一块儿的教师、曾任张学良将军副官的李秉文则因受刑不过，吃饭期间扔下饭碗扑向院内的一眼水井，跳井而亡。
这场运动，也彻底改变了父亲的性格。从学生时代到参加工作的十多年里，父亲一直是敢说敢干、从无畏惧、锐意进取、争强好胜的。经过这场“洗礼”后，父亲便很少表态，尤其是大众场合，更是以沉默作答。以至进入老年，仍然是一份恬淡、宁静，顺其自然的心境。
揪斗各级当权派开始了，学校里的当权派是班主任，父亲觉得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不懂事，一旦冲动起来难以控制，便和母亲商量远避。我的母亲回娘家久住，父亲则和脾气相投的六位教师走上了大串联之路，其中有我认识的安祥寺的陈国权先生。他们肩扛红旗，臂戴红卫兵袖章，因为吃、住、行都是免费，走南闯北走了半年之久，经见了各地的混乱局面。半年之后，无政府局面已得到控制，父亲等六人才结束了这场“免费”旅游。
父亲参加大串联之事我已依稀记得。那是一个近黑时分，父亲回来了，给我的祖父、祖母和聚拢来的亲友们讲外面的所见所闻，而我则搂着文革“战利品”不放，有一顶黄军帽，特大，上面别有一枚特小的毛主席头像，戴在我头上连眼带眉毛都能捂住。有一个草绿色的军用水壶，不知是谁还说正好给我撒尿用，我正要站起方便就让夺走了。
西沟学校毕业生贾栓全、贾忠全、段有昆看望我的父亲母亲，前左为刘国柱老师
在一个孩子的眼中，“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么简单，而对亲身经历了那一场浩劫的万千中国人来说，他们是永远难忘的。庆幸的是，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场政治运动作了正确的总结。
而所谓成份问题，更是一场荒唐的笑话。一九七九年冬，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富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后，父亲去民政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原始档案上白纸黑字写着“黄国彦，中农”的字样，办事人员说：中农还摘什么帽。
我现在很难体会到父亲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在那段哭比笑多的岁月，在那些无法改变的阶级观念里，承受了多少风风雨雨。作儿子的，只会看到父母儿孙满堂、享受晚年天伦之乐的情景，只会看到父亲事业有成，享受生活的情景，可谁又能知道父亲成功的背后付出了多少艰辛，多少汗水和泪水……
那些年，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就像一头肆虐的野兽，让不计其数的人惊惶失措。我想，那不是我一家的灾难，也就不想、不愿过多地述说了。
一九六九年，雁北地区在合盛堡公社的康庄学校搞“一条龙”试点（一所学校从幼儿班到高中，各年级全有），县教育局从全县各学校选调教师，和父亲同去的有我认识的陈鸣厚老师、冯晋章老师、兰惠萍老师、徐端直老师、白生忠老师等许多优秀人才。“文革”后期，这批人又陆续调到山阴一中。试点工作在崔成章校长的领导下，开展得有声有色，常有外县的老师来听课、观摩。七十年代初期，我的三姨夫尉国守在阳高县教育局工作，当该县文教部长得知讲台上的父亲和三姨夫的关系后，数次托我三姨夫动员父亲去阳高工作，还劝我母亲重返故校官复原职（我的母亲在阳高回山阴时曾任教导主任），并许诺只要调去，一定在住房上优先考虑。那时，我们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家，父亲在康庄学校，母亲在高山疃学校，我和二弟在安祥寺与祖父、祖母在一块，三弟黄安在西沟村奶妈家，大妹黄晔和小妹黄山在康庄村奶妈家，全家能到一块当然是件大好事，但父亲更多的是牵挂着年迈的祖父祖母，以“不好照顾老人”为由婉拒了调动。
父亲的工作受到本地、外地教育界的器重，我觉得主要是父亲的爱岗敬业。不管在哪所学校工作，父亲都愿意投入，并从所从事的工作的付出和收获中感受乐趣。的确，任何一项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果在工作时，没有爱上自己的事业，没有坚定的信仰，就很难坚持下去，也很难受到肯定与欢迎。
正是这种坚定的信仰，使得父亲遇到再大的困难，放声高歌一曲便忘记烦恼，继续前行；在获得成功、荣誉及受到关爱时，也不会飘飘然，依旧从容前行。
二十岁步入讲台，十五年的青春岁月，承载了多少光荣与梦想。父亲用自己的亲历，生动诠释了一个朴素的真理：金子，不论在哪里都能发光！
