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一个地方要有文化，总得有个把名人，让那个地方的人倍感“与有荣焉”，也才有所谓的“文化自信”。从这点说，北海“隔篱村”钦州称得上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晚清的两位历史名人刘永福和冯子材就是钦州人。最近与他们有瓜葛的两件宝物“落”入北海囊中，收进了北海档案馆。它像你感觉到的，并不起眼，称得上稀拉平常。也难怪，这寿碟的产地原本就是钦州小江的民窑，也许你家里也有类似的旧物。“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名人遗物带着让后人了解历史的DNA。这一个因为它的主人是刘永福，便成了文化的载体。
捐赠宝物的许维基先生说，估计在知道它是刘永福的遗物前，顶多也才几块钱。这寿碟大约10年前被许先生寻获时，价格已“身登龙门”。当时藏家都已知道“刘渊亭”就是民族英雄刘永福的名号。寿碟底部有“丙辰刘渊亭置”字样。刘永福是钦州上思县人，生于1837年，卒于1917年，他经历了两个丙辰年（龙年），一个1856年，他19岁；一个是他去世前一年的1916年，他79岁。刘永福出身贫寒，砍过柴，当过水手，习过武，后来参加了金庸小说中写到的陈近南的“天地会”，最后成为“黑旗军”首领，留下了家喻户晓的“刘二打番鬼”的英雄传说。他一生征战，反清、逃越、招安、抗法、联清、抗日、联络孙中山革命，晚年辞官回到钦州三宣堂寓居。寿碟为做寿用品，穷苦出身的刘永福不可能在第一个龙年19岁过什么生日，它应是去世前一年在三宣堂做八秩大寿时定制。刘永福自称官至“武臣极地”，又众望所归。南方农村庆寿，逢十添一，八十大寿最为隆重，庆生的排场不难想象。为了大摆筵席，就近采购了这些厨房用品。“冯萃亭”是冯子材的字。不知道当初看走眼的，是应怨自己文化低，还是恨古人除了名还要弄个字。冯子材出生在距刘永福家数十公里的钦州沙尾村，他也曾是清朝“反贼”，接受招安后围剿过造反的老乡刘永福。因镇压太平军有功，后擢升为广西、贵州提督。中法战争时，年近七十的冯子材率军夺取镇南关，攻克越南文渊、谅山，大震国威，累官至太子少保。1903年病逝，归葬钦州。钦州涌现的这两位名人，都是抗击外敌的民族英雄，鸦片战争后的清末，正值百年变局、民族存亡之际，两人与左宗棠一起，成为维护统一的“鹰派”名将。冯子材的寿碗是景德镇瓷，明显更上档次，质地、釉色、图案、做工，相比刘永福那个寿碟，一个像天鹅，一个像丑小鸭。一个碟，一个碗，虽然都是庆生的厨房用品，却能看出两人“境况”不同。冯子材受招安早，是皇上任命的巡抚和提督，日常居间养成了一种“阔气”。刘永福被冯子材围剿时没有归顺大清，而是逃往越南接受阮朝招安，他虽在越南当官，却留辫子，穿清服，与清军联手大败法军获清廷授予提督，前头却有两个字：记名。许维基先生除了把这两件宝物捐赠北海档案馆，还把冯子材的一只寿盘、刘永福的一个寿盏送给了刚落成的北海博物馆（见下图）。许先生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钦州坭兴陶“收藏第一人”，几十年来，通过他自称的“赶尽杀绝”方法，把绝大部分“有来历”的坭兴陶都收入囊中。收藏是一件“由散到聚”再“由聚到散”的过程，大部分藏家都走不出这个“怪圈”，许先生是个例外。几年前他把经过故宫博物院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鉴定的“坭兴陶博物馆”大部分藏品，低价格转让给一家投资北海的房企，留在了北海。此外，还给北海博物馆、档案馆捐过其他一些踏破铁鞋寻到的文物。刘永福、冯子材籍贯钦州，清朝属于“广东廉州府”所辖，府治就是现在北海的合浦县城。北海档案馆、博物馆收藏这些宝物，并无不妥，只是不知道钦州是否更属意拥有它们。我一向认为，收藏家鉴物阅人无数，辨真析伪，思得虑失，都是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高人。我曾问过许先生，当初您那数千件珍贵的坭兴陶藏品为何没有落户钦州。许先生说，钦州坭兴陶博物馆开馆时，有人联系他挑选了数十件最有来头的精品展出，备受关注。他满心以为对方有收藏这批宝物的意愿，但展览结束后对方一改先前的热情，面也没见，打了个电话通知他自己把那些藏品拉了回来。“是我自己找车把东西运回来的。”许先生说，“家有千金，我要嫁女，总不能腆着脸去求聘吧？”也许这就叫“缘分”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收藏与婚姻一样，最讲缘分。没有与一地“失之交臂”，就不会成就另一地的“如意姻缘”。想起一件旧事：若干年以前，有个周末曾到钦州参观刘永福的三宣堂故居，里头空落落的。当时正搞什么活动，偌大的庭院，一群人正在挂着“钦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标语下，给来宾表演歌舞。我心里隐隐有些懊恼。如此宽敞的三宣堂故居，要是能搜寻到一些刘永福的遗物陈列出来，比争“始发港”的名头这样载歌载舞更有文化底蕴，也更体现让文物、历史和文化“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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