一九七四年，步入中年的父亲调到山阴一中，任高中班班主任。次年，母亲也调往一中，散落在各地的弟妹们才聚拢到一起，有了一个完整的家。人人都想有个家，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幸福的里程碑，家是五彩的旗帜，家是圆圆的可爱的句号。在山阴一中这块热土上，除我在时代潮流推动下走了上山下乡的路外，我的两个弟弟两个妹妹陆续考取各类学校，毕业后各自都有了一份理想的职业。如今，二弟、小妹在北京工作，三弟、大妹在太原工作，且都建立了各自幸福的家庭。尽管常年天各一方，但与若干年前的四处分散已成天壤之别。逢年过节，远在各地的弟妹们无论怎样忙碌也要回家看看白发苍苍的父母。当然，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不是狂欢，不是金钱，而是浓浓的亲情。静静地陪着年迈的父母坐一会儿，回忆起童年的往事，让开心的笑和幸福的泪，浸透这份至深至美的亲情；忙碌奔波后的牵挂，关怀和精神心灵的疲惫都在这样的时刻和氛围中缓缓释然。
山阴一中高四十八班毕业生郝淑萍、孔繁英看望我的父亲母亲
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一九七八年，山阴一中成立文科补习班，父亲代文补班，一代就是十八年，直到一九九五年退休。在山阴一中的二十年，是父亲教师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开始几年除代历史、地理外，还兼任班主任，后来就一直代历史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山阴一中聚集了一大批优秀教师，高考达线人数在原雁北十三县遥遥领先。史地成绩在全省是个弱项，唯有山阴县屡年立于不败之地，省教育厅曾派人来总结经验，打问教师情况。当得知父亲仅仅毕业于师范学校后，更为惊奇，问有何诀窍。父亲的回答是：没有啥诀窍，以老为实上自己的课。记得那些年月我探亲回家，操外地口音的学生及其家长络绎不绝，用门庭若市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许多时候，家里客人多得竟连我们兄妹都无立足之处。我的工作单位——雁北林科所的书记还托我的关系，把他的女儿送到山阴一中，成为父亲的学生。
父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一颗赤诚之心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一等待，达漫长的三十年。三十年里，父亲一直以人民教师的职责兢兢业业工作，认认真真负责。在近知天命之年，党组织才又向父亲敞开了大门。一九八四年，县委组织部周玉英副部长找父亲谈话：县委决定发展你加入党组织，分工培养的是县委杨礼副书记，杨书记准备在最近和你见见面，谈谈话……三十年，漫长的岁月，恍如一场梦，但苍桑之变又是三言五语说不清、道不完的。青春早已逝去，尽责尽职地教育学生成为父亲的宗旨，在杨礼同志找父亲谈话后，父亲重圆了夙愿。时隔三十年，父亲的热情和年轻时不可同日而语，但父亲对党没有丝毫的误解和埋怨：大同师范学习时，是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背负家庭莫须有的成份问题，反右时未被打成右派，文革时也未受到冲击；尽管文革前夜被批判，但内心深处不认为自己有罪，是拥护共产党的。二〇〇五年，我的儿子黄木被新杰中学确定为预备党员发展对象，我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共产党给了我们一家的今天，邓小平的政策让你们兄妹都有了不错的职业，还左顾右盼什么。同样是十八岁，祖孙两代人的入党遭遇让我好生感慨。
在山阴一中的许多年里，父亲连年被评为优秀教师、教学能手等。我曾指着自己成堆的奖状向父亲炫耀，父亲道：我不比你的少。相比较而言，我觉得父亲更注重自己的荣誉。退休十多年了，那些奖状还保存着。我知道，那一册册奖状，甚至那多得数不清的贺卡和信件，都能够引起父亲对往事的回忆，这就是一个人民教师的满足，这就是一个人民教师引以为自豪的资本。
父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当时的高级教师标准要求特严，须有本科学历且通一门外语，这两项父亲都不具备。无此二条件者，要有突出贡献。父亲就凭第三条评上了。许多年之后，时任县教育局书记的兰乃臻先生和父亲谈起当年评职称一事，说是时任县委书记的李满田同志曾把他叫去问父亲的情况，说父亲是当时县里唯一按突出贡献评上的，是李满田书记决定的。二〇〇一年李攀桂先生约我采访时任朔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李满田同志，攀桂先生向满田老书记介绍我的父亲后，老书记高兴地说：记得，记得，出名的老师。一名县委书记把当时许多下属的姓名都忘却了，但还记得一名普通教师的姓名，可见父亲在老书记心中的印象之深。
父亲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辛勤教学我是深有感触的，父亲没有因“财”施教的做法，在父亲的学生中，不乏县里各个阶层领导的子女，但父亲一概是一视同仁去对待。有的家长提出要给子女吃偏饭,父亲的回答是：把课堂上讲的记住就行了，没时间也没必要吃偏饭。有的家长提出要给予某些方面的照顾时，父亲也以不需要婉拒，不懂也不愿从学生身上谋取私利。父亲退休后在自家南房开了一个学生商店，一次去某批发部进货，店主见是父亲，便按他的进价给父亲取货。父亲不解，店主的妻子也不解。店主道：“黄老师，您不记得我，但我永远忘不了您。当年，您是我的班主任老师，我想往前面坐，托我的父亲给您送去三百元钱，您不仅没收，还批评了我父亲。作为您的学生，我绝不会从自己的老师身上挣钱。”最后倒弄得父亲不好意思，进了几次改换别处了。
还有一件事发生于去年九月份，九月十二日我与妻子送儿子去北京科技大学读书，与早已等候的二弟和小妹夫妇见面后，相约直奔学生公寓。在宿舍内的一张床上，发现一双鞋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黄木学弟，学姐找你好苦，幸亏我在此校工作，才有条件翻遍了登记册。你我素不相识，我的姐姐是你爷爷的学生，你的爷爷是我姐姐景仰的老师。姐姐听说黄老师的孙子考进了这所学校，特打电话让我予以照顾。此床位置好，我给你留下了，以后多联系。当我回家向父亲问起这位好心的同乡的姐姐时，父亲只是茫然地摇头。父亲记不起自己的学生，而学生记得住自己的老师，并主动伸出友爱之手。我想，父亲内心一定是感到欣慰的。
父亲对教学是精益求精的，责任感特强，备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父亲常对我们兄妹讲：我把自己肚子里的知识掏给学生的时候，那种快乐和满足你们是想象不到的。许多年里，父亲带两个补习班两个毕业班的课，每天早晨四邻灯未亮就起来备课。怕坐在教室后面的学生听不清楚，一直是高声大嗓地教学，一天下来，嗓子沙哑冒烟，但从无怨言。那些年，许多学生理科考不中转了文科，补上一年考走了。有的班除个别学生外，竟绝大部分考走。学生们接到录取通知书后，都会欣喜地向父亲报喜，而此时也是父亲每年最高兴的时候。当时一名教师不论代多少课，领的只是自己的基本工资，没有分文补助，但广大教师就是凭着无私的敬业精神去完成自己的使命，这在今天是没法可比的。山阴三中组建后，三中负责人向一中的王玉喜书记提出“用几名本科生换黄万年”，王玉喜书记的回答是“十名也不换”。的确，父亲为山阴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称“桃李满园”毫不夸张。教出多少英才父亲记不清，但我在工作过的单位或者闲聊走过的部门以至于饭桌上，没有一处没有父亲的学生，没有一处听不到钦佩和赞美声，我有以这样的父亲为荣。
父亲授课有父亲的特点，上课时，带一粉笔盒，里面是长短不一的粉笔。从不坐凳，讲课时总是高声大嗓，直立而讲，所讲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每逢讲到重要的地方，就打开带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父亲学问广博，但也有所侧重，在浩如烟海的史学领域里，更注重教学大纲。曾经有学生这样评价父亲的治学态度：“黄老师是一位辛勤的垦荒者，他不多说话，尤其不唱高调，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讲最重要的东西。”父亲刻苦治学，孜孜不倦，为备好一节课，常常翻阅大量的史书。而我也受父亲熏陶，由酷爱文学又加上了史学。父亲教学是认真负责的，绝少缀讲，几十年里，只请过几天假。讲课时虽只是平铺直述，但听者并不感到枯燥。每当下课铃响，学生都有时光流逝太快之感。所讲的内容，每年都有自己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课听上好几次，一些补习生都有新鲜感。
为人师者，善于此道的人能把每一页书每一节课都讲出新意来；为人生者，勤于生活的人能把每一天都咀嚼出一份新鲜来。人生就是穿越时光的隧道，农民在麦田里穿过春夏秋冬，工人在马达飞转中旋出晨曦昏晖，而教师则是在一间又一间的教室里宣讲人类超越时空的知识和智慧。写到此，我突然觉得父亲以及和父亲同一职业的教师们就像营造蜂巢的蜜蜂一样，既高尚又凄凉，因为任何一种贡献和崇高，都包含着一种牺牲，否则是不会打动人心的。
一九九五年，父亲办理了退休手续，和数年前退休的母亲，均告别了近四十年的三尺讲台。
一九七七年全家合影
父母亲对自己的晚年生活的安排是科学合理的。他们认为在党的领导下循规蹈矩工作了几十年，应该有个自由的晚年、自由的生活空间、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一个快乐的心情。所以退休后父亲先后婉拒了老领导崔满章先生、老同事赵润中先生继续任教的邀请。朔州市二中成立后，父亲的学生在该校任职，提出高薪聘父亲去，父亲也谢绝了。父母亲认为退休是人生一个新的起点，应该努力适应新的生活，避免沉浸在消极、悲观的不良情绪中。但退休后的生活不应该再有压力，应该随心所欲地生活，开创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安逸的生活不是父母亲的追求，东家出西家进闲聊，墙根下晒太阳，玩几把麻将扑克更不是父母的所爱。空虚的日子不好过，受人管制的日子不愿过，父亲便利用南房临街的优势，开设了一个学生商店，既在经济上有了收入，又每天仍然和学生们生活在一起，可使自己保持一颗不泯的童心，生活不但不寂寞，不失落，反而过得充实、快乐。因为有了快乐、充实的退休生活，所以父母亲觉得非常的幸福和满足。自己的事情自己作主，不用看谁的眼色行事。身体不舒服，有好的电视节目、或者思念在外的子女，不用向谁请示，关门即可。
许多昔日的同事、同学对父母的选择不理解：俩人都有退休工资，五个孩子都安排得不错，何苦来着。更有甚者认为是子女多逼得生活不了。其实，我们兄妹工作之后便经济自立，并在各自能力范围内孝顺父母，除其中有的因购房等重大开支需要外，大都不需要父母财务上的支持。父母亲认为一些家庭不和是因为钱造成的，尤其是多子女家庭，所以在钱的问题上做得很是开明。对子女的上学、建房予以支持且大家彼此都清楚。父母甚至想到了自己的后事，说：“一切都不用你们负担。”作为长子，我能和弟妹们各自成家后仍能相亲相爱、相牵相挂，这无疑是父母教育的结果，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父母亲的恩德。如今，早已步入中年的我仍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而看到两鬓如霜的父亲骑着一辆老式的自行车的忙碌身影，多次泪水盈眶。
父母亲认为虽然从教学工作的岗位上退下来，但人仍然没有离开社会，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作为一个知识型老人，要想跟上时代的变化，就得通过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他们结合自己的体会对我常讲：用不了十几年，你也要退休，也要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要学习新的科学知识，既可开阔视野，又有助于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和新学的知识继续为社会服务。经常看书看报可以促进用脑，“勤于用脑，老而不衰”，读书可以延缓脑的老化和血管硬化的过程。父母亲觉得退休后活动范围小了，接触社会事物少了，读书可以为自己开创一个新天地，不仅使自己“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而且有益于身体健康。
一九八二年全家合影
“莫嫌老圃愁容淡，且喜黄花晚节香。”宋代诗人韩琦的诗句，正是父母亲精神的真实写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父母亲人生品格之写照。
让我诚挚地祝愿亲爱的父母亲在生命秋天的每一个日子里都充满阳光，充满生机，充满活力。
二〇〇六年五月一日
作者简介
黄冀，山西省山阴县人。1961年出生于河北省阳原县，1976年山阴一中高中毕业后在雁北地区林科所插场工作十年之久。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原山阴县文联主席。著有《难忘那段情》《独来独往》《情不自禁》三部散文、随笔作品集，主编或共同主编有《山阴县志》《山阴军事志》《山阴老区志》《古城镇志》《北周庄镇志》《岱岳镇志》《青春岁月》《印象朔州》《玩转朔州》《朔州导游词》等，有多篇作品散见于各级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